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口分布严重的失衡。从黑龙江的瑷珲至云南腾冲做一条直线，东部的人口比重甚至能够达到96%。由此可见西北地区的人口是多么的稀少。但即便如此，西北依然还有几千万人。而这几千万人，依然还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从1920年到1949年期间，有文字记载的西北地区吃人现象，就达九次之多。其中《大公报》1929年报道：“食人惨剧，愈演愈烈。一部分灾民，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来，恒以人肉充饥。初则割食无名死尸，后虽家人父子之肉，亦能下咽。”“陇县南七庄柳姓一家，死亡殆尽，最后其父将12岁的女儿吃了。”“合阳一家7口人(父母加5个孩子)，老四、老五被卖了，家里刚弄到一点麦子，父亲饿极了，抓了一把往嘴里塞，结果被饿红了眼的3个儿子活活掐死了。”其惨状，仅仅通过几句简单的报道，就能够读的出来，而且读的时候还不时觉得脊背发凉。
由此也可见自1928年之后，西北一带的灾情有多么严重。随着灾难的大面积产生，流亡的人也就慢慢得增多。
这个时候，人贩子就开始运作了。
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贩人的生意很快就兴盛了起来。随着这种龌蹉生意的盛行，陕西的很多地方出现了“人市”。我们常在电视剧、戏曲中能看到插标卖人的情景，就是这个“人市”中最主要的营销模式。
明码标价在“人市”中非常普遍，妇女价格2~3元不等，而儿童价格更低。可想而知，当时候这些用于买卖的人是多么不值钱。还有记载说，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还可以卖到五六元，高一些的七八元。可到了后来完全不用给钱，就可以把人带走，非常不可思议。
当去查当时物价的时候，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就会更加强烈。当时一斗麦子也就是15公斤的麦子，售价12元。大家注意，这只是麦子还不是面粉。即便是按着面粉的价格来算，一斗白面现在最多也就60块钱左右。按比例算，一个人的售价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币10到15块钱。这还是有价钱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一个孩子甚至没有一斤麦子贵。
看到这个后，我很快的就想到了徐志摩、胡适、史量才、陈景韩等当时的社会名流。他们很多人，每月的收入大几百上千。也突然的意识到，这些大师之所以在当时成为大师，确实是有经济基础的。正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经济基础，才有了我们现在常常羡慕的民国范。如果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可能震撼力更强，令我们想到的也会更多。
对于如此猖獗的人口贩卖，民国政府难道就不管吗？当然不是的，陕西政府为了打击人口贩卖，大大的贴出了一张通告，说要严禁贩卖人口，查拿人贩。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政府真的就完全没有下文了吗？那么民国的政府也太不作为了，我们也太小看民国的政府了。
为了阻止人口贩卖，陕西政府开始收人头税。一年二十多万的人口交易额，税收肯定是非常不错的。邻省山西看着眼红，便开始对这些人贩子收税（就是过路费），每人五元，真真是黑得暗无天日。
陕西籍的民国大佬于右任在南京报告灾情的时候说：“两年之内由陕卖出之儿女，可稽者四十余万，除陕西省的收税外，山西每人五元，税收近200万。”。从于右任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候的人口贩卖是多么严重，也可以从他的报告中知道，当年的民国政府是多么的龌蹉。
据说，当时候因为贫困，陕西的好多坟墓都被盗了。于右任嫂嫂的坟墓，也没能幸免。对于右任来说，嫂嫂一手把他带大，长嫂如母，于右任常常因此而为自己的不孝自责。
如今我们回望那段历史，真的是惨不忍睹。
我们应该多去了解了解，当年还有个残忍、混乱、狂躁的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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