她是90後臺灣女孩劉安婷，在她23歲的時候，就擁有了所有人夢寐以求的成功人生。
憑全額獎學金考進名校，在外企擁有百萬年薪，而且她還顏值在線，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美女學霸了。
也許在大家眼中，她未來的人生也許會一直按照這個軌道發展下去。
但沒想到，後來她卻放棄了這一切，轉而投身到了臺灣偏遠的鄉村，成為了一名女教師。
她的經歷也告訴我們：23歲之前她是別人眼中的人生贏家，23歲之後，她才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意義，成為了用愛去照亮別人人生的人。
今天也想和大家分享她的故事。
從小她就是人們眼中“別人家的孩子”，品學兼優，八門考試，她有六門是滿分。
因為學習優秀所以難免會自負，所以那時的她就被全班孤立了。
用她的話說就是：“班裡56個人都不願當我的朋友，我難過極了。那之前我好像是一隻刺蝟，人家都不太敢靠近我。”
所以她就將全部心思都用在學習上，每次考試她都是當之無愧的第一。
而成績雖好，但高中的壓力依舊很大。有時她也會想自己為什麼要被這樣的系統束縛：
每天穿一樣的衣服，用一樣的課本，目標是成為一樣的人。但從來沒人告訴過我們，究竟為何要成為那樣的人。
難道，沒有其他選擇了嗎？
後來高一暑假，她去到了斯坦福大學暑期交流一段時間，原本她只當去學英文，沒想到卻在這裡發現了前所未見的世界。
她第一次發現，學生在課上就可以隨時打斷老師發表意見，跟教授頂嘴卻被誇獎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犯了錯反而會被鼓勵繼續嘗試。
而美國的孩子雖然學習壓力也很大，但他們卻都比臺灣的孩子快樂好多。
在這裡見到的種種，都帶給她極大的震撼，因為這裡的一切對一個臺灣體制長大的孩子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於是從美國回來後，她就告訴父母說，自己以後不想繼續留在臺灣了，想到美國那樣的環境中去讀大學。
這樣的決定自然遭到所有人的反對，她的有些親戚還說，大家都要考臺大，憑什麼你跟別人不一樣？
不過她的父母卻願意放手，讓那時才16歲的她去嘗試。
但同時也開了兩個條件：
臺灣的學測不能放棄，要達到可以進第一志願的成績。
拿到國外的獎學金，才能支付昂貴的學費。
雖然這兩件事機率加起來幾乎是零，但那時的她卻打定主意，一門心思想要實現去美國唸書的夢想。
所以她每天都拼命學習，一天幾乎只睡 3、4 小時，同時準備兩邊的聯考。
後來她還把自己的備考經歷，寫成了一本書。
最終，高中畢業那年，她不僅被保送到臺大，還收到9所美國名校的錄取通知書。
她也如願以償進了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頓，拿到全額獎學金。
大學的四年裡，因為她學的專業和學校氛圍，她開始有更多機會去各個國家參與義工活動。
大一的暑假她就去到了非洲的加納，在那裡做兩個月的小學老師。
來到這裡，她就發現教室非常落後，地板是泥土，黑板是黑色油漆塗成的。學生們因為穿著的制服都是捐的，所以不曾合身過。
在上課時間，只有一半的孩子在做筆記，不是孩子們不認真，是因為只有一半的孩子有筆。
雖然孩子們面臨的環境非常惡劣，但是看到一個外國來的老師總是很興奮的。
不過剛進教室的時候，就有學生和有其他老師提醒她，說有一個叫瑪麗的學生從來沒給任何老師好臉色，如果硬要管教，可能還會被瑪麗揍。所以大家都讓她小心一點。
但她卻沒將這些話放在心上，反而堅持每天進教室都要跟瑪麗說：“Hello Mary，how are you?”
就這樣一直用這句話打招呼，講了四個星期，瑪麗一點反應都沒有，從來不理她。
而她骨子裡的倔強勁也被激發了，又堅持說“Hello Mary”講了一星期，這次瑪麗突然抬起頭說：“I’m not good！”
於是她就想問下去，但瑪麗卻不再講話了。
又過了兩個星期，當她再和瑪麗打招呼時，瑪麗忽然又抬起頭說：
“I’m not good，My mother hit me！”（我不好，我媽媽打我！）
之後瑪麗再也沒有和她講一句話，而她兩個月的任期很快就到了。
到了她教學的最後一天時，她走進教室和學生們說再見，說完再見就往校門口走了。
就在走到一半的時候，她忽然聽到背後有“噠噠噠”的跑步聲，當轉過身去看，發現瑪麗正朝自己跑過來。
當時她就嚇了一跳，下意識以為瑪麗要過來揍自己。
而因為那天下著毛毛雨，所以地上都是泥濘，她的腳上也都是泥土。
令她沒想到的是，當瑪麗追上她的時候，卻沒說一句話，反而蹲下來用手把她腳上的泥土一點點地抹掉，然後站起來往教室跑回去了。
這是她最後一次看到瑪麗，當看著瑪麗跑回去的身影時，她第一次驚訝地意識到，帶給一個孩子改變的契機，竟然會是自己不經意、不起眼的一句“你好嗎？”
而她也不禁問自己：“如果今天我可以為瑪麗留下來的話，那麼是否她的故事，我的故事，都會有所不一樣呢？”
這次的經歷帶給了她很深的感悟，於是當2010年海地大地震後，她義無反顧的去了海地做義工。
到海地的時候，離大地震已經過去一年，但是當地仍然窮到連總統府都沒有辦法修，窮到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埋葬自己的親人。
總統府
所以那裡有十幾萬人的屍體就丟在一個大坑裡，一起埋葬，甚至窮到三分之一的全國人口，仍然住在帳篷搭的難民營裡。
只有帳篷沒有房子
她去到海地，就是在難民中當英文和法文的老師。
而她到這裡感觸最深的是，在看過人們所經歷的一切之後，她覺得自己非常的渺小。
埋在大坑的屍體
她不知道有什麼道理可以教給孩子們，所以除了上課的時間之外，她大部分時間很少講話。
她每次都是去一個又一個的帳篷裡，聽學生們講故事，陪他們一起哭，陪他們一起笑。
當後來回到美國之後，她在海地的學生們依舊會想辦法用網絡和她保持聯絡。
其中有一個學生，他其實年紀比她沒有小几歲，他用法文跟她說：“老師，我從來沒有停止講過你的故事。”
她很疑問說：“我沒有什麼故事，你明明知道我很少講話，我哪來的故事跟你講。”
而令她驚訝的是，學生接下來又講了下面這一番話：
“老師，因為就只有你來的時候，沒有滿腔的大道理要講給我們聽。
只有你來用你的聆聽告訴我們，我們的生命就算沒有辦法改變了，但都有他們的既有價值。”
聽完這番話，她才明白有時孩子們最需要的不是錢、不是物，而是那被人們忽略的傾聽和陪伴。
當回想起孩子們一張又一張的燦爛笑靨，她不由的問自己：擔任短期志工，究竟能為這些缺乏教育資源的孩子做些什麼呢？
這些經歷也更加讓她堅定，未來她就想要從事教育公益事業。
但這時學校裡一個曾跟她一起做公益的學長建議她，先去普通的盈利公司工作。
他說：“你沒有在其中工作過，怎麼能否定它們的價值呢？
它們之所以作為社會的大多數存在，一定有道理，你去其中體會過，才能更理解這個社會。”
於是大學畢業後，她就在新澤西一家醫療諮詢公司做管理顧問，年薪過百萬。
一年時間內她學到很多東西：如何跟客戶打交道？怎麼解決突發的問題和困難？一家企業到底應該如何運轉？
但工作做得遊刃有餘，她卻始終無法從中找到成就與歸屬感。
最後她辭掉了這份工作，決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她回到了臺灣，從自己的故鄉開始，來改善偏遠地區孩子們的教育問題。
在經過調查後，她發現孩子裡每9個就有一個是所謂的弱勢兒童，這些孩子飢餓的受虐的，甚至因為爸爸媽媽是新住民而受到歧視的都有。
而在教育的問題裡，人們都會覺得這些孩子最需要的是新的制服，新的書包，新的筆記本。
但大多數人卻忘了，孩子們最需要的就是願意陪伴在他們身邊的老師。
因為偏遠鄉村的孩子們基本不缺吃不缺穿，社會上的人會為他們捐款、捐書、捐電腦，但這個地方卻常年缺老師。
每一年臺灣有多少的年輕人擠破頭想要當老師。可是“為什麼我們會找不到人去偏鄉做這麼重要這麼被需要的工作呢。”
為了能改善這個現狀，她覺得自己要做些什麼了。
後來她成立了一個非盈利組織“Teach for Taiwan”，主要為了解決臺灣，偏遠山區的教育問題。
她號召年輕人承諾至少兩年做教學工作，真正走進鄉村為孩子們提供陪伴和教育。
兩年之後，這些年輕人再投入社會中的各類崗位，成為老師、公務員、NGO工作者，通過各種渠道來為鄉村教育發聲。
第一年她就開始了教師招募，計劃的20個名額，最終卻收到了200封簡歷。
她也幾乎是一邊哭一邊看完每個人在簡歷中寫的信。
這時她才知道原來在臺灣有這麼多願意參與其中的年輕人，只是他們缺乏一個團隊把他們聚攏來。
她用5年的堅持，將這個組織發展到6個人的團隊，還培訓和輸送93名老師，為超過 2800個孩子上過課。
2016年她因此還入選福布斯影響力名人榜，成為具有改變世界的潛力的90後臺灣女孩。
有人問是什麼力量，能支持她一直堅持做這件事情。
也許特蕾莎修女的禱告詞就是她的答案：神啊，求你將我的心完全破碎，好讓我的心擁有整個世界。
在她讀大學之前，她覺得自己已經找到了人生的目的。那時的她不僅想考全臺灣第一名的大學，還想要考全世界第一名的大學。
終於她考上了全世界最好的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還是臺灣唯一一個考上的人。
似乎每個成功者，都會有這樣一種野心：那就是不斷地去吃下一塊更大的餅乾，總有一天可以吃到這個世界上最大、最飽滿的餅乾。
曾經她以為這就是她所追求的人生了，直到她感覺自己的心因為瑪麗而糾結、因為地震的殘酷而覺得自己渺小時，她的心卻有一種非常莫名的飽足感。
這時她才發現：原來自己從小到大所相信、所奉持的“餅乾定律”是錯的。
正如我們的社會告訴我們的孩子，“孩子，餅乾越多，快樂越多！”
所以我們不斷地、竭盡所能地去吃各種各樣的餅乾，不論這個“餅乾”是成績、是成就、是外表，是任何讓我們應該可以滿足的東西，我們做這樣的事情，好讓我們比別人更快樂。
但當你狼吞虎嚥吃掉餅乾後，卻發現自己忽視了身旁的世界，感受不到身旁的溫度。
所以當瑪麗和海地的孩子們開始破碎的時候，她反而開始恢復了知覺。
這時候，她才體悟到：原來最令人飽足的餅乾是破碎的餅乾，最快樂的自己是最柔軟的自己。
生命的破碎原來是為了給予，生命的破碎原來是為了祝福別人，更祝福自己。
當我們的心能夠破碎的時候，世界就不再是我們之外，世界才會開始湧到我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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