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90后台湾女孩刘安婷，在她23岁的时候，就拥有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成功人生。
凭全额奖学金考进名校，在外企拥有百万年薪，而且她还颜值在线，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美女学霸了。
也许在大家眼中，她未来的人生也许会一直按照这个轨道发展下去。
但没想到，后来她却放弃了这一切，转而投身到了台湾偏远的乡村，成为了一名女教师。
她的经历也告诉我们：23岁之前她是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23岁之后，她才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成为了用爱去照亮别人人生的人。
今天也想和大家分享她的故事。
从小她就是人们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品学兼优，八门考试，她有六门是满分。
因为学习优秀所以难免会自负，所以那时的她就被全班孤立了。
用她的话说就是：“班里56个人都不愿当我的朋友，我难过极了。那之前我好像是一只刺猬，人家都不太敢靠近我。”
所以她就将全部心思都用在学习上，每次考试她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而成绩虽好，但高中的压力依旧很大。有时她也会想自己为什么要被这样的系统束缚：
每天穿一样的衣服，用一样的课本，目标是成为一样的人。但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们，究竟为何要成为那样的人。
难道，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后来高一暑假，她去到了斯坦福大学暑期交流一段时间，原本她只当去学英文，没想到却在这里发现了前所未见的世界。
她第一次发现，学生在课上就可以随时打断老师发表意见，跟教授顶嘴却被夸奖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犯了错反而会被鼓励继续尝试。
而美国的孩子虽然学习压力也很大，但他们却都比台湾的孩子快乐好多。
在这里见到的种种，都带给她极大的震撼，因为这里的一切对一个台湾体制长大的孩子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于是从美国回来后，她就告诉父母说，自己以后不想继续留在台湾了，想到美国那样的环境中去读大学。
这样的决定自然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她的有些亲戚还说，大家都要考台大，凭什么你跟别人不一样？
不过她的父母却愿意放手，让那时才16岁的她去尝试。
但同时也开了两个条件：
台湾的学测不能放弃，要达到可以进第一志愿的成绩。
拿到国外的奖学金，才能支付昂贵的学费。
虽然这两件事机率加起来几乎是零，但那时的她却打定主意，一门心思想要实现去美国念书的梦想。
所以她每天都拼命学习，一天几乎只睡 3、4 小时，同时准备两边的联考。
后来她还把自己的备考经历，写成了一本书。
最终，高中毕业那年，她不仅被保送到台大，还收到9所美国名校的录取通知书。
她也如愿以偿进了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拿到全额奖学金。
大学的四年里，因为她学的专业和学校氛围，她开始有更多机会去各个国家参与义工活动。
大一的暑假她就去到了非洲的加纳，在那里做两个月的小学老师。
来到这里，她就发现教室非常落后，地板是泥土，黑板是黑色油漆涂成的。学生们因为穿着的制服都是捐的，所以不曾合身过。
在上课时间，只有一半的孩子在做笔记，不是孩子们不认真，是因为只有一半的孩子有笔。
虽然孩子们面临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是看到一个外国来的老师总是很兴奋的。
不过刚进教室的时候，就有学生和有其他老师提醒她，说有一个叫玛丽的学生从来没给任何老师好脸色，如果硬要管教，可能还会被玛丽揍。所以大家都让她小心一点。
但她却没将这些话放在心上，反而坚持每天进教室都要跟玛丽说：“Hello Mary，how are you?”
就这样一直用这句话打招呼，讲了四个星期，玛丽一点反应都没有，从来不理她。
而她骨子里的倔强劲也被激发了，又坚持说“Hello Mary”讲了一星期，这次玛丽突然抬起头说：“I’m not good！”
于是她就想问下去，但玛丽却不再讲话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当她再和玛丽打招呼时，玛丽忽然又抬起头说：
“I’m not good，My mother hit me！”（我不好，我妈妈打我！）
之后玛丽再也没有和她讲一句话，而她两个月的任期很快就到了。
到了她教学的最后一天时，她走进教室和学生们说再见，说完再见就往校门口走了。
就在走到一半的时候，她忽然听到背后有“哒哒哒”的跑步声，当转过身去看，发现玛丽正朝自己跑过来。
当时她就吓了一跳，下意识以为玛丽要过来揍自己。
而因为那天下着毛毛雨，所以地上都是泥泞，她的脚上也都是泥土。
令她没想到的是，当玛丽追上她的时候，却没说一句话，反而蹲下来用手把她脚上的泥土一点点地抹掉，然后站起来往教室跑回去了。
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玛丽，当看着玛丽跑回去的身影时，她第一次惊讶地意识到，带给一个孩子改变的契机，竟然会是自己不经意、不起眼的一句“你好吗？”
而她也不禁问自己：“如果今天我可以为玛丽留下来的话，那么是否她的故事，我的故事，都会有所不一样呢？”
这次的经历带给了她很深的感悟，于是当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她义无反顾的去了海地做义工。
到海地的时候，离大地震已经过去一年，但是当地仍然穷到连总统府都没有办法修，穷到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埋葬自己的亲人。
总统府
所以那里有十几万人的尸体就丢在一个大坑里，一起埋葬，甚至穷到三分之一的全国人口，仍然住在帐篷搭的难民营里。
只有帐篷没有房子
她去到海地，就是在难民中当英文和法文的老师。
而她到这里感触最深的是，在看过人们所经历的一切之后，她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
埋在大坑的尸体
她不知道有什么道理可以教给孩子们，所以除了上课的时间之外，她大部分时间很少讲话。
她每次都是去一个又一个的帐篷里，听学生们讲故事，陪他们一起哭，陪他们一起笑。
当后来回到美国之后，她在海地的学生们依旧会想办法用网络和她保持联络。
其中有一个学生，他其实年纪比她没有小几岁，他用法文跟她说：“老师，我从来没有停止讲过你的故事。”
她很疑问说：“我没有什么故事，你明明知道我很少讲话，我哪来的故事跟你讲。”
而令她惊讶的是，学生接下来又讲了下面这一番话：
“老师，因为就只有你来的时候，没有满腔的大道理要讲给我们听。
只有你来用你的聆听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就算没有办法改变了，但都有他们的既有价值。”
听完这番话，她才明白有时孩子们最需要的不是钱、不是物，而是那被人们忽略的倾听和陪伴。
当回想起孩子们一张又一张的灿烂笑靥，她不由的问自己：担任短期志工，究竟能为这些缺乏教育资源的孩子做些什么呢？
这些经历也更加让她坚定，未来她就想要从事教育公益事业。
但这时学校里一个曾跟她一起做公益的学长建议她，先去普通的盈利公司工作。
他说：“你没有在其中工作过，怎么能否定它们的价值呢？
它们之所以作为社会的大多数存在，一定有道理，你去其中体会过，才能更理解这个社会。”
于是大学毕业后，她就在新泽西一家医疗咨询公司做管理顾问，年薪过百万。
一年时间内她学到很多东西：如何跟客户打交道？怎么解决突发的问题和困难？一家企业到底应该如何运转？
但工作做得游刃有余，她却始终无法从中找到成就与归属感。
最后她辞掉了这份工作，决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她回到了台湾，从自己的故乡开始，来改善偏远地区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在经过调查后，她发现孩子里每9个就有一个是所谓的弱势儿童，这些孩子饥饿的受虐的，甚至因为爸爸妈妈是新住民而受到歧视的都有。
而在教育的问题里，人们都会觉得这些孩子最需要的是新的制服，新的书包，新的笔记本。
但大多数人却忘了，孩子们最需要的就是愿意陪伴在他们身边的老师。
因为偏远乡村的孩子们基本不缺吃不缺穿，社会上的人会为他们捐款、捐书、捐电脑，但这个地方却常年缺老师。
每一年台湾有多少的年轻人挤破头想要当老师。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找不到人去偏乡做这么重要这么被需要的工作呢。”
为了能改善这个现状，她觉得自己要做些什么了。
后来她成立了一个非盈利组织“Teach for Taiwan”，主要为了解决台湾，偏远山区的教育问题。
她号召年轻人承诺至少两年做教学工作，真正走进乡村为孩子们提供陪伴和教育。
两年之后，这些年轻人再投入社会中的各类岗位，成为老师、公务员、NGO工作者，通过各种渠道来为乡村教育发声。
第一年她就开始了教师招募，计划的20个名额，最终却收到了200封简历。
她也几乎是一边哭一边看完每个人在简历中写的信。
这时她才知道原来在台湾有这么多愿意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只是他们缺乏一个团队把他们聚拢来。
她用5年的坚持，将这个组织发展到6个人的团队，还培训和输送93名老师，为超过 2800个孩子上过课。
2016年她因此还入选福布斯影响力名人榜，成为具有改变世界的潜力的90后台湾女孩。
有人问是什么力量，能支持她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
也许特蕾莎修女的祷告词就是她的答案：神啊，求你将我的心完全破碎，好让我的心拥有整个世界。
在她读大学之前，她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生的目的。那时的她不仅想考全台湾第一名的大学，还想要考全世界第一名的大学。
终于她考上了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还是台湾唯一一个考上的人。
似乎每个成功者，都会有这样一种野心：那就是不断地去吃下一块更大的饼干，总有一天可以吃到这个世界上最大、最饱满的饼干。
曾经她以为这就是她所追求的人生了，直到她感觉自己的心因为玛丽而纠结、因为地震的残酷而觉得自己渺小时，她的心却有一种非常莫名的饱足感。
这时她才发现：原来自己从小到大所相信、所奉持的“饼干定律”是错的。
正如我们的社会告诉我们的孩子，“孩子，饼干越多，快乐越多！”
所以我们不断地、竭尽所能地去吃各种各样的饼干，不论这个“饼干”是成绩、是成就、是外表，是任何让我们应该可以满足的东西，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好让我们比别人更快乐。
但当你狼吞虎咽吃掉饼干后，却发现自己忽视了身旁的世界，感受不到身旁的温度。
所以当玛丽和海地的孩子们开始破碎的时候，她反而开始恢复了知觉。
这时候，她才体悟到：原来最令人饱足的饼干是破碎的饼干，最快乐的自己是最柔软的自己。
生命的破碎原来是为了给予，生命的破碎原来是为了祝福别人，更祝福自己。
当我们的心能够破碎的时候，世界就不再是我们之外，世界才会开始涌到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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