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首部长篇小说《长生弈》自跋:写作是一个人的广场舞

朱大可首部长篇小说《长生弈》自跋:写作是一个人的广场舞

每天晚上,我都要环绕住所附近的无名小湖散步。那里有一块空地,被众多老年舞者所占领。他们身穿白色制服,紧跟流行音乐的节奏,动作规整地舞动每个肢端,就像一些白色的幽灵,漂浮在灯影、建筑物、水汽、雾霾和树丛之间,赋予这世界以古怪的魔幻调性。

这种“广场舞”场景,遍及中国的每个城市,甚至渗透到所有的公共空地。它叠加了“忠字舞”、“气功”、“广播体操”和“健身操”的所有特征,是健身、养生和长生欲望的坚硬表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解这种强悍的欲望。

大约是由于道家和道教的缘故,长生是中国人所有愿望中排列靠前的一种。即便社会危机达到极致,人的生命面临巨大威胁,养生活动仍然被民众所坚持,犹如文革期间的鸡血疗法和甩手疗法。它们跟“大批判”的影像混杂起来,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这是长生欲望重要性的一个反证。在中国,长生是一种用来梦想的事物。它覆盖了从草民到帝王的所有人群。对于我本人而言,小说写作就是我的“长生术”,是一个人的广场舞。我将在这个状态下寻找生存的意义。

我的写作面临着一个自我分裂的格局:小说必须既包含古典的英雄主义,也拥有微弱的戏仿、反讽和解构元素;既表达大济苍生的儒家精神,也传递致力于弃世和长生的道家精神;既尊重历史书写,又竭力要突破史官叙事的框架,向神话和魔幻主义致敬。所有这些诉求都导致了书写的内在精神分裂。当然,我并不为此感到担忧,相反,在我们所置身的时代,分裂是其最显著的精神特征。

历史和神话始终是我最关注的两个领域。在我看来,历史就是神话,而神话就是历史,在它们貌似对立的状态背后,屹立着一个共同的本性,那就是人寻找自我镜像的永恒激情。灵魂的欲望被投射在文本里,形成叙事的古老原型。从那些虚构的魔幻人物中,我们窥见了自己的真实影像。

神明的逻辑,就是时间的逻辑。时间神在主宰本次写作,他引领我观看句芒和阎摩的战争,记录他们的神迹。为此,书中采用周朝纪元和十二干支分章法,旨在表达线性时间的主导意义。只有时间线索里绝大多数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契合原貌,只有极少数因故事情节需要,做了适度调整。但时间不仅是神的逻辑,而且还是一种叙述的魔法,它把自己的光辉投射在字词上,试图点亮它们的灵魂。

《搜神记》《东周列国志》和《聊斋志异》是我的写作范本。这些古卷在我的书案上像花朵一样开放,散发出经久不息的香气。我在努力为这种东方欲望找到一个适合的容器。这容器本身就应该是长生的,以便跟长生的欲望匹配。无论如何,那些古小说都是现代写作的优秀样本。它们不仅提供素材,而且提供最迷蛊惑人心的梦想。它们是时间神馈赠我们的宝藏。

朱大可首部长篇小说《长生弈》自跋:写作是一个人的广场舞

感谢花城出版社,为本书提供了一个面对读者的契机。在官方价值观和互联网价值观双重世界里,平面出版在艰难地沉浮,危机四伏。每一次出版都是一次文化博弈。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作家的书写激情。甚至还有更多的批评家,参与这场写作运动,为出版业注入新的生机。

这是因为,小说正在成为1950年代生人的记忆容器,一种类似于“回忆录”(无论是民族史还是个人史)的另类体裁。小说让书写者在时间中诞生或重生。在语词家园中,作者寄放了对流逝岁月的乡愁。

这当然不是文学繁荣的标记,而是裂变和自我拯救的标记:一方面是互联网青春写作的勃兴,另一方面是纸媒中老年写作的卷土重来。但我已经清晰地看到,无论是记忆写作还是青春写作,时间法则都是文学的主宰。

写历史/魔幻长篇小说,是一种繁琐的事务,它不仅需要自由的想象力,还需要缜密的历史考据,而更加困难的是,平衡魔幻和历史这两种彼此对立的元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变量,就是纯小说和类型小说的杂交。我的工作室2016年曾经推出几部类型小说,积聚了一些有益的写作经验。《长生》可算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它具备类型小说(如武侠小说)的躯壳,但又试图植入个人的叛逆性风格。

这种走钢丝式的书写无疑是危险的,它有双重冒犯的危险——既冒犯文学,又冒犯市场。它断断续续地耗费了我两年时间,依然技法上捉襟见肘,难以达成目标。书中若有什么错讹,应该都是本人能力有限的缘故。正如书名“长生弈”所暗示的那样,写作就是一场漫长而危险的博弈,而我不过是个笨拙的赌徒而已。

注:小说将于五月底面市。

本文题图为书封

本文配图来自互联网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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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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