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許是歷史給明朝的最後一個復甦的機會,到底還是沒有被抓住!

徐光啟,很多人並不陌生。畢竟在天文、數學、農業、軍事等諸多領域創下輝煌成就的他,可謂中國歷史中一顆璀璨的明星。徐光啟(1562—1633年),字子先,號玄扈,明朝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明末時期的數學家、科學家、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少保,諡文定。在晚明頹廢形勢下,徐光啟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人物,因為他的出現和努力,即將日薄西山的明朝歷史天空,顯露了一抹亮麗的霞光。

他或許是歷史給明朝的最後一個復甦的機會,到底還是沒有被抓住!

遭倭寇劫掠過的家庭無法給他的童年提供優越的條件,僅能勉強維持生計,供他讀書。通過科舉考試人仕,是全家人對徐光啟的期望。徐光啟能體會到父母的苦心,他聰明好學,讀書成績一直不錯,徐光啟20歲時如願以償地考中了秀才,通過了科舉考試的第一關。但此後徐光啟的運氣卻不太好。連續幾次鄉試都名落孫山。家境更加貧寒,通向功名的道路卻依然漫長。被生計所迫的徐光啟一面繼續應付科舉考試,一面幫家裡幹些農活,還不得不遠赴廣東、廣西等地去教學。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是徐光啟人生旅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他在南京結識了意大利耶穌會的傳教士利瑪竇。這位傳教士帶來的三稜鏡、自鳴鐘、日晷儀等科技產品深深吸引了本就關注科技的徐光啟。經過一年的交遊,徐光啟深受利瑪竇的影響,被一種新奇的西方科技和文化所折服。次年,大明王朝的舉人徐光啟在南京受洗禮,正式加入了天主教,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天主教徒。這在倫理道德規範森嚴的明代,不啻於石破天驚的舉動。但徐光啟此舉並非出於宗教狂熱,借西洋科技富國強兵才是他的根本動機。這一願望是如此強烈,以至於沒有什麼能阻止他的決心和理想。不久,一個譯介西洋科技的前無古人的創舉就拉開了序幕。

他或許是歷史給明朝的最後一個復甦的機會,到底還是沒有被抓住!

1604年,徐光啟走完了他科舉旅程中的最後一站,中了進士,進翰林院為庶吉士。從此,他把平生痛恨的八股文一概扔到一邊,而專門致力於有益致用的實學。徐光啟是個學者型的官員,他以自己平日所學去救正時弊。針對明王朝政治、軍事、經濟的腐朽現狀,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如《擬上安邊御虜疏》、《處置宗祿查核邊餉議》、《海防迂說》、《漕河議》等等,都是他這一階段縱論時務的心血之作。但是由於人微言輕,以及大貴族,大官僚的排擠和反對,徐光啟的這些合理的方案不能得以實施。這時候,利瑪竇也從南京來到北京,從此徐光啟和利瑪竇可以更方便地交流和探討。在政治上失意的徐光啟將滿腔報國之情寄託於科學技術的鑽研。他向利瑪竇學習天文、算學、曆法、水利、地理等學科,無一不與國計民生關係密切。不僅要自己學習,徐光啟還希望把西洋科學介紹到中國,讓科技之花開遍神州。為了實現這一美好心願,他向利瑪竇提出翻譯西洋書籍的要求。

兩人合作先從基礎學科入手,首先翻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幾何原本》是一本專門研究空間圖形的形狀、大小和位置及相互關係的書,在當時的歐洲一直受到科學家的讚譽,並被作為教科書使用。徐光啟選譯這本科學名著,顯示了他學者的眼光。點、線、直線、曲線、平行線、角、直角、銳角、鈍角、三角形、四邊形……這些數學課本上耳熟能詳的術語,都是徐光啟在400年前定下來的。 《幾何原本》的翻譯,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原有的數學學習和研究的習慣,改變了中國數學發展的方向,因而,這個過程是中國數學史上的一件大事。繼《幾何原本》之後,徐光啟翻譯了《測量法義》,又與李之藻、熊元拔等人合譯了《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在他所編譯的《大測》二卷中,首次向中國人介紹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等概念,並首先作了視差、蒙氣差和時差的訂正。

編制曆法,本為歷代王朝所重視。但是到了明末,卻明顯地呈現出落後的狀態。一方面是由於此時西歐的天文學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則是明王朝禁研曆法政策的結果。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所說“國初學天文有歷禁,習歷者遣戍,造歷者殊死”,指的就是此事。明代施行的《大統歷》已嚴重不準。據《明史·歷志》記載,自成化年間開始(1481年)陸續有人建議修改曆法,但建議者不是被治罪便是以“古法未可輕變”,“祖制不可改”為由遭拒。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日食,司天監再次預報錯誤,朝廷才決定由徐光啟與傳教士等共譯西法。直至崇禎二年五月朔日食,徐光啟以西法推算最為精密,禮部奏請開設歷局。以徐光啟督修曆法,改歷工作終於走上正軌。徐光啟在天文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於《崇禎曆書》的編譯和為改革曆法所寫的各種疏奏之中。在曆書中,他引進了圓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紹了地球經度和緯度的概念。他為中國天文界引進了星等的概念,根據第谷星表和中國傳統星表,提供了第一個全天性星圖,成為清代星表的基礎。

他或許是歷史給明朝的最後一個復甦的機會,到底還是沒有被抓住!

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爾哈赤舉兵南侵,攻佔明朝東北的撫順、清河等地。消息傳到北京,朝廷上下為之震驚,群臣議論紛紛,無計可施。禮部侍郎何崇彥向神宗推薦徐光啟,稱徐光啟熟知兵術,精通戰守之策。神宗急召徐光啟進京受命。身為左春坊左贊善(東宮官)的徐光啟此時正在天津養病,得神宗詔令後不顧疾病纏身,立即動身進京聽命。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廷再傳噩耗,遼東經略楊鎬率領40萬大軍兵分四路討伐後金,被努爾哈赤各個擊破,以空前的慘敗告終,這一次兵敗震動了整個京師,北京米價為之猛漲。

立志報效國家的徐光啟出於愛國義憤,接連向神宗上了三道奏疏,披肝瀝膽,痛切陳詞,分析此次兵敗之因,主張“正兵”自強。徐光啟推出了以選才、造器,練兵、建臺、聯外為主要內容的“正兵”方案。他的“正兵”方案切中時弊,具有真知灼見。在徐光啟的“正兵”方案中,他十分注重人才的選用,所以他把選才放在第一位。他一向認為“當今造就人才,要務必實用。”他引古語說:“才過十人謂之英,過百人謂之雄,過千人謂之俊,過萬人謂之傑。”他要造就和選拔的軍事人才就是這樣的“英”、“雄”、“俊”、“傑”。在製造兵器和練兵上,徐光啟也把選拔人才放在首位,主張挑選通兵術、聰明機智的人掌管造器局,博求海內知名工匠進行兵器製造;認為兵不在多而在精,“總以精兵為根本”。吏部尚書趙煥、工科給事中祝耀祖等人對徐光啟都非常賞識,紛紛奏請朝廷任命徐光啟兼監察御史,專事練兵。神宗皇帝在朝中大臣的壓力下,眼看外患不息,戰爭不止,敵軍虎視眈眈,不得不於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八月下旨,晉升徐光啟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管理練兵事務。

他或許是歷史給明朝的最後一個復甦的機會,到底還是沒有被抓住!

徐光啟承擔訓練新兵、防禦都城的任務後,滿懷信心地開始實踐他的“正兵”計劃。九月,他上疏十條有關練兵的事宜——關防、駐紮、將領、選士、軍資、召募等。然而嚴酷的社會現實並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樣,他有職無權,徒有空名,向朝廷要兵沒兵,要餉沒餉,要器械沒器械。他的練兵計劃受到朝中昏聵大臣的阻撓,壯志難酬。徐光啟曾跟利瑪竇學習西洋火器,知其威力。明軍在和後金的作戰中,由於火銃數量少而且落後,屢次敗北。徐光啟就決心把製造火器擺到重要地位,以補充明軍火器的不足。早在昌平練兵時,徐光啟就寫信託李之藻到澳門購買西洋火器。徐光啟告假不久,遼東緝略袁應泰同後金作戰失利自殺,遼陽失陷。危急的局勢使朝廷又想起了徐光啟,以緊急軍務詔他回京。還朝之後,徐光啟就向朝廷提出製造西方火器的主張,得到明熹宗的贊同,朝中工部尚書王佐等人也極力支持他的計劃。他對這一前景充滿信心,寫信給李之藻展望計劃成功後的美好圖景。然而徐光啟的這一希望又落空了。當時,朝中大權為宦官魏忠賢所把持,他結黨營私,排斥異己。而徐光啟為人正直,一心為國,不買魏忠賢的賬,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魏忠賢的排擠。魏忠賢指使御史丘兆麟彈劾徐光啟,使他製造火器的計劃流產。徐光啟滿腔憂憤,再次稱病辭職,回到老家上海去從事他的農業生產試驗。

徐光啟一生關於農學方面的著作甚多,計有《農政全書》《甘薯疏》《農遺雜疏》《農書草稿》《泰西水法》等。徐光啟對農書的著述與他對天文曆法的著述相比,從卷帙來看,數量雖不那樣多,但花費時間之長用功之勤,實皆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農政全書》囊括了中國古代漢族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各個方面,而其中又貫穿著徐光啟比較務實的治國治民的“農政”思想。全書分為十二目,共六十卷五十餘萬字。幾乎涵蓋了中國農業的所有方面。徐光啟不僅研究了大量的農業資料,並且能夠理論聯繫實際進行科學實驗。甘薯最初是由國外引進中國的,起初只在福建沿海很少的一些地方種植。徐光啟把它引進家鄉種植,進行了多次試種,終於獲得成功。在上海推廣後,他又將甘薯的種植擴大到全國。中國大地此後人口大量繁衍,實多虧這一高熱量植物的廣泛種植。有史家認為,數十年之後清朝的“康乾之治”,其實為徐光啟所推動的甘薯大量種植發揮了重要作用,才使中國人口得到了大幅度增長。

他或許是歷史給明朝的最後一個復甦的機會,到底還是沒有被抓住!

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五月,徐光啟以本官兼任東閣大學士,入閣參與機務,不久又加太子太保銜,進為文淵伺大學士。這時他已70多歲了,朝政為奸臣溫體仁、周延儒等人把持,他只能辦些瑣雜的行政事務,自己雖有滿腹經濟之才,卻不能有什麼建樹。第二年十月,72歲的徐光啟因過度勞累而逝世。徐光啟死於任上,官拜宰相,位極人臣,但“蓋棺之日,囊無餘資”,兩袖清風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400多年前的中國,徐光啟以傳統士大夫身份,正視西方文化,接受外來思想挑戰,堪為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對於當時較為先進的西方文化,徐光啟曾謂:“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必先翻譯。”“翻譯、會通、超勝”,乃徐光啟學習西方文化的三個步驟。在那個時代,徐光啟可謂打開了一個東西互相交融學習之窗口。史載,那時“西方願意讚美東方,東方開始學習西方,東西方之間開展的是一場平等的知識大交易”。“那時,歐洲國王們不遠萬里派人到中國來拿線裝書,葡萄牙國王最先擁有線裝書,法王路易十四羨慕得不得了,也派人到中國來索取,拿到後很驕傲,展示給公爵、侯爵們看。”可見西方文化對於中國文化的嚮往。然而,自徐光啟之後,明朝便陷入內亂外患的不利局面,連徐光啟引進並改良的先進火炮,也最終因為明王朝的無能昏庸反而成為清朝入主中原的利器。歷史給明朝的最後一個復甦機會,到底沒有被抓住。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