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40年 ‖ 余宁:机关干部-企业高管-投资人 每次转型都踩在时代变革的节拍上|中国汽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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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来资本管理合伙人余宁

余宁,在全球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拥有超过25年的工作经验,现担任蔚来资本管理合伙人。

他曾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菲亚特动力科技亚太区总裁、美国通用动力全球供应商发展总监、美国戴姆勒克莱斯勒国际工程项目经理、中国国家机械工业部机电所工程师等职位。此外,他还曾担任美国Terrifugia飞行汽车董事长、苏州威睿电动汽车董事长、马来西亚宝腾汽车董事、英国莲花汽车董事等职位。

从体制内、海外工作、外企高管、民企高管、金融界……25年来,他见证了中国汽车产业从起步到腾飞。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代人,没有吃过60年代人的苦,却有幸亲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也是这个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国家好像从午睡中清醒过来,改革代替了姓资姓社争论再次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伴随着国家的快速转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汽车工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准备期,一个延续至今长达二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周期开始了,这个大周期不断地为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丰盛的成长机会。

汽车是工业文明的皇冠,不仅作为交通工具为人类的出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更是作为一个高科技的载体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回顾1993年大学毕业后的25年,更换了几次职业跑道,但是从没有离开汽车。自己从一名普通的汽车工程师,到外资汽车集团项目经理,500强跨国汽车集团亚太地区总裁,中国跨国汽车集团副总裁,直到今天成为汽车产业投资人。

每个阶段的工作转型,以前以为是求职的自然结果,现在回头看,其实是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甚至全球风云变幻的形势紧密相连,历史时代的大背景真正决定着一个普通人的机遇和发展。在大时代面前,个人应像冲浪者一样,看见潮头并大胆的冲向潮头才能不被时代所淹没。

国家部委的五年工程师

20世纪90年代初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负责大学生的统一分配。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国家机械工业部机械研究院,当时的部长是何光远。机械院有着优秀的历史,走出过邹家华、罗干等国家领导干部。当年机械院不仅是许多机械专业的归口管理单位,而且承接相关国家重点机械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实施。当年国家在汽车工业上重点扶持三大三小,三大包括一汽、二汽和上汽,三小包括北汽、天汽和广汽。另外,商用车领域重点扶持中国重型汽车总公司。

由于机械部要求新入职的在京干部都要去外地工厂实践一年,我被安排到位于山东济南的中国重型汽车总公司,和汽车工业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今天抛开不论大国企沉重的发展脚步,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富有远见的产业布局,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重汽总公司生产著名的黄河牌重型卡车,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重汽年产量不过万台,却有2万余人,是济南市的工业明星和GDP大户。为了适应高速公路的发展和运输的需要,国家从奥地利引入斯太尔重型卡车,指定重汽集团完成国产化制造,重汽集团为此在济南远郊区的党家庄打造了先进的整车制造生产基地。我在党家庄基地里工作生活了一年,负责底盘锻造零部件全自动化生产线的安装和工艺调试。整条生产线的设备有国外进口,也有国产化的设备,包括螺旋压力机、机器人、电磁感应炉、超声波检测等许多在当年高大上的设备,而设备说明书很多都是英文。当时懂英文的人并不多,项目组的工程师们边翻译,边安装,边调试,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将这条生产线投入生产。

党家庄的生活非常艰苦,当时国家干部统一住宿标准15元一晚,项目组只能住在四个人一间的简陋的招待所里。济南的冬天寒冷异常,房间没有暖气,早晨起来脸盆里的水常常冻成一块冰坨。上世纪90年代社会风气还非常保守,相较于利益人们更注重荣誉。拿着一百多元工资,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一点没有影响到旺盛的工作热情。每天和济南重汽的产业工人摸爬滚打,没日没夜的安装调试,目标就是早日实现斯太尔重型卡车的下线。回望当时的中国汽车工业,同今天中国现代化汽车企业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记得当时去试车场,地上全是螺栓、螺母,现场试车司机解释说:“这些螺栓、螺母,都是试车时从车上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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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证书

跟随项目我在许多车企都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长安、江淮、上汽、万向等。当年长安集团生产发动机连杆的基地位于云南边陲,从北京坐火车去基地大约要两天一夜才能到达。那时坐飞机需要介绍信和科级以上的资历,因此单位无法按照工程进度要求随时派遣模具钳工,部分修理模具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

记得有一年的春节因为赶工期没有回京,撅着屁股修了一个冬天的模具。几年下来,修理模具的手艺并不比专业的技师差,可以做到用手一摸就知道几道的公差。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合肥还是一个落后的小城,汽车是安徽省的重点工业。我在江淮的工厂也工作了几个月,安装调试卡车车桥全自动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的设备都是从德国引进刚刚完成国产化的设备,生产线的安装和调试极具挑战。由于是热成型工艺,同时又为了节约成本,设备一旦开始调试,整条生产线不能停下来,否则重新启动会造成极大的浪费。为了让项目尽快落地出产品,工程师们曾经连续三天两夜没有走出过车间,50多个小时没有合过眼。当生产线正常投产时,那种挥之不去的成就感记忆犹新。

弹指一挥间,特别让人感慨的是过去25年民营汽车企业的迅猛发展。现在许多民企已经成长为世界级企业,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都非常弱小。回忆在万向集团做项目,工厂还是铁皮房,一下雨厂房里边就是一地水。有些仓库还是普通的农村民房,屋顶使用瓦片或者稻草覆盖。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怀有特别深厚的敬意和好感。五年的工作也收获了不少荣誉,比如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机械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为关键的是我体会到把事情做成功的感觉,最困难的时候往往是黎明前的黑暗,反转前的触底,一定要咬紧牙关,挺过去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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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证书

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以高科技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然而机械、汽车等传统工业被视为夕阳工业。随着中国信息产业的高歌猛进,1998年机械工业部作为中央部委走到了终点,这一年机械部解散了!机械部各部门被重组或分拆为信息产业部、国机集团等多家企事业集团。

机会往往在危机中酝酿,一波大潮下去,另一波大潮正在升起。伴随着城市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彼时的外资汽车企业越来越火,这一年我选择离开机械部加入了美国克莱斯勒吉普工程的北京代表处。

10年外资汽车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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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美国

1984年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和北汽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汽车合资公司北京吉普。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吉普生产的吉普切诺基卖得非常好,普通消费者想买还要走关系才能拿到。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市场可选择的车型多了起来,吉普切诺基的销量开始走下坡路,这时北京吉普开始引进北美的畅销车型大切诺基。

美国克莱斯勒总部需要一位懂汽车、懂英文的中国人协助北京吉普,尽快实现大切诺基的国产化。当年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并不多,我有幸成为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在中国的直接雇员,负责吉普中国本土供应商的开发,并按照时间节点不断完成切诺基的国产化率。彼时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如雷贯耳,他们巨大的产量如同高山之巅,令人仰止。

仅克莱斯勒公司的产量就是两三百万级的规模,超过中国乘用车的年生产总量。克莱斯勒公司把大切诺基车型拿到了中国的同时,移交了切诺基的全套图纸和技术标准,尤其是汽车工业的管理精华,汽车制造质量体系QS9000。QS9000体系不仅适用于主机厂,而且适用于所有的供应商,涵盖了企业运营,管理,研发,质量,采购,营销等各个方面的标准。我惊叹于美国造车技术如此先进,原来背后依靠这么一套完整的体系支持。

北京吉普的供应商遍布全国,供应商的水平也是天壤之别。比如生产仪表盘的广州马瑞利,生产变速箱的唐山爱信齿轮,已经拥有干净现代的厂房和自动化的流水线。而落后的企业就千差万别了,印象很深刻的是一家河北生产摇窗机的供应商。按照美国给的图纸和工艺标准,需要对摇窗机完成几十万次的疲劳试验,但是这个供应商没有疲劳试验设备。

我们去这家工厂审核时,吃惊地发现工厂居然雇佣了两位大妈,不分昼夜的,用手反复升降摇窗机的原始方式完成疲劳测试。每个样品大妈都要靠人力拉10余万次,而样品的数量是几十件。

此外天津一家生产汽车安全带的工厂同样让人匪夷所思,我们临时突击审核,到达工厂时,天色已黑,月朗星稀。我们之前被告知工厂两班倒,然而偌大的厂区见不到一线灯光。靠近车间时,门缝里开始传出嗡嗡的缝纫机的声音。车间大门拉开的一瞬间,轰的一声我们被噪音包围,眼前却朦朦胧胧,一时看不清子丑寅卯。工厂厂长赶紧把车间的灯打开,瞬间看到几百名女工居然借着月光,一丝不苟地踩着缝纫机,此情此景是怎样的让人无奈?而今天中国的汽车供应商,很多就是从这样简陋的条件下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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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飞行汽车全体员工照

1999年底,中美双方经过13年的谈判,终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确立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克莱斯勒总部为了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国产化工作,提议我加入美国团队,在美国帮助他们提高中国供应商的审批速度。美国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而底特律是享誉全球的世界汽车之都。对于汽车人,底特律是个此生必须踏足膜拜的圣殿,机会的大门在WTO的大背景下不经意的打开。当21世纪钟声敲响之时,我被外派到底特律工作,成为吉普历史上第一个从中国外派到美国长期工作的中国工程师。

底特律曾经是全球大工业化生产的骄子,现代文明的标志。然而20世纪末的底特律,夕阳工业的余晖已经笼罩在城市,汽车城的辉煌正在消逝。代替传说中的汽车圣殿,我看到的是一个破败的底特律,市中心房屋破旧,下水道口冒着白烟,不时闪现在高速公路边的断壁残垣。然而底特律毕竟是美国十大城市之一,财富500大企业中,有50余家坐落于此,汽车城也有其华丽的一面。

宽阔的底特律河缓缓流淌在美加边境,夕阳里站在连接美国加拿大的大使桥上,可以看到十多条的高速公路向着地平线延伸,绵延几公里的钢铁洪流一眼望不到头,一条条汽车尾灯勾勒的车队如同火龙一样烧向天边。独特的工业文明展现的力量彻底征服了一个汽车人的自信心,当时我感觉中美汽车产业差距实在太远了,远得可能一辈子也赶不上。克莱斯勒的工作平稳有序,每天奔波在实验室、试验场和办公室之间,一干就是五年。亲自审核批准了2000年到2004年,中国供应商递交的几乎所有大切诺基国产化文件。祝福当年这些吉普的中国供应商,他们中的一些企业或许今天已经成长为世界汽车工业的参天大树。

从新世纪伊始,受到WTO后全球化思潮的影响,全球采购的飓风开始在美国汽车企业之间盛行起来。由于熟悉中国和海外供应商,2004年美国通用动力公司雇佣了我,成为其全球供应商发展经理和亚太区采购总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我也从一名工程师转型为商务人员。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一些富有远见的华人朋友开始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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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Terrafugia飞行汽车合影

星星之火,终于燎原。经过几年的发展,最早回国的一批海归纷纷在中国站住脚,并取得在美国望尘莫及的成就。他们不断地把更多好消息传回美国,比如赵福全、汪大总等一批优秀的海归朋友,成为中国本土汽车企业的研究院长、副总裁,外资企业的总经理等,这些消息在不断地搅动着底特律华人工程师们的神经,激励着更多华人工程师们开始踏上回国之路。海外华人工程师基本都是时代的佼佼者,依靠砥砺拼搏在美国赢得一席之地,当他们有了更多选择,当然更能抓住时代给予的机遇。

告别美丽的密西根,告别波光粼粼的底特律河,告别百年汽车之都,底特律的华人工程师们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海归潮。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让海外华人真正感觉到了中国的强大,而不期而遇的美国金融危机,最终成为我2009年海归的契机。

回归中国10年,从产业走向金融

回国后,我先后任职过菲亚特动力科技亚太区总裁,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直到今天又成为蔚来资本管理合伙人。吉利集团是中国最好的汽车企业,拥有中国汽车行业最优秀的管理团队和染指全球十强车企的勃勃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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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菲亚特动力科技亚太区总裁

吉利四年我亲自经历了集团依靠优秀的产品力和稳健的海外兼并与经营,短短几年时间从一家优秀的中国本土企业,转型为世界汽车行业最耀眼的一颗明星。我也有幸在李书福董事长的亲自领导下,和团队一起完成了宝腾汽车、莲花汽车、美国Terrafugia飞行汽车、戴姆勒股权等一系列的海外兼并或股权收购。当产业走到极致,不可避免地与金融结合,金融也成为许多产业人士终极的选择。我认识到资本是推动汽车产业进步的最终力量,通过资本的力量帮助更多的汽车企业走向成功也成为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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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宝腾签约

在新能源,智能化的浪潮中,我相信中国必将产生影响世界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企业。成为李斌打造的蔚来资本的管理合伙人是时代又一次的自然选择。

借用2018年新年钟响之际,李书福董事长写下的一段话:“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祝中国涌现出更多的世界级的优秀汽车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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