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聖才/文
奴婢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最為悠久的惡俗。大戶人家把窮人的女兒，從七八歲買進來當牛作馬，百般虐待，往往迫害致死。有幸活到一定年齡，不是收留為妾，便是販賣為娼，婢女命運之慘痛，甚於美國的黑奴。
許春草對婢女的不幸遭遇，從幼年時代，就有強烈的同情。在他八九歲的兒童時期，看見大戶人家鞭打、虐待婢女，就為她們流淚。有一天黃昏時刻，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女孩，提個小籮筐，寒風瑟縮中躲在路旁哀哭。小春草驚問何故？女孩說，她家主人給她三個銅錢要她買醬菜，被人搶去了，沒有錢買醬菜，回家會捱打。小春草想一想，記得身上正好有三個壓歲錢——這是他唯一的私產，二話沒說，解開帶子，就把那三枚被他磨玩得金光燦爛的“大康熙”塞進女孩手中，說聲“給你”就自個兒走了。雖然從現在看起來，是件小事，可是在那個時候，窮孩子捨得了一個“大康熙”就不是簡單的事。
皈依基督教之後，看見人家虐待婢女，許春草總是按捺不下內心的怒火，經常出面干涉。有一次他被婢女的主婦搶白著說：“婢女是我用錢買來的，要打要殺你管不著！”這一句話，觸動了他的深思：“用錢買來的人，便可以打殺自由？”這個理由，對他來說，不是味道。因此，他立下志願：“有朝一日，我有了力量，首先就要解放婢女，如同林肯解放黑奴！”
“”就是在這種志願下組織起來的。
許春草有個堅強的意志與信心。無論做什麼事，經過他深思熟慮，迫切禱告，認為符合上帝旨意，無論碰到多大的阻力和困難，以及受到何種挫折，絕不退卻，絕不屈服。
如上面所敘述過的討袁、討賊和同教會內的黃植庭的鬥爭，就是這樣取得勝利的。“中國婢女救拔團”的設立，也是同樣考慮過而建立起來的。他考慮到：凡是養得起婢女的人家，都是家庭擁有資產的富豪和有權有勢的官僚家庭，虐待婢女的，自然也就是這些人。中國婢女救拔團的出現，就站在他們的對立面。面對官僚和富戶的雙重壓力，能撐得住，支持下去嗎？
當他考慮到這裡，過去在社會上聽到的婢女被毆打的皮鞭聲，悲慘的哀哭聲，
重新刺進他的耳朵，他認清這是上帝的呼召，他責無旁貸，決心幹下去！
1929年，許春草在鼓浪嶼筆架山觀彩石召開一次“群眾”大會，倡議成立“中國婢女救拔團”解放婢女。雖然響應號召主動前來參加的不上百人，但許春草嚴肅而鄭重宣佈開會。他站在講臺上，慷慨激昂，控訴蓄養婢女的罪惡，譴責一切蓄養婢女的人家。他在舉例中，涕淚滂沱，聽眾同聲飲泣。他的最後一句結束語說：“願有良心的兄弟姐妹們，跟著我來！天父支持我們！”
中國婢女救拔團發表宣言，痛斥蓄婢制度，要求養婢人家立即解放婢女。該團提出幾個辦法：
1.讓婢女進學校讀書，以進學校為標準。課餘回家，仍可幫理家務；
2.婢女不堪虐待的可以逃來救拔團，由救拔團收容教育，給以衣服膳食，並保證其生命安全，健康成長；
3.受到殘酷虐打中的婢女，中國婢女救拔團要以武力搶救，不惜犧牲；
4.中國婢女救拔團設立收容院。婢女進院，改稱院生，按年齡程度接受教育，夠上中學程度的，保送入中學。達到結婚年齡的任其自由選擇配偶，由救拔團主持婚禮。
這份宣言，印發五千張，分發廈門、鼓浪嶼各界人士，震撼了統治階級和蓄婢家庭，這麼一來，他們不能再養婢女，不能再隨心所欲打罵、糟蹋婢女了。有人說：“許春草又在造反了！”
被觸怒的黨政軍警及司法當局召開緊急會議，黨部提出，按法令，中國婢女救拔團沒有履行民眾團體登記，是不合法的組織，所有軍政法機關，有權加以取締和鎮壓。由此，社會上就產生各種議論：法院宣佈，婢女救拔團及其領導人觸犯了刑法的破壞家庭罪，應受法律處分。
廈門海軍警備司令部，通過鼓浪嶼會審公堂，要鼓浪嶼工部局取締婢女救拔團。擁護救拔團的，大部分是學校學生，普通商人和勞動工人，小商小販。當時在廈門出版的報紙，都在當權者控制之下，幾乎沒有一家仗義執言或刊登救拔團的文字。中國婢女救拔團在這種情況下，有如亂石堆中的雞蛋，隨時都有被粉碎的可能，這是許春草早已料到的。對此，他屹然不為所動，沉著應付，他一天有幾次為中國婢女救拔團禱告！
政治壓力夠重的了，但經濟壓力更加嚴重。許春草組織婢女救拔團的時候，正是福建討賊軍收場之後，他典盡賣空自己歷年積下來的微薄的家當，用來遣散奉孫中山先生命令解散的內地民軍，免流落為害地方。
1930年，是他一生經濟最窮困的時期之一。
養婢之家，盡是富戶，加上政府威脅，沒有辦法向外募捐。為了打破這個難關，許春草懇切禱告，得到一次屬靈的啟發，要獨力支援救拔團及收容院的經費二年，不得向人募捐。於是他只好借債來維持這項事業。除每年兩次演劇義賣劇票外，沒有任何方面的捐款。
在這個問題上，我必須順便表揚一位慈善家——廈門同英布店的東家卓全成先生。他雖然是個資本家，但家裡沒有養婢，對許春草的救拔婢女行動，極為同情。他主動引進織布機數架捐贈收容院，教導學生學會織布，並代包銷，將收入悉數交與許春草，作為收容院的維持費，減輕了許春草的債務。
許春草逝世後，卓全成說，許春草所辦事業，他無條件贊成。因為他所作所為，都符合基督的道理。
在表揚卓全成先生的同時，我還得記下一筆鼓浪嶼救世醫院的貢獻。
鼓浪嶼救世醫院是基督教醫院。醫生護士多數是熱心基督徒。他們對婢女救拔團的宗旨，非常同情。有些醫生護士，參加了婢女救拔團為團員，不辭勞瘁為收容院院生服務。
收容院章程，凡婢女不堪虐待，逃進收容院，辦理登記之後，負責職員便分頭通知許春草和醫生，他們通常是先後趕到收容院。由醫生檢驗難女身體，填好受傷表格，並簽名負擔法律上證人責任。多數難女都是遍體鱗傷，履次使許春草獨自傷心，淚下如雨。有重傷難女，許春草立即送往醫院治療，得到醫生護士的特殊照顧。醫院當局，還酌情優待醫藥費。在醫生護士的大力支持下，七八年間，除了一個重傷難女不治身死外，二百餘名院生，沒有發生過病情事故。
為了解放婢女，許春草一方面要抵抗地方當政軍法的壓迫，一方面要同養婢女的豪紳作各種形式的鬥爭。除了宣傳工作外，有時還得碰硬，作武力的鬥爭。救拔團宣告成立的第三個星期，便有一個廈門海軍警備司令部副官王經的婢女，前來請求庇護，許春草照章予以收容。
這就引起了一場風波，一個副官，本來算不得什麼，但是這個副官，卻是警備司令林國賡的外甥，氣焰就比一般豪紳高得多。按照救拔團的章程；婢女前來請求庇護，該團立即發函通知養婢人家，並在報紙上發表新聞，宣告這位婢女已在救拔團受到保護，得到解放。
王經接到通知，又於第二天看見新聞報道，大發雷霆，對許春草大有滅此朝食之勢。他首先派人前來交涉，要求發還婢女，許春草告訴來人：“我們婢女救拔團沒有發還婢女的章程。”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王經便申報他的司令舅舅，要派海軍陸戰隊武裝來奪人，但許春草對此早有準備，召集會員數百人(那時候簽名志願參加中國婢女救拔團的群眾，已四千餘人，其中有少壯建築工人兩千人左右)各執棍棒，武力保護婢女收容院，等待抵抗。但是婢女收容院設在鼓浪嶼，當時還是租界，海軍陸戰隊未經洋人的許可，不敢進入。只好通過會審公堂照會工部局，控告許春草拐誘王家婢女，囚禁於收容院，要求派巡捕起贓。
許春草在鼓浪嶼基督教有一定的信譽，還有幾次較量過洋人，所以工部局對會審公堂說：“這樣的一種問題，你們中國人自己去調解為好。”——等於拒絕廈門的要求。會審公堂出面要求和許春草對話。許春草派了一個團員去見他。會審公堂見勸說無效，威嚇救拔團代表：如不把婢女從速送還王副官，許春草就別想再過廈門，一到碼頭，就要逮捕。
許春草聽後一笑置之，既不放還婢女，也不會“不去廈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後浪比前浪更大更兇。廈門臺灣流氓頭子林滾的婢女逃來請求庇護。1930年，是“九一八”事件的前一年。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在千方百計製造事端為口實，藉機侵犯我國。林滾立即報告日本駐廈領事館，要求工部局搶人。日本領事知道許春草不好惹，叫林滾先禮後兵，前來說情。
來人告訴許春草，林滾說你創立中國婢女救拔團是好事，他極贊成，但是現在把他的婢女抓去，又登報宣傳這件事，使林滾大失面子。我們知道林滾在廈門也有一定的勢力，萬一釀成事端，不就是第二個吳臺械鬥麼？如果你肯把婢女送還林滾，給他一點面子，他準備向婢女救拔團捐助一筆經費。許春草告訴那位“公親”：“你們這些話正符合一句俗話，叫作‘威脅利誘’。我如果怕威脅，就不敢宣言解放婢女；我如果可以受人收買，我早就是一個百萬富翁了。我願意林滾先生首先動手。”
這一仗舌戰，又告勝利，林滾自動收兵。
應付海軍警備司令部副官王經和臺灣流氓頭子林滾等威脅，固然不易，但要應付金錢勢力，更加為難。有一位地方首富的婢女逃進收容院，他看到救拔團的通知和報上新聞之時，擺出架勢，要和許春草拼個死活。他公開對人家說：“我寧可傾家蕩產，也要爭這口氣！”果然，錢能使鬼推磨，他用重金聘請律師向法院控訴，又以重金賄賂法官為他張目。
在三個月中，廈門法院連續簽發二十幾張傳票，傳訊許春草。許春草拒不應傳。直至接到第二十九張傳票，才由救拔團推出一個代表，到庭應訊。事前消息傳開，雙十中學、大同中學、中華民學學生和建築工友數百人爭先恐後到法院觀審。法庭擠滿人群，連大門都被塞住。
開庭之時，那個臭名周知的法官歐陽漢，嚇得面無人色，語不成章。
為了報答賄賂，宣稱“中國婢女救拔團沒有向政府登記，是不合法的民眾團體，不許活動”。但救拔團代表即以法庭為講壇，痛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虐待婢女、侵犯人權的罪行。群眾高呼口號，法官歐陽漢驚惶退庭。
許春草鑑於法院的腐敗，倡議組織廈門清除法院貪汙群眾大會，成立委員會，號召各界人士揭發法院敲詐勒索、貪汙腐化的罪行。廈門地方法院從來就是一潭汙水，經不起這一攪拌，在一星期中，被揭發的貪汙案件達百餘起。清除法院貪汙委員會每日以簡報形式，加以揭發。法院無地自容，居然放火燒掉整座法院，消滅罪證。
這是許春草反奴隸鬥爭的又一個回合。
經過以上幾個戰役的勝利，許春草為中國婢女救拔團樹立起威信。人們都知道許春草所領導的救拔團，是不與罪惡妥協的。要麼主動解放婢女，要麼承擔婢女逃入收容院請求庇護的風險，已成為養婢女人家必須考慮的問題。中國婢女救拔團未設立之先，鼓浪嶼工部局原設有“濟良所”一所，收容被虐待的婦女，但因主持人徇私舞弊，經常將請求庇護的婢女和私娼等發還養婢之家和娼寮，造成不少慘案。以後婢女和其他難女，視“濟良所”為“死穴”，再不敢來請求庇護了。
許春草有鑑及此，絕對不許婢主說項求情，連自己的親戚，有婢女逃進收容院，亦不讓索討，徹底保護她們安全。然而，他因此樹敵甚多，不止一次地受到鼓浪嶼工部局的警告。
1930年，日內瓦國際聯盟的“反對奴隸制度組織”一個考察團前來遠東考察。到上海時，聽到中國婢女救拔團的情況，特繞道前來參觀，肯定許春草的救拔團符合反對奴隸制度的宗旨，要求鼓浪嶼領事團通知工部局，不得干擾，方減少了一些壓力。
由上海中華國民抗毒會總幹事黃嘉惠支持，救拔團租用原德國在鼓浪嶼旗尾山的領事館舊址為婢女收容院。解決院址問題之後，婢女陸續投奔來院多至二百餘人。許春草按照救拔團章程，予以教養及擇配。
抗日戰爭開始，許春草縱身投入抗日活動，離開廈門到內地去。將收容院交予鼓浪嶼國際難民救濟會維持。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佔領鼓浪嶼，中國婢女救拔團及它的婢女收容院被日軍解散。
中國婢女救拔團自成立至被日軍解散前後雖然不到十年，收容婢女不上三百人，活動範圍只限於廈門及鼓浪嶼，但這一運動，不但在地方上有了重大的影響，即對中國根深蒂固的蓄婢陋俗，也進行了有效的打擊。
廈門和鼓浪嶼所有蓄婢家庭，紛紛主動解放婢女，讓他們進學校讀書。沒有送去讀書的，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樣愛打就打、愛殺就殺。左右鄰居互相告誡說：“不要打了，給許春草知道會麻煩的。”因為救拔團曾經十幾次動員數以百計的少壯團員，攻進婢女被拷打哀聲淒厲的豪紳住宅，搶救正在被嚴刑酷打中的婢女，將她們護送到收容院。
並且許春草在每年的五一節和雙十節舉行示威遊行，用喊話筒沿途呼召：“不堪虐待的婢女，來參加遊行隊伍，爭取自由。”也收到一定的效果。這些活動及其成果，救拔團經常印發簡報，分送全國各地，擴大宣傳，不斷收到群眾、個人及團體來信，表示同情並給予支持。
本書摘自《張聖才口述歷史》，張聖才著，點擊閱讀原文購買本書
閱讀更多 新民說iHuman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