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日本NHK電視臺在全國播出了紀錄片《731部隊的真相：精英醫學研究者與人體實驗》，片中首次披露了戰後在蘇聯審判日本戰犯的錄音資料。紀錄片播出後，有人表示“被俘日軍遭到了蘇聯的刑訊逼供”，稱NHK沒有站在日本的立場上報道，是“辱日”，也有日本觀眾在看過紀錄片後感到非常內疚。
這部紀錄片還披露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那就是，731部隊在華進行的一系列活體實驗、細菌實驗，都離不開日本高等教育界的支持。
731部隊，其對外的公開名字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這支部隊於1936年編成，在第二年亦即1937年，日軍便發動了“盧溝橋事變”，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在全面侵華開始之後，731部隊便逐漸顯露出了它的“惡魔”本性。但是在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由於當時資料遭到破壞，日本軍部勢力自我保護等等的原因，這一部隊在中國所進行的毫無人性的犯罪，並沒有得到大量的揭露。
而今天的內容，全部來自於由日本NHK電視臺編輯，並在8月13日於日本全國放映的紀錄片《731部隊的真實》。
當時涉及731部隊的大量資料，除了被日軍在投降前自毀之外，其餘資料大部分在美軍佔領期間被美軍收押並列為機密。所幸，在蘇聯進入中國東北地區與日本關東軍開戰之後，大批曾經參加731部隊的軍官和士兵被蘇聯軍隊所俘虜，並且在1949年12月25日，於中俄交界處的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對這些俘虜中涉及戰爭犯罪的人員，進行了“哈巴羅夫斯克審判”。
NHK電視臺的記者，通過走訪俄羅斯國立檔案館，找到了前蘇聯時期保留下來的哈巴羅夫斯克審判錄音。該錄音時長24小時，記錄了審判的全部過程。
這部錄音中展示了對當時的關東軍731部隊的軍官們的審判，也提供了證人們的證詞。自此，731部隊當時用活人進行人體試驗等等罪行，才再一次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有關於731部隊，我們之前已經瞭解過很多罪行，如活體解剖，進行冰凍試驗、細菌試驗等。
但是本次NHK的調查，挖掘出了一個新的令日本高等教育界難堪的事實：731部隊進行的這些非人試驗和研究，其實是各大學與日本軍方勾結的結果。
從1936年開始到1940年，以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和慶應大學為首的日本高等學府們，都紛紛與軍隊簽訂了秘密的合作協議。協議的內容是由日本這些大學向731部隊輸送研究員，牽頭負責軍方提出的研究項目，同時由軍方向各個大學支付鉅額的研究經費。
時任日本京都大學醫學院院長的戶田正三，與石井四郎私交甚厚。在他的領導下，京都大學在6年時間裡，將派遣到中國東北的研究員人數從36人增加至75人，其中絕大部分都在731部隊工作。僅1940年一年，京都大學從日本軍部獲得的經費便達到了2億5000萬日元。
儘管戶田正三本人否認了自己與731部隊或是軍方的研究有任何關係，但在他逝世後的一本他人追憶錄中，清清楚楚地寫明瞭他曾經與多名高級軍官一起，氣氛和諧地推動著軍隊中進行著的研究工作。
東京大學也否認了曾經以東大的名義，主動派遣教授參加731部隊，但NHK的記者從東京大學校長長與又郎的記錄中發現，他曾經長期通過文部省（相當於中國的教育部）與日本關東軍的高層保持著聯繫，並且從中協調各種研究試驗人員的派遣工作。
在以石井四郎為中心的這張合影中，彙集了日本大部分醫科、理工科的高校首腦。這是日本高校界直接參與了731部隊的構建和試驗的鐵證。
在一名曾經配屬於731部隊的老兵，須永鬼久太所保留的資料中，NHK的記者找到了全部供職於731部隊的醫學研究者名單，其中大部分來自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和慶應大學。
之前談到的，在731部隊中負責凍傷試驗的吉村壽人，就來自京都大學醫學部，而且是學院院長戶田正三的學生。他曾經在回憶錄中寫道：“聽說了要在人體上進行那些試驗，我直接提出拒絕參加。但是在戶田院長的勸說下，他勸我不要放棄已經進行了很久的研究，而且，如果我膽敢拒絕軍部的命令，那麼就直接將我逐出師門。”
在731部隊多達3000多人的組織中，這些來自全國各大著名高校的研究者們，並不是像他們中一些人所辯解的“自己被軍隊逼著工作”，而恰恰相反，他們在這個惡魔的組織中所具有的地位非常高：
這些研究者被稱為“技師”，在組織中處於頂點的地位。根據大量衛生兵和少年兵的回憶，很多非人性的試驗，其實都是這些研究者們直接下令進行的。
在731部隊本部的研究者中，來自日本（及日本佔領區）各地的學者共40名，絕大部分具有博士稱號。可以說，沒有這些來自各大高校的學者們的積極參加，731部隊是無法實現那些聳人聽聞的活體實驗的。而另一名曾經配屬於731部隊，當年僅有14歲的“少年兵”三角武，是在日本揭露731部隊罪行的最活躍的一位老先生。據他的回憶，自己當時的心境是這樣的：
“在那樣的時代裡，我所認為的是，如果我們不這麼做的話，那麼就會被打敗。”
“儘管覺得這些俘虜非常可憐，但是也不能說出口。”
“如果說了同情俘虜之類的話，就會馬上被認為不是日本人，是‘非國民’。當時就是這種氣氛。”
作為少年兵，他們被委派的任務往往是焚燒屍體，掩埋骨灰之類的髒活。三角武先生回憶說：“我們被命令去燒掉那些屍體，往屍體上澆上汽油點燃，然後再把稍晚的骨頭撿出來埋掉。我當時的想法是：這難道就是戰爭嗎。”說完這些，三角武先生長久地陷入了沉默。
而關於731部隊中有大量學者參與其中的事實，日本的學術界也對“科學家與軍方的關係”展開了討論。
主流的意見是：軍事研究並不等同於兵器研究，所以科學家參與軍方的研究，在倫理上並不構成“科學家參與了殺人”。
用做舉例的，有參與設計了原子彈的奧本海默，和731部隊的石井四郎。確實，這也是大多數國家所支持的“國防科研”。但對此，反對的意見也存在著：
“科學家並沒有責任要參加戰爭。從歷史上來看，科學家的參與，反而使戰爭越來越殘酷。”
而以研究者身份參與731部隊的人，對此會怎麼想呢？在731部隊中擔任第四部細菌製造課課長的柄澤十三夫，在哈巴羅夫斯克審判中受到了審判。在被告席上，柄澤說出了自己的心聲：
“如今我已經不是軍人，從普通人的角度出發，我想對我做的事情說幾句話。我的媽媽在日本，現在已經82歲了。我還有個妻子，和兩個孩子。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罪大惡極的。如果有來生的話，或者我此生還有餘生的話，我會記著自己做下的這些惡行，用自己的新的人生，為了全人類而竭力奉獻。”最終，他被判處20年勞動改造。
1956年10月19日，日本和蘇聯恢復邦交後，所有在哈巴羅夫斯克審判中被判刑勞改的731部隊軍官們都被宣佈釋放，允許他們返回日本。
然而柄澤在得到釋放之後，於第二天的1956年10月20日，在哈巴羅夫斯克看守所的洗衣房裡，懸樑自盡。
哈巴羅夫斯克審判中，作為細菌武器研究和生產的直接參與者而受審的被告，共有12名：
山田乙三，關東軍司令官，大將，勞改25年。
梶塚隆二，關東軍軍醫部長，軍醫中將，勞改25年。
高橋隆篤，關東軍獸醫部長，獸醫中將，勞改25年。
佐藤俊二，關東軍第五軍軍醫部長，軍醫少將，勞改20年。
川島清，關東軍第四部細菌製造部部長，勞改25年。
柄澤十三夫，關東軍第四部細菌製造課課長，勞改20年。
西俊英，教育部長兼孫吳支部長，勞改18年。
尾上正男，731部隊海林支部長，勞改12年。
平櫻全作，100部隊研究員，勞改10年。
三友一男，100部隊隊員，勞改15年。
菊地則光，731部隊海林支部衛生兵，勞改2年。
久留島祐司，731部隊林口支部衛生兵試驗員，勞改3年。
除勞改刑滿得到釋放的菊地則光、久留島祐司之外，高橋隆篤於1952年腦溢血死於勞改中，柄澤十三夫於釋放之後自殺，其他人都在1956年年底回到了日本。
石井四郎，731部隊的創始人，之後歷任第一軍醫部長，731部隊指揮官。在蘇聯進攻關東軍之前，於1945年8月從哈爾濱逃回日本。之後與美軍佔領軍司令麥克阿瑟達成協議，以提供731部隊全部研究資料為條件，使自己免於戰犯審判。戰後被開除公職，在東京新宿區經營一家小診所，於1959年因喉癌死去。
板垣徵四郎，關東軍總參謀長，731部隊設立發起者。1946年2月被聯合國佔領軍逮捕，作為A級戰犯在遠東軍事法庭上被判處死刑，1948年12月絞刑。
戶田正三，戰前京都大學醫學院院長，戰後成為了金澤大學第一任校長，並連任四屆校長職務。1961年死去。
田部井和，731部隊傷寒研究負責人，來自京都大學。戰後擔任京都大學醫學院院長。1977年死去。
吉村壽人，731部隊凍傷研究負責人，來自京都大學。戰後擔任京都府立醫科大學校長。1990年死去。
長與又郎，戰前東京大學校長，1941年設立日本癌症學會，擔任學會會長，世界級癌症研究權威。1941年死去。
我想，看完這部紀錄片，作為戰爭受害者的中國人，我們的心情應該是非常複雜的：
作為平民百姓，日本人在媒體的輿論誘導下，就可以如此輕易地相信被片面報道甚至是歪曲的時事消息，然後支持軍隊進行如此血腥恐怖的行為。
作為被迫參戰的一名小兵，儘管對遭受非人虐待的俘虜們心存憐憫，卻迫於壓力無法表達出來。
作為一名科學家，為了研究工作的成功，獲得更多的研究經費，或是個人未來的發展前途，就可以下命令進行如此冷血邪惡的活體實驗。
戰爭真的會奪去人心中的一切善良嗎？還是說，人本質上就是盲目、懦弱且自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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