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柴靜
有人在節目留言裡問我：“有那麼多人民更關心的事，為什麼要做陳年的舊事？”
是，土地拆遷，醫療事故，教育腐敗……哪一項都是“人民”更現實更切身的問題。為什麼要去掀動陳舊的歷史？
很多人也問過崔永元這問題。
2008年，他離開了新聞，去做口述歷史的工作，訪問當年參加過抗日戰爭的中國老兵。
“不能再等了。”他說，“《論語》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後才成書的，已經都不對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說的是誰的事。我們做口述歷史這件事，就是直接聽孔子說……世世代代老聽心得，進步速度會非常慢。”
他採訪的是參加抗日戰爭的國共老兵，題目叫《我的抗戰》，“我們總說國家要體面，如果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灰頭土臉的，我不相信這個國家會體面。所以我建議多用‘我的’，少用‘我們的’。”
2010年我主持《我的抗戰》發佈會時，他已經採訪了三千五百個人，有時候一個人採訪一個多月，一百多盤帶子。收集的口述歷史影像超過了兩百萬分鐘，收集的紀錄影像也超過兩百萬分鐘，收集的歷史老照片超過了三百萬張。
兩年花了一億兩千萬，這些錢都是他自己籌來的，到處找，“最感興趣的投資人是我們抗戰的對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說：“很多人覺得這些事應該是搞研究的人來幹。”
他一笑，多麼熟悉的嘴角一彎：“他們在評職稱，還有更緊要的事。”
有一位電視臺的同行，站起來請他談對當下電視臺紀錄片的看法。
“我對電視臺的使命和節目編排沒有什麼想法，我也不願意想，因為那樣可能會耽誤我幹正事。我有那個時間，就能多采訪一個人，多整理一些材料，這樣可能更有功德。我現在想，我2002年為什麼得病，就是老想不該想的事，現在為什麼快樂，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麼把該做的事情做好，這一點可能更重要。”
那幾年評論部的內部年會，看崔永元主持是我們的狂歡，看他在臺上手揮目送，戲謔風頭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領導開涮。也就他能修理陳虻，說：“陳主任站起來。”
陳虻被群眾打扮成日本浪人，頭頂沖天辮，重重疊疊好多層衣服，半天才撐著大刀勉強站了起來，群眾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壓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誕字符，只有一箇中國字是“錢”。
小崔說：“這些字怎麼念，陳主任？”
陳虻踅摸了半天：“不認識。”
“哦，陳主任連錢字兒都不認識。”
大家笑。
“再給你一次機會。”他說，“這些字裡頭你認識哪個？”
陳虻這次答得挺快：“錢。”
“哦，陳主任原來只認識錢。”
大家吹口哨，尖叫。陳虻手扶著大刀也跟著樂。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別一根簽字筆，揣一顆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開說，每次錄節目，開場前心裡焦慮，總得衝著牆向自己攥拳頭。
我見慣了強人，他這點兒軟弱幾乎讓我感激。
2008年12月23日晚上，陳虻病危。
崔永元一個人站在病床邊上，握著陳虻的手。
我站在門外，透過一小塊玻璃看著他們。
陳虻一再跟我說，評論部裡，他最欣賞的人是小崔。
陳虻那個時候是副主任，小崔說：“他審我的片子，很不滿意，但他體諒我，知道我生病。片子裡現場觀眾連連爆笑，他坐在那兒一點表情都沒有，我就知道他心裡怎麼想。他不希望我這樣，但又不想給我太大的壓力。”
片子錄完，陳虻要籤播出單。小崔說：“每次去找他簽字，他還問我身體怎麼樣？我說挺好，然後就走了。其實我很難受。”
他站在病床邊，握著陳虻的手，我站在門口，從小窗口看著他倆。
崔永元說過：“我們這撥人可能都這樣，或者累死在崗位上，或者徹底不幹工作，沒中間道路，做不到遊刃有餘。”
崔永元和白巖松是“東方時空”原來的製片人時間發掘的，剛來評論部的時候，飯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說是時間厲害還是陳虻厲害？”
我第一次參加評論部的會，剛好是時間最後一次主持。小崔要離開了，坐在臺上，一聲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菸，底下一百多號人，鴉雀無聲。
小崔開口說：“我不幸福。”又抽了兩口，說：“陳虻也不幸福。”
陳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說過：“陳虻是一個特傻的人，特別傻，看起來很精明，實際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講課時那個傻勁、他審片時那個表情，你就知道這個人不可救藥。”
陳虻葬禮那天特別冷，我去的時候，緊閉的大門外，已經站了一千多人，我第一次見到臺裡那麼多同事，無人召集聚在一起，人人手裡拿著白菊花在冷風中等著。
陳虻葬禮儀式全結束後，有三四十個人沒有走。
小崔面色鐵青，坐在靈堂邊的小屋子裡不說話。
我坐他側面的椅子上，看著他。
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把藥，我給他遞一瓶水，他拿在手裡，沒喝，直接把藥嚥下去了。
他心臟不好。
他看看我，說：“別生氣，別生閒氣，啊。”
我說不出話。
我想，不是我們有病，是這個時代有病。
崔永元是一個在這個時代裡，在這樣的夜裡，一直醒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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