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月2日，康有為主張變法的“萬言書”被送到督察院，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
為何要叫“公車上書”？
難道是“坐著公交車遞上萬言書”麼？
解釋“公車上書”這個詞，首先要說一說何為“公車”。
漢朝時，很多地方用公家的車馬，遞送應徵入京的士人，後來，人們就用“公車”作為舉人入京應試的代稱。
1895年4月，清政府向日本求和，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
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廣東、湖南、湖北三省舉人，首先上書清政府，請求拒絕批准條約。
其他各省舉人也都聞風而動，紛紛到都察院上書。都察院門前人群紛集，議論沸騰，反對《馬關條約》的聲浪傳遍京師。
正因如此，廣東舉人康有為，看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認為“士氣可用”，乃命其弟子梁啟超奔走聯絡，集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位於今宣武門外達智橋，見下圖），研討共同聯名上書。
康有為以一晝兩夜時間，起草了一份長達一萬四千多字的“萬言書”，參加簽名者達一千二百餘人。他在“萬言書”中提出了遷都、變法、拒和的主張，三者以變法為要，並強調指出：“籌自強之策，計萬世之安，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
1895年5月2日，“萬言書”被投遞到都察院。由於是起因於舉人的愛國熱情，後由康有為起草萬言書，因此就稱為“公車上書”。這次上書，雖因都察院拒絕呈遞，而無法上達給光緒皇帝，但在清代歷史中，作為一次士人聯合大請願則是沒有前例的，對推動以後的變法運動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督察院
也有一種說法，其實康有為並未將萬言書遞送到都察院，這在《公車上書記》中有詳細交代，都察院很冤枉地背了這口黑鍋。其實，都察院非但沒有拒收萬言書之事，反而是在1895年的上書大潮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事實上，康有為是否遞交萬言書，這並不重要，歷史上講的是“公車上書”，又不是“康有為上書”。就在1895年的二月至四月間，反對和談的奏摺、電報多達
150餘次，參與人數超過2000餘人次。各地的官員、舉人們，不約而同舉行了熱情高漲的愛國上書活動。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公車上書”，其實是兩個，一個是由在京官員和高層發動，各省舉人參加的上書活動；另一個，則是以康有為起草萬言書為核心的“維新派登上政治舞臺”的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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