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守仁生前住在一個不到10平米的房間裡，屋門朝東，裡面擺了兩張單人床。
他睡的那張緊貼西牆，床頭朝南，床腳處橫著塞下另一張床。病重時他83歲，左半邊身子不能動了，兩個兒子睡在這裡輪流照顧他。2017年11月26日晚，他死在這張床上，那天正輪到大兒子大川照顧。
事發後，大川出外喊人，說父親用一根繩子自己勒死了自己。四天後，在朱守仁出殯前，警方帶走了大川。
大川后來供述，是他看到父親一心求死，就幫助用被子捂住父親口鼻，“成全”了父親心願。
2018年6月20日，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寶應法院公開審理了這個案件，公訴方提出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嫌疑人大川刑事責任。律師則認為大川屬於“幫助他人完成自殺”的行為，建議輕判。
目前，案件還未宣判，但這起69歲兒子“殺死”83歲父親的離奇命案，又因開庭的緣故，再次成為寶應縣射陽湖鎮大橋村街頭的談資。
關於這場悲劇的前因後果，當地流傳著多個版本，人們的看法也是各有不同。有人擔心這樣的不孝行為會被效仿，希望嚴懲大川以儆效尤；也有人認為大川是冤枉的，覺得大川憨厚老實，對父親一直照顧得不錯，不會做出這樣的事來；還有人覺得大川是一時糊塗，“老頭已經這個歲數，再加上偏癱，肯定不好伺候，但不管怎樣也不該殺人。”
▲左邊是朱老頭的床，現在已經堆滿紙箱，兩個兒子輪流照顧時住右邊的床。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父親勒死了自己”
朱守仁生病前，一雙巧手遠近聞名。
60多歲就常跑出村割楊柳枝，然後一捆一捆運回來編大簍筐，賣10塊錢一個。後來編不動了，他開始做斗香。斗香是當地祭祀神明的一種香，若干股香拿紙裹上，聚在一個香斗裡，像寶塔一樣摞起來。
春節外面放著鞭炮，人們在庭院裡點起斗香，檀香和木頭屑焚燒的味道混在一起，煙火旺盛，預示著來年的好日子。
去年10月初，朱守仁正在家裡做斗香，忽然歪倒在地。大川送他進醫院查出腦淤血，導致左側肢體偏癱。
之前身體一直不錯的老爺子突然不能動了，兒子們開始輪流照顧，一家輪10天。由於小兒子在上海打工，他那10天由二兒子代替。
根據法庭審理時公佈的證人證言，朱守仁生病後心裡不痛快，也對拖累子女感到不安。有過絕食行為，說自己癱下來受罪，子女也受罪，還有過一次讓拿農藥。兒子勸過他之後，他又開始吃飯了。
▲大川住的房子在父親房子的對面，中間隔著一片田。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2017年11月26日，是大川照顧期間的第六天。
根據大川的供述，之前朱守仁兩次讓他買安眠藥，他沒同意。11月25日晚上，他捱不過父親，到鎮上的衛生院去開藥。
醫生王小生對大川沒有特別的印象。當時他正坐在門診室看書，有個人拿了自己和父親的身份證跑來開藥，說父親睡不著，要開些安眠藥。這種事在當地很多，醫院也因此有規定，一次最多開9粒，劑量很小。
那天醫院出賬系統正巧壞了，大川第二天上午又去了一趟，把藥取走。
根據大川的供述，26日那天，他把9顆藥都交給了父親，關照父親一天吃一顆。下午6點多，他到廚房給父親燒飯。
大川的二弟就住在父親隔壁，離著不到10米遠。大川伺候朱守仁吃晚飯時，二弟也來了。父親吃完晚飯後，大川將他扶上床後離開。
附近村民說，大川前幾天晚上住在朱守仁屋裡，後幾天沒住了，照顧完回自己家睡。
26日晚上10點多鐘，鄰居們都聽到了大川的喊聲，他告訴鄰居和二弟，父親勒死了自己。
幫助自殺還是故意殺人？
朱守仁的葬禮安排在11月29日上午。早上6點左右，靈車把遺體拉到20公里外的殯儀館，準備火化。
在殯儀館工作人員的印象裡，那幾乎是去年冬天最忙的一個早晨。按照先來後到的順序，朱守仁排在了第11號。送去沒多久，警方就打來電話，說這個人不能燒。
▲朱老頭獨居的房子，正面是堂屋，左側是臥室和廚房。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村支部書記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說，一位細心的村民覺得朱守仁臉色不對，耳朵出血，不像自然死亡。這位村民考慮再三，報了警。
大川被警方帶走，很快就供述了作案的過程。
根據大川供述，當晚8點多，他擔心父親大便不方便，就去了一趟，從窗戶看進去父親在睡覺，沒進屋就離開了。晚10點左右，他又去了一趟，看見父親脖子上繞了一根紅繩子，繞了兩圈。繩子一頭扣在床角，另一頭拽在右手上。
他進屋看到父親臉上充血發紅。很慌張，就用被子矇住他的臉，右手按捂了嘴跟鼻子的位置，大概2分鐘。之後他把被子掀開，發現父親右耳朵有血。買給父親的安眠藥也沒有了。
2017年12月15日，大川被執行逮捕。
事件發生後，律師周平受法律援助中心委派，作為大川的律師為他辯護。他見過大川六七次，覺得他“憨厚、木訥、什麼也不懂”。
公安局的筆錄提到，大川有“送父親一程”的想法，周平認為屬於“幫助他人完成自殺”的行為。因此不應按故意殺人罪論處。
揚州市檢察院作為案件公訴方在法庭上指出，幫助自殺是指他人已有自殺意圖，行為人對其給予精神鼓勵，使其堅定自殺意圖，或者提供物質、條件上的幫助，使其實現自殺意圖的行為。而直接動手殺人，即便是應他人請求而為之，仍不應認定為幫助自殺，而是故意殺人。
檢方認為，嫌疑人的供述裡，繩子穿過去系在床頭這一動作，老人因左邊身體偏癱，僅用右手很難自行完成。另外，一個人除非藉助重物外力或上吊自縊可完成自殺，否則在呼吸困難時出於求生本能，其自身的力量會本能地鬆開，很難把自己勒死。
根據寶應縣公安局出具的鑑定書和照片證實，老人死亡原因是被他人捂壓口鼻、勒扼頸部致機械性窒息死亡。雖檢出安定成分，但不構成死因。
在見面的過程裡，大川一直在解釋安眠藥和紅繩子的事，說是老人自己的意願。
大川和周平說，他進屋後發現父親奄奄一息，就用手在口鼻處“tang（一聲）了一下”。在家鄉土話裡，這個詞近似“摸”的意思。公安機關的筆錄裡寫了“按”，他不識字，名字也不會寫，也不知道如何確認。
“我用手‘tang’了一下，我就殺人了？”
周平認為，案子唯一的客觀證據是屍體檢驗報告，其他環節只有口供。從整個卷宗來看，嫌疑人只有“按”這一個動作，屬於情節較輕的故意殺人罪。他父親有自殺意圖在先，屬於“多因一果”，建議從輕判決。
鑑於大川主動供述了當晚行為，有自首情節，案子也發生在家庭內部，被害人家屬兄弟姐妹簽了諒解書，檢方認為可以對其從輕處罰，量刑建議在13至15年有期徒刑之間。
“照顧父親 意味著不能打短工”
大川在看守所，已被羈押了7個月。
在兄弟姐妹五人中，他是長子，他沒有兒子，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招了上門女婿住在縣城，小女兒嫁到鎮上。
素華是大川的小女兒，今年33歲，臉盤和嗓門都大。
對父親的描述，她無法說出10個字以上的句子，“種地，打工，撈魚，撈海（指蝦、蟹）”。做完工有時到她家吃頓飯，喝上二兩白酒，“從不提前打招呼，說來就來”。兩人個把月見上一次。
父親被帶上警車時，素華就在旁邊看著。她愣在原地，沒有跟去，也沒有和姐姐商量，“我搞不清楚，門也不懂”。
素華說，自從父親被帶走後，就一直沒見過面。開庭前後，丈夫去過一次，回來告訴她，父親比之前在家還胖了一點，但老喊頭疼。她不知道病理上是怎麼回事，覺得是“想不開的病”。
今年春節，素華沒有回孃家，她不想回去。事情發生後，她害怕人多的地方。鄰居說，頭一個月素華一出門就圍上一群人問東問西，她不吭聲。有人講出來，她爸爸把她爺爺殺了，她聽了還是不吭聲。
但在面對記者時，素華沉默了一會兒，突然說，“他沒有做”。
在村裡，村民們的意見分成了兩派。一些村民認為，兒子因為被拖累就殺死老人，違背了社會的倫理道德，“不嚴懲怎麼行？”
也有人同情大川，84歲的周婆婆至今不信是大川殺了父親。“老太爺是自己死的，兒子冤枉了，搞錯了。”她和周圍幾個鄰居覺得大川對父親不錯，去年10月份，老人住院期間大川一直在照顧。回家後，老太爺夜裡鬧人，叫兒子給他拿尿壺、抓癢。
在檢察院的公訴書中，提及大川殺父的動機，有一句是：“照顧父親，意味著不能打短工每天少掙一百元。”村民們說，每年10月和11月，正是收稻子、種麥子忙碌的時候。入冬後農活沒的幹了，大川就到魚塘裡做工，穿著皮褂皮褲，在冷水裡撈魚、抬魚、弄水草，幹一天掙100塊錢。
“就算是真的，（大川）也是為了多苦（掙）點錢，可憐哪。”有村民說。
整個村子裡，白天很難見到60歲以下的人進出。大川的一位鄰居對記者說。這裡10家有8家都和大川一樣，六七十歲還在外做工，“能掙80是80，能掙50是50，只要還能動就一直做”。
▲天平鎮街頭，一位老人費力地向前邁步。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平日裡，大川的妻子書紅在兩三公里外的田裡栽秧。
早晨5點出門，下午6點半收工，是她現在的謀生手段，一天下來掙70到80塊。
“不打工幹嘛，不要吃嗎？” 收工回來，她坐在院子中間低矮的臺階上，面無表情，幾個手指頭搓來搓去。四周的房頂把她圍起來，她好像待在龍捲風平靜的風眼裡。
養兒防老
出了村，過了大橋，向北三公里是射陽湖鎮。
鎮上就一條主街，修車鋪門口，五金店門口，壽衣店門口，到處坐著無所事事的老人，盯著外鄉人陌生的臉。
射陽湖鎮政府的王雙負責全鎮及下轄各鄉村的民政事務，她介紹，射陽湖全鎮9萬5千人，65歲以上的老人有2萬，大多是農村戶口。他們的子女多數在外打工或居住在城裡。
▲村裡的鄰居周婆婆今年84歲，丈夫早逝，兒女在外打工，一人在家獨居。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射陽湖鎮政府的另一位工作人員說，在他看來，六七十歲的年紀，在城裡很難找到工作，但在農村可以打臨時工，“現在三四十歲的沒有人願意幹這個活了，老年人打一天工掙100塊、120塊，蠻好的。”
鎮上一個小飯館的老闆娘說，每年中秋節後兩三天，鎮上的汽車站裡，擠著背蛇皮袋子的務工者，六七十歲的很多，去蘇州、無錫、上海。向南200公里，過了江陰大橋，“都是高樓大廈，工地多，好賺錢”。
在當地，“養兒防老”仍然是十分普遍的觀念。
王雙說，寶應縣由民政局公辦的養老機構全縣只有一個，還有兩三個民辦的養老公寓。但這些都在縣城。鎮上只有敬老院，無兒無女或家庭特殊困難的才接收，屬福利救助性質。
在各鄉鎮，400至500個老人中，只有大約100人能進敬老院，剩下的散落在各自家中養老，“農村人沒有去養老機構的習慣。”王雙說，從縣裡到鎮上，目前鼓勵民辦養老院，“一張床位補貼1萬塊錢，省裡市裡給補助資金”。
村民們說，在養兒防老的大環境下，只能企盼兒女孝順，老人健康。若遇到老人身體不好，又遭子女嫌棄的情況下，像大川家這樣的悲劇就不可避免。
大家都知道的一個例子是，一位老人獨身一人住在岸邊的木船上。老人身體好時，到水塘裡撈一點魚蝦到集市上賣。四兒一女雖然都不算窮，但沒有一家願意讓老人跟自己一起住。船上沒有電也沒有水，冬天挨凍，夏天挨熱。一到中午吃飯，住在不遠處的兒子兒媳就送來一碗白粥，“粥不像粥，飯不像飯，再加點蘿蔔乾，沒見過別的菜”。
▲天平鎮河岸邊，停靠著幾艘木船。有老人曾住在船上，獨自生活。新京報記者陶若谷 攝
去年或前年的夏天，老人死了，沒有人記得清楚日子。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賀雪峰教授認為，無論是兒子嫌老人拖累，不想照顧了主動殺人，還是看到父親自殺沒有施救“幫助自殺”，這都是一個悲劇。
賀雪峰在全國二十餘省市做過農村調查，他認為不能簡單從法律和道德層面去解讀這個悲劇，要放到我國農村目前實際環境中去看。
賀雪峰認為，癱瘓在床的老人，本人和子女都面臨難題。子女承擔了倫理的難題，“所以才有那句老話：久病床前無孝子。老人一邊忍受病痛，一邊還要承受他人‘何必拖累子女、不會做父母、不會做老人'的言語，這樣的情況下，有的老人或是子女就會做出極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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