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啥朱德是中國十大元帥之首？

7月6日，朱德逝世42週年。

“紅軍之父”“永遠的總司令”“中國軍人的偉大導師”……一個個頭銜，彰顯了朱德在人民軍隊中不可撼動的崇高地位。而作為將者，朱德元帥又以其卓越的軍事才能，引導著人民軍隊走過坎坷，走向輝煌。

團委分享一篇文章，帶大家們瞭解作為新中國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如何在群眾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了群眾的革命信念。

文 | 金一南

本文轉載自中國軍網，原標題為《朱德為何成為新中國十大元帥之首》，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928年4月朱德、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時，心情興奮的毛澤東特意換下穿慣的長布衫，找人連夜趕做灰布軍裝，只為能夠穿戴整整齊齊，會見大名鼎鼎的朱德。

（毛主席與朱德在陝西寶安縣合影）

肖克將軍回憶井岡山斗爭時說，朱德在部隊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隊對朱德帶點神秘式的信仰。

這種“很高的威信”和“帶點神秘式的信仰”，印證著總司令的地位。它不僅來源於中央軍委一紙簡單的任命，也不僅來源於紅軍將士在軍紀約束下的服從。共產黨人在最為困難的時刻，在被追殺、被通緝、被“圍剿”環境中鍛造出來的堅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乾飯的人永遠感悟不出來的。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是總司令威望和地位的起點。

但南昌起義部隊對朱德的認識，同樣經歷了一個不短的過程。

不論是起義之前還是起義進行中，組織指揮起義的核心領導成員中都沒有朱德。起義的當天晚上，前敵委員會分派給朱德的任務，是用宴請、打牌和閒談的方式，拖住滇軍的兩個團長，保證起義順利進行。陳毅後來回憶說，朱德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並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

朱德在起義中沒有基本部隊。起義軍主力十一軍轄八個團，由葉挺指揮。二十軍轄六個團，是賀龍部隊。朱德率領參加起義的，只有軍官教育團三個連和南昌公安局兩個保安隊，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個營。所以南昌起義計劃中分配給朱德的任務，只是“加強在敵軍中的工作，瞭解南昌敵軍動態”。起義後另成立第九軍，朱德被任命為副軍長。第九軍當時就是個空架子，沒有軍長，也沒有戰鬥部隊，原是想爭取部分滇軍加入到這支隊伍中來，但未獲結果。

起義部隊南下，當時滇軍遍佈江西。為利用舊誼使滇軍讓路，朱德又負責起先遣任務。他後來回憶說:“我自南昌出發，就走在前頭，做政治工作，宣傳工作，找尋糧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惲代英、郭沫若，我們只帶了兩連人，有一些學生，一路宣傳一路走，又是政治隊，又是先遣支隊，又是糧秣隊。”

朱德率領的不是戰鬥隊。周恩來後來談朱德在南昌起義中的作用，稱他“是一個很好的參謀和嚮導”。南昌起義之時和起義後一段時間內，朱德的作用確實有限。

朱德真正發揮作用，是在這支部隊面臨失敗結局的時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義軍在三河壩兵分兩路。主力部隊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領直奔潮汕；朱德率領部分兵力留守當地，阻敵抄襲起義軍主力的後路。

這就是著名的“三河壩分兵”。

（南昌起義）

朱德率領的這“部分兵力”，是十一軍二十五師和九軍教育團，共計四千餘人。三天三夜的阻擊傷亡很大，撤出三河壩時剩兩千多人。本想去尋找主力，路遇潰敗下來的二十軍教導團參謀長周邦採率領的二百餘人，方知起義軍主力已在潮汕地區失敗，起義諸領導人都已經分散隱蔽分頭撤離了。

局面困難且嚴峻。在三河壩完成阻擊任務時，真正是朱德帶出來的九軍人員已經沒有幾個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師長的二十五師，還有周邦採帶回來的部分二十四師人員。這支孤軍與上級的聯繫全部中斷，四面又都是敵人，自己也損兵過半，思想上組織上都相當混亂。

到底怎麼辦，只能由臨時負責的朱德做出決斷。

朱德就是在這個非常時刻，面對這支並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隊伍，表現出了堅強的領導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動方針的會議上，少數同志覺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壩這點力量也難以保存，提出散夥。朱德堅決反對解散隊伍。他提出隱蔽北上，穿山西進，去湘南。

這真是一個異常嚴峻的時刻。沒有基本隊伍、說話沒人聽、不過把他作為一個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過了這個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攤子。他通過異乎尋常的執著和堅定，為這支困境和混亂中的隊伍指明瞭出路。

茫然四顧的人們，聽從了他的話。

10月16日，隊伍走到福建武平，還有2500人；17日擊退追敵，便剩下1500多人了。到達閩贛邊界的石經嶺附近的隘口，朱德親率幾個警衛員從長滿灌木的懸崖陡壁攀緣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敵側後發起進攻。粟裕回憶說:“當大家懷著勝利的喜悅，通過由朱德親自殺開的這條血路時，只見他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裡掂著駁殼槍，正指揮後續部隊通過隘口。”

但局面不會因一兩場戰鬥而改變。情況仍在繼續下滑，谷底在贛南安遠的天心圩。

當時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著單衣，有的甚至還穿著南昌起義時的短褲，打著赤腳，連草鞋都沒有。雖然擺脫了追敵，部隊卻常常受到地主武裝和土匪的襲擊，不得不經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營。

同上級黨委的聯繫沒有恢復，飢寒交迫，疾病流行。無處籌措糧食，官兵常常餓肚子。缺乏醫療設備和藥品，傷病員得不到治療。部隊的槍支彈藥無法補充，人也很疲乏，戰鬥力越來越弱。楊至誠上將後來回憶當時那支隊伍的情況時說:“每個人都考慮著同樣的問題:現在部隊失敗了，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應當怎樣辦？該走到哪裡去？”

走到江西安遠的天心圩，從師、團級主官開始，各級幹部紛紛離隊。一些高級領導幹部，有的先辭後別，有的不辭而別。1927年12月22日，七十五團團長張啟圖在上海向中央寫了一份《關於七十五團在南昌暴動中鬥爭經過報告》，描述部隊到達天心圩的狀況時說:“師長、團長均皆逃走，各營、連長亦多離開。”

南昌起義軍在部隊中除各級軍事主官外，軍、師兩級設有黨代表，團、營、連三級設有政治指導員。這一健全的軍政領導體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遠天心圩最後崩潰。師以上軍事領導幹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領導幹部則走得一個不剩。團級軍事幹部只剩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政工幹部只剩下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陳毅。

團以上幹部全部加起來，僅剩朱德、王爾琢、陳毅三人。

領導幹部如此，下面更難控制。營長、連長們結著夥走，還有的把自己的部隊拉走，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林彪帶著幾個黃埔四期畢業的連長找陳毅，說：現在部隊不行了，一碰就垮。與其等部隊垮了當俘虜，不如現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後來人們把這段話作為林彪在關鍵時刻對革命動搖、想當逃兵的證據，那是言之過重了。在當時那種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脫離隊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說都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也許太重，但起碼對這支形將潰散的武裝能有多大作為不抱信心。

部隊面臨頃刻瓦解、一鬨而散之勢。南昌起義留下的這點火種，有立即熄滅的可能。

關鍵時刻，站出來的是朱德。

（朱德）

在天心圩軍人大會上，朱德沉著鎮定地說:“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1927年的中國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1917年，革命終於成功了。

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個‘1917年’的。只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你們應該相信這一點。”

隊伍中沒有幾個人知道1905年的俄國革命。不知道也沒有關係。人們從朱德那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中，人們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對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與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與激情像火焰一般傳播給了剩下來的官兵。

西方領導科學認為領導力的形成依賴三大要素，一曰恐懼，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懼迫使人們服從，利益引導人們服從，信仰則產生髮自內心的服從。1927年10月底，在中國江西省安遠的天心圩，朱德這個最初“地位並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的指揮者，在關鍵時刻向即將崩潰的隊伍樹立起高山一樣的信仰。通過信仰認識利益，再通過信仰和利益驅散恐懼，

陳毅後來說，朱德講了兩條政治綱領：一是共產主義必然勝利，二是革命必須自願。這兩條綱領成為後來革命軍隊政治宣傳工作的基礎。

朱德講話之後，陳毅也上去講了話。他說：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不僅經得起勝利的考驗，能做勝利時的英雄；也經得起失敗的考驗，能做失敗時的英雄！陳毅當時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兒都不去，堅決留在隊伍裡，實行自己“只要拿武裝我就幹”的決心。

黃埔一期畢業的王爾琢則蓄起鬍鬚，向大家發誓:革命不成功，堅決不剃鬚！

為了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從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陸豐農民起義開始，中國共產黨人先後發動了八十餘次武裝起義。歷次起義，包括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南昌起義都失敗了。但因為保留下來了革命火種，它們又沒有失敗。

保留火種的工作，首推朱德。

部隊被改編為一個縱隊，朱德任縱隊司令員，陳毅任縱隊政治指導員，王爾琢任縱隊參謀長。下編一個士兵支隊，轄三個步兵大隊；還有一個特務大隊。剩下一門82迫擊炮，兩挺手提機關槍，兩挺重機槍，合編為一個機炮大隊。多餘下來的軍官編成一個教導隊，直屬縱隊部，共計800人。

兩萬多人的南昌起義隊伍，最後真正保存下來的，就是這點家底。

這點家底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基礎，戰鬥力的核心。

南昌起義的火種，從此再也沒有熄滅。

1955年9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名列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帥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帥之六的陳毅，名列十大將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隊伍裡面。《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評價說，這支隊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能夠保存下來，朱德、陳毅“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參加井岡山早期鬥爭的譚震林解放後曾說過，留在三河壩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來，上了井岡山，而井岡山只有秋收暴動那一點力量，很難存在下去。

譚震林1927年秋就在井岡山任中共茶陵縣委書記、縣蘇維埃政府主席。他這番話，無疑是對南昌起義的最高評價，對保存這部分力量而不潰散的朱德、陳毅等人的最高評價。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陳毅說:“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裡，在群眾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眾的革命信念，這是總司令的偉大。”什麼叫力挽狂瀾？這就叫力挽狂瀾。我們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並不排除在某些關鍵時刻，領導者的決心與意志是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

也許在當時的情況下，天心圩留下來的那支八百人的隊伍中，沒有幾個人能想象到共產黨人22年後能夠奪取全國政權。但每一個自願留下來的人，內心深處都從朱德、陳毅、王爾琢身上感受到了共產主義一定勝利的信念。

歷史中確實有很多東西難以預測。

1927年10月底，南昌起義諸領導者紛紛分散撤退的時候，很難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壩的朱德，最後與毛澤東一道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起義部隊的主力都潰散了，更難想到留在三河壩殿後的“部分兵力”，最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中流砥柱。又正因為歷史難以預測，所以才充滿機遇。面對難以預測的歷史和難以把握的機遇，起關鍵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質與信念。

領導者的素質與信念，最終匯聚成歷史的自覺。

歷史是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給予個人的機會極其有限。

朱德從南昌起義隊伍的邊緣走到了“朱毛紅軍”的核心，最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沒有義無反顧投身革命、捨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無法獲得這樣深刻和敏銳的歷史自覺。一句名言說：人的一生雖然漫長，但關鍵時刻只有幾步。個人如此，集團、國家同樣如此。能夠在關鍵時刻幫助領導者做出關鍵判斷採取關鍵行動的那種發自內心召喚的歷史自覺，不但是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的必備條件，更為見風使舵者、見利忘義者、投機取巧者永遠無法獲的。

追憶｜朱德元帥的“為將五德”

《孫子兵法》裡曾經總結過“為將五德”：“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此也是朱德的為將之德。

文 | 林臻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軍網”（ID：zgjw_81），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為將之智：善謀能斷，運籌決勝

1922年出國留學前，朱德已成長為滇軍名將和出色的指揮官。在長期的軍事生涯中，他儲備了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和不斷創新戰略戰術的能力，為日後的革命戰爭提供了軍事保障。

朱德逐漸將軍事指揮的科學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了起來。留學蘇聯期間，他就客觀思考了回到國內該怎樣打仗的問題：“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這奠定了游擊戰的基本雛形。

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失敗，經過三河壩之戰，朱德麾下的800人成為了革命的種子，但人困馬乏，缺槍少彈。朱德利用國民革命軍第16軍軍長範石生與蔣介石的矛盾，成功將部隊改稱國民革命軍第16軍第47師第140團，隱蔽在範部之中，通過合作得到了補給恢復。

1928年的“年關暴動”中，朱德打著140團的旗號，智取宜章縣城，揭開了湘南起義的序幕。整個湘南起義持續3個多月，參與人數超過百萬，為後來紅軍在井岡山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到了井岡山之後，朱德與毛澤東逐漸又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

為將之信：志堅如鋼，信念堅定

毛主席與朱德在陝西寶安縣合影。

朱德自追尋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以來，幾經沉浮，幾經坎坷，幾經磨難，但是在任何困難時刻，始終堅如磐石，毫不動搖。

1922年，疲倦了軍閥混戰的朱德辭去軍職，來到上海尋找革命出路。在向陳獨秀提出入黨請求後，卻因其軍閥將領出身、更需要考驗的原因，遭到了拒絕。但既然認定了目標，朱德便毫不氣餒，甚至遠渡重洋，尋找革命之路。最終，他來到歐洲，在中共旅歐組織負責人周恩來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10月，南昌起義部隊餘部瀕臨絕境，軍心不穩，人心思變。在這緊要關頭，朱德站了出來，登高一呼，“願繼續革命的跟我走”。他的堅定和樂觀，強烈地感染並鼓舞著每一名官兵，最終渡過難關。

正是朱德，用自己堅定的信心，用自己鋼鐵的意志，保存下了革命的火種，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長征途中，革命再次面臨危機。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後，分編成左路軍、右路軍一併北上。然而，當時擔任紅四方面軍負責人的張國燾卻發出了與中央決定相左的命令，放棄北上，單獨南下。

朱德當時隨左路軍行動，張國燾南下“另立中央”時，明確要朱德表態支持自己。朱德說：“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南下是沒有出路的！”

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張國燾要朱德同志表態，他旗幟鮮明地說：“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在被挾裹南下的過程中，他為了保存紅軍實力，同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堅決鬥爭，最終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會師。毛澤東評價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為將之仁：以德服人，仁心愛兵

1949年，朱德在開國大典上由聶榮臻陪同檢閱海、陸、空部隊。

朱德是久經戰陣的名將，但也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朱德曾說：“我帶兵的特殊戰術是這樣的：我本人身體健康，可以和弟兄們共同生活， 跟他們打成一片，從而獲得他們的信任。”他更是和普通士兵們一道，穿粗布軍裝，吃糙米野菜，住草棚窯洞。

紅軍在井岡山立足不久，敵人甚至在經濟上也對井岡山進行了封鎖。為了打破敵人封鎖，解決山上糧食短缺問題，紅四軍發起了下山挑糧運動，農民出身的朱德，挑起扁擔，帶頭參加，每次100多里。

朱德沒有高級軍官的架子，這也曾經在危難之中救了他的性命。1927年11月，朱德為了與範石生接洽，親率50多名戰士進駐一個小鎮的祠堂中。當夜，本地民團頭目得知朱德在此，遂包圍祠堂，衝進院內試圖活捉朱德。當幾個民團衝進來看見朱德時，見到的是滿臉鬍子拉茬、身穿補丁摞補丁破軍衣、還繫著一條圍裙的不起眼的士兵。朱德沉著冷靜，說自己是伙伕，騙過了民團。趁敵人不注意，開槍擊斃敵人，果斷脫險。

陳毅在1929年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道：“群眾及敵兵俘虜初次看見鼎鼎大名的四軍軍長那樣芒鞋草履、十分襤褸莫不詫異，若不介紹，至多隻能估量他是一個伙伕頭，同時到現在伙伕頭三字恰成了四軍軍長的諢號。”

在長征途中，朱德總是十分關心戰士的生活，想盡了辦法讓紅軍從環境惡劣、糧秣無濟、飢寒交迫的環境中走出來。

1935年，紅軍從懋功一帶北上進入雪山連綿的藏區，大軍幾乎絕糧斷炊。朱德組織、發動各部隊滿山遍野採摘野菜充飢。他組織了一個“野菜調查小組”，親自帶領著小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認識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帶回，然後他又動員大家去找。在長征途中，居然找到了60多種野菜，還編了一個《吃野菜須知》的小冊子下發到各連隊。

在長征中，朱德是年齡最大的統帥，但他只要了兩匹馬，一匹馱文件，一匹則常常隨康克清在隊伍後面收容傷病員。年輕的戰士們都把寬厚的朱德視為自己的慈父。紅軍之父愛兵如子，可見一斑。

為將之勇：堅毅頑強，勇猛無畏

1945年4月，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軍事報告。

朱德戎馬一生，他不僅善於在指揮所裡運籌帷幄，而且經常身先士卒，上陣衝殺。

南昌起義軍南下失敗之時，部隊在福建武平擊退了敵軍追擊。當時，部隊位於閩贛邊界的石徑嶺，四處懸崖峭壁，唯一可以通過的隘口被反動民團佔據。危急時刻，朱德突然出現在隊伍前方，一面鎮定地指揮部隊疏散隱蔽，一面親率警衛員攀上懸崖峭壁，繞到敵人身後發起突襲，將敵軍擊潰，打開了前進的通路。當部隊通過隘口時，朱德又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握駁殼槍指揮後續部隊前進。

粟裕回憶說：“朱德同志不僅是一位寬宏大度、慈祥和藹的長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戰、身先士卒的勇將。”

遵義會議後，紅軍在貴州土城地區對追擊的川軍進行阻擊。朱德毅然提出到前線直接指揮作戰，毛澤東不同意，朱德把帽子一脫說道：“不要光考慮我個人的安全。只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毛澤東終於點頭。於是，朱德出現在了前沿陣地上。

1938年，朱德任第二戰區東路軍總指揮，除指揮八路軍和山西新軍一部外，還指揮國民黨軍7個師。4月初，日寇就出動3萬多人分九路圍攻晉東南根據地，企圖圍殲八路軍總部和東路軍。朱德靈活運用他自己概括的作戰原則，以一部鉗制多路來犯之敵，而我主力則把苫米地旅團壓在八路軍預設的河谷裡，將敵截成數段，一舉消滅日軍2200多人。

率先垂範，英勇無畏，朱德為人民軍隊樹立起了大智大勇的大將風範。

為將之嚴：嚴於律己，嚴於治軍

1952年5月1日，朱德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

朱德治軍紀律嚴明，將紀律和服從作為職業軍人的天職。

1913年，朱德率部戍守雲南邊境地區時，命令部隊不準進村串戶，不準偷雞摸狗，還開除了“萎靡不振”的士兵王佔標，可見其治軍之嚴厲。從1917年至1922年，朱德駐防瀘州五年，部隊紀律嚴明，愛護百姓，剿匪安民，深得百姓擁護。

1927年10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800人抵達贛南的信豐時，一些來自舊軍隊的不良分子在城裡吃飯不給錢，甚至拿槍、手榴彈嚇唬老百姓，還有的搶錢搶物。朱德得知後，立即派陳毅查明事實，集合隊伍，對帶頭肇事的主犯執行槍決。這樣做，狠狠地剎住了起義軍中舊軍隊的作風，同時也在老百姓心中樹立起了人民軍隊的良好形象。

朱德在治軍上嚴格要求，對自己更是嚴上加嚴。他一貫主張：要實際，不要浮誇，要踏踏實實地把事情辦好。

開國大典時，朱德也在天安門城樓上，但是毛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的電影、照片中，都難以找到朱德的身影，這是為何？原來，當時觀禮臺上人聲鼎沸，新聞記者們也爭先拍照。

朱德發現，攝影記者只有把身子探出漢白玉欄杆外面，才拍得上毛澤東宣佈這一壯舉的全景。所以，記者把身體倚到漢白玉欄杆上時，他抓住記者的兩腿，幫助記者完成了這一重要使命，而他把自己卻留在鏡頭之外。

1951年朱德65歲生日時，家鄉儀隴縣派人到北京看望他，縣裡提了兩個要求：一是把縣城遷到朱德的出生地馬鞍場，二是把儀隴縣改名為朱德縣。

朱德聽了趕緊說：“我不算英雄，只是一個戰場上沒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那些為革命犧牲了的烈士才稱得上英雄。”在他的堅持下，儀隴縣城沒有搬，縣名也沒有改。朱德淡泊名利，虛懷若谷，嚴於自律，正是人如其名——“赤色的品德”。

朱德元帥已經逝去42年了，但其不朽的精神，一直是我們這支軍隊永不褪色的紅色基因。不論是足智多謀、信念如鋼、尚德仁愛、英勇無畏還是紀律嚴明，都是新一代革命軍人應當繼承的優良傳統。朱德元帥的為將之德，也是我們這支人民軍隊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征程中所需要的精神動力。正所謂：

星火初聚乾坤轉，大廈將傾隻手攔。

百戰洗禮浮血海，兵掃六合金甌完。

度大如海胸襟滿，志如鋼鐵利刃寒。

紅軍之父有誰人？元戎英名青史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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