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德的譜系》摘選
正好相反，精神高貴者預先自發地創造了"好"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說從自身獲得了這一概念，而後才由此引伸出一種關於"壞"的概念！這種起源於高貴的"壞"和那種產生於不知魘足的仇恨的大鍋中的"惡"
——這看上去同樣是"好"物概念的反義詞的-"壞"和-"惡"是多麼不相同啊！前者是附產品，是一種附加成分，一種補充色調，而後者卻是本源、是起點，在奴隸的道德觀念中是原始的創造活動。可是在這裡同樣被稱為"好"的概念並不相同：最好還是過問一下，依照仇恨的道德究竟誰是"惡人"。
最確切的答案是：這裡的所謂"惡人"恰恰是另一種道德中的"好人"、高貴者、強有力者、統治者，他們只不過是被仇恨的有毒眼睛改變了顏色、改變了含義、改變了形態。在這裡我們至少要否定一點：誰要是把那種"好人"只認作敵人，那麼他除了邪惡的敵人就什麼也不認識。同樣是這種人，他們被如此嚴格地束縛在習俗、敬仰、禮節、感戴之中，甚至被束縛在相互監視、彼此嫉妒之中，他們在相互態度的另一方面卻顯示出如此善於思考，善於自我剋制，如此溫柔、忠誠、自豪、友好；一旦來到外界，接觸到各種陌生事物，他們比脫籠的野獸好不了多少，他們擺脫了所有社會的禁錮，享受著自由，他們在野蠻狀態中彌補著在和睦的團體生活中形成的長期禁錮和封閉所帶來的緊張心理，他們返回到了野獸良心的無辜中，變成幸災樂禍的猛獸，他們在進行了屠殺、縱火、強暴、毆打等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之後也許會大搖大擺、心安理得地離去，彷彿只是完成了一場學生式的惡作劇，他們也許還相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詩人們又有值得歌詠和頌揚的素材了。
所有這些高貴種族的內心都是野獸，他們無異於非常漂亮的、伺機追求戰利品和勝利的金髮猛獸；隱藏著的內心時不時地會爆發出來，野獸必然要重新掙脫，必然要回到野蠻狀態中去
——羅馬的貴族、阿拉伯的貴族、日耳曼的和日本的貴族，荷馬史詩中的英雄和斯堪的納維亞的海盜，他們都同樣具有這種需要。高貴的種族不論走到哪裡都留下了形成"野蠻人"的概念的痕跡，就連他們的最高等的文化中也顯露出他們對於此種行為的一種意識，甚至是一種自豪（例如佩利克勒斯在那篇著名的葬禮演說辭中對他的雅典人民說："我們的果敢打開了進入所有土地和海域的通道，在四外都不分好壞地樹立起永恆的紀念碑。"）高貴種族的這種表現得如此瘋狂、荒謬、突兀的"果敢"，這種不捉摸，這種甚至對他們自己的行動都難以把握（佩利克勒斯特別強調了雅典人的rathumia），他們的這種滿不在乎，以及對安全、肉體、生命、舒適的蔑視，對所有破壞行為，對所有勝利的淫慾和殘酷的淫慾的那種令人恐懼的興致和發自內心的愛好
——所有這一切都為他們的受害者勾畫出"野蠻人"、"邪惡的敵人"的形象，或許是"哥特人"或者"汪達爾人"的形象。日耳曼人在初掌政權時激發的（現在又再次激發的）深刻和冷酷的不信任還總是那種無法消除的恐懼的尾聲，許多世紀以來，歐洲懷著這種恐懼目睹了金髮的日耳曼猛獸的震怒（雖然所有的古日耳曼人和我們德意志人之間幾乎不存在概念上的聯繫，更不用說血源上的聯繫了）。我有一次注意到赫西奧特的困難處境，當時他正思考文化時代的序列問題，並試圖用金、銀、鐵來標誌它們。他善於巧妙地處理光輝的、但也是如此可怖、如此殘暴的荷馬時代遺留下來的矛盾，使用的方法無非是把一個時代一分為二，然後依序排列
——首先是特洛伊和底比斯的那個英雄和半神的時代，這是貴胄們仍舊保留在記憶中的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有他們自己的祖先；接下去是金屬的時代，也就是那些被踐踏者、被剝奪者、被殘害者、被拖走和被販賣者的後代所看到的那個世界：據說這是礦石的時代，堅硬、冷酷、殘忍、沒有情感和良心；一切都被搗毀並沾滿血汙。
假定，現在被當作"真理"的東西果如其然，假定一切文化的意義就在於把"人"從野獸馴化成一種溫順的、有教養的動物、一種家畜，那麼我們就必須毫不猶豫地把所有那些反對的和仇恨的本能，那些藉以最終羞辱並打倒了貴胄及其理想的本能看作是真正的文化工具，當然無論如何不能說，那些具有這種本能的人本身同時也體現了文化。其實，相反的結論的正確性不僅是可能的，不！這在如今已是有目共睹的了！這些具有貶低欲和報復欲本能的人，這些所有歐洲的和非歐洲的奴隸的後代，特別是所有前亞利安居民的後代，他們體現的是人類的退讓！這些"文化工具"是人類的恥辱，其實是一種懷疑，一種對"文比"的反駁！人們完全有理由懼怕並防犯所有高貴種族內心的金髮猛獸，如果有人能夠領悟到，不恐懼則永遠無法擺脫失敗者、貶低者、萎靡者、中毒者的嫉妒的眼光，難道他還會千百次地選擇恐懼嗎？這不正是我們的災難嗎？如今是什麼構成了我們對"人"的反感？人使我們受苦，這是沒有疑問的了，當然不是因為我們懼怕他，其實他已經沒有什麼值得懼怕的了。
蟲"人"已經登臺，而且是蜂擁而至。"馴服的人"、不可藥救的中庸者、令人不快的人已經知道把自己看成是精英，是歷史的意義，是"上等人"。是的，他們的這種感覺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因為他們感到自己和大批失敗者、病患者、疲憊者、萎靡之間尚有距離，在這段距離之後，當今的歐洲正在開始發臭，因此他們覺得自己至少還是比較適度的，至少還是有生活能力的，至少還是肯定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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