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四大名醫
民國北京城有“四大名醫”，指的是中醫。按一般說法是指蕭龍友、孔伯華、施今墨、汪逢春四位。還有一種說法是蕭龍友、孔伯華、汪逢春、楊浩如。這五個名醫除了孔伯華是山東曲阜人，其他四個都是南方人。汪逢春是江蘇蘇州人，施今墨是浙江蕭山人，蕭龍友是四川三臺人，楊浩如是江蘇淮陰人。不管四大也好，五大也好，民國時期北京中醫最有名的就是這五個人。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取締中醫的政策遭到強烈抵制和反對，只得收回成命，但是提出了一點，就是必須對中醫師的資質進行考核，用今天的話說，必須持證上崗。於是北平成立了一個考評委員會，蕭龍友、孔伯華、施今墨、汪逢春四個人正是考評委員會的成員，其中沒有楊浩如，因為那時楊浩如的身體已經不大好了。但楊浩如是北平第一個中醫醫院的創始人，也就是按現代醫院的形式創立的中醫院。北平最早的中醫教育是北平國醫學院，孔伯華等人也都有參與，但是沒有開辦下去，倒是後來施今墨又開辦了華北國醫學院，培養了不少中醫人才。這個學院不能拿今天的概念去理解，他們一年招收的學生只有幾十人，少的時候也就二十人，但華北國醫學院後來確實出了不少人才。
雖然北京的中醫很多，但無論是就診的人數，還是醫生的生活狀態，中醫和中醫之間是大相徑庭的。有的混不上飯吃只能到藥店坐堂，或者自己開個小診所，僅能維持生活。但是這五大名醫家裡卻是門庭若市，每天應診要排隊，而且他們輕易不出診。診金也很貴，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初，看一次病診金一般是一塊銀元。一塊銀元什麼概念?我們以前講過，一塊銀元在二十年代末，差不多夠過年置辦一三輪車的年貨。我家抗戰期間支出的日常全部費用不過是一天一塊銀元，一般窮苦人家一塊銀元可能用十天半個月，這費用就相當高了。不過那些衚衕裡頭不太知名的中醫費用就遠到不了這麼高。另外說到藥材，當時的藥材不貴，丸散膏丹也不貴，一般飲片(就是湯藥的組成部分)就更便宜了。除了用貴重藥材，都是比較便宜的。小兒高燒不退要用一種藥——— 紫雪，裡面要用羚羊角，這就要貴些。我小時候平時消化不良什麼的吃至寶錠，只要幾分錢，我們住東四的時候，衚衕裡窮苦人家的小孩生病了，也不去看什麼醫生，自己買點藥吃吃也就好了。
四大名醫各有各的特長。比如說孔伯華擅治溫熱病，他最愛用石膏，因為石膏是涼性的，孔伯華開方子石膏用得很多，能用一兩到二兩，所以孔伯華有個綽號叫“孔石膏”。汪逢春是善治溫病的，他的很多著作也是講治溫病的。這四人裡活得最久的是施今墨，活到1980年，其他幾位，蕭龍友活到1960年，楊浩如活到1940年，孔伯華活到1955年，汪逢春活到1949年。
我家人生病雖也看中醫，但不是太多，找中醫看病時找孔伯華最多。據說我小時候也找蕭龍友看過病。那時候看病很少到醫院，一般是請醫生到家裡來，但找蕭龍友就要去他家了，他是輕易不出診的。後來因為氣管炎也到施今墨家看過病。
除了這幾位，北平還有一些非常棒的專科醫生，比如說皮膚科——— 那時也叫瘍科，瘍科最有名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哈銳川，還有一個是趙炳南，他們都是回民。趙炳南也受聘於華北國醫學院，是那兒的教授。哈銳川在八面槽開業。另外還有針灸大夫，例如金針王樂亭，從前將針灸叫金針，這些都是專科大夫。
藥鋪與仿單
同仁堂的傳說現在已經有很多了，對同仁堂的信譽和藥品質量都有許多的瞭解。北京當時的藥鋪除了同仁堂，還有樂仁堂、鶴年堂、永安堂等，藥鋪一般就是賣藥的，無論丸散膏丹還是飲片都有。但是這就有是不是貨真價實的問題，一般好的大夫都對自己的處方有指定的藥鋪。有一個小故事發生在民國時期，說某位大夫喜歡用麻黃，一般來說麻黃在一劑藥中只能使用幾分，最多不過一錢。這位大夫開始開了一錢麻黃，病人吃了以後還是不發汗，大夫加大到兩錢，依然不發汗，開到三錢，已經到極限，還是不行。
這大夫覺得病人必須發汗，就把麻黃開到五錢，這已經超乎用量了，過去在醫院這樣加大劑量用藥是要雙簽字的。於是吃了這服藥就出了醫療事故，病人出大汗不止，乃至虛脫而死。後來家屬告到官府，法院就對此進行了調查，問他這藥是哪兒抓的，病人家屬說一錢到三錢是在某某小藥鋪抓的，最後五錢的方子是到同仁堂抓的藥。麻黃這藥，就像一根根小草棍似的，在小藥鋪抓的是偽的，他們是將炕蓆絞成了小段，看上去和麻黃一樣，像這種“麻黃”就是吃一兩都不會發汗。而同仁堂貨真價實，抓藥的不願意抓，覺得麻黃量太大了，但大夫開的方子在那兒，又有大夫的雙簽字，也就給抓了真的麻黃，才致病人死亡。所以這不怪同仁堂，也不怪那位大夫，最後法院把那賣假藥的藥鋪老闆抓進了大牢。
同仁堂是藥鋪中最有名的，也給清宮供藥，主要供宮裡的太醫院，宮裡有醫藥局，但有的丸散膏丹和飲片也要到同仁堂藥鋪採買，尤其是一些貴重藥品如參茸犀角等，結賬一般是一兩年結一次。一入民國，清室退位，清宮的預算也大大縮減了，所以後來有一筆賬，大概是一萬兩白銀的藥費，主要是人參、鹿茸、羚羊角這些貴重藥品，退位小朝廷無錢償付，民國政府也不給償還，因此同仁堂賠了一大筆錢。
那時候抓藥很好玩兒，都有仿單，比方說一劑藥裡用了22味藥，其中每一味藥都有一張小方片紙，一般是白底紅字，上面有藥用植物的小圖，畫著根、莖、葉，文字說明有藥性溫涼寒熱與升降浮沉，還標明用途功效，你如果吃藥多了，能攢很多仿單，就像一部小“本草”，服藥間也能長很多醫藥知識。我小時候攢很多仿單玩兒，一摞一摞的，都是藥鋪給的。仿單什麼作用呢?第一有普及作用，第二知道里面開了什麼藥，全不全，有沒有漏幾味藥。比如說大夫開了22味藥，回來你數這單子，看是不是有22張仿單，一直到甘草這種有它不多、無它不少的藥，都有仿單，一核對就知道了。當然也不見得你能核對出來，但藥工是能檢驗出來的。這種仿單今天都成為文物了，那時候一些大藥鋪像永安堂、鶴年堂、樂仁堂等都有自己印的仿單。
“出馬”的西醫
當時北京有名的中醫和西醫，基本上都自己家裡有開業的診所，因此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給醫生定的成分是“自由職業者”，那時候的醫生和今天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既可以應聘於一兩家醫院，還可以自己開著私人診所，同時還履行著出診的義務。那時候好的醫生這個職業特別體面，收入也相當高。
西醫有很多私人開業的醫生。從我個人記憶來說，我小的時候基本上沒上過醫院，那時候醫生出診叫“出馬”，出馬有出馬金，這比醫院的收費要貴得多。許多有名的西醫大夫都有私人汽車，我印象中五十年代到我家來的大夫很多都有私人汽車。比如說印象很深的，有當時小兒科的大夫吳瑞平(協和名醫吳階平的哥哥，吳階平學醫也是受哥哥影響)，他們家兄弟四人都是學醫的，老大吳瑞平，吳階平在家中是老二、吳蔚然是老三。吳瑞平人很漂亮，氣宇軒昂。這些西醫大夫有個特點，都西裝革履，西服穿得非常講究，領帶打得極為得體。有的有助手，有的不帶助手，拎著個大皮包，大皮包有兩個扣，上部橢圓，底下是方的，一看就是西醫大夫。
出診大夫的包裡裝了什麼?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小時候對這個很好奇，包裡都有什麼呢?有血壓表、聽診器、壓舌板、診查錘、體溫表等，一般大夫都會打針，我印象中也有一兩位是帶私人護士的，所以也有腰形盒：裡面有消毒好的針頭、棉籤兒、酒精這類東西，還有隨身帶的常用藥。那箱子真是萬寶囊，其實常用藥就是阿司匹林、黃連素、阿托品之類，沒什麼新鮮的。一些常用的抗生素之類的也有，成人看病還有治心臟病的藥。那時候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有錢人家的太太們都要保養，醫生常開什麼呢，就是用荷爾蒙和維生素B12，他會建議你用，到藥房買，像我祖母她們都經常打這個，一個紅色的，一個白色的，兩個混合在一起打。我們家誰打呢?是我父親打。
我從小就會打針，包括怎麼消毒針頭，消毒棉球怎麼用——— 要從裡往外擦，越畫圈越大。怎麼打針?打針的時候先擠出來一點，把氣泡排出來，這些從小都會。這些醫生也會教你一點，但用什麼藥他們不會說，很神秘。比方說失眠，用魯米那(lum ina)，這是商品名，化學名是苯巴比妥。每個西藥都有化學名稱和商品名稱，但是醫生只跟你說是魯米那，不跟你說是苯巴比妥，實際上到西藥房買要便宜很多。西醫一般都是滿嘴英文，他告訴你是Lum ina，但他給你開方子的時候寫的卻是苯巴比妥的拉丁文。
我印象最深的還有一個大夫是後來的兒童醫院院長諸福棠，現在很多兒科泰斗都是諸福棠的門牆桃李。我小時候特別喜歡諸福棠，他特別和藹可親，我管諸福棠叫“諸大大”。諸福棠和吳瑞平都有一個特點，他們的出診包裡都會帶些巧克力糖啊，小玩具啊什麼的，小孩怕打針，給顆糖啊什麼的就會就範了。因為他們都是給小孩兒看病，用我老祖母的話說，他們叫“吃小孩兒的”。
給我母親看病的大夫叫陸觀仁，陸大夫是協和的，住炒豆衚衕，也有自己的診所，我印象也很深刻。那時候協和醫院的大夫一邊在協和應診，一邊家裡開著診所，也出馬。還有一個大夫大概叫汪國錚，五十年代我母親身體不好，這兩個大夫都來我家。我祖母不一樣了，我祖母還是對德日派念舊，她找得最多的一個大夫叫鄭河先，這個鄭河先是大人、小孩通吃，他在北大當過校醫，當然這也是兼職。當時北大沒有幾個人有汽車，一個是蔣夢麟有汽車，一個是胡適，還有一個就是鄭河先。鄭河先是“吃宅門”的，宅門裡請他他都去，一天到晚坐著汽車忙得很，要預約。我就記得鄭河先譜兒很大，我們家不大喝咖啡，什麼時候聞見咖啡味兒，就是鄭河先要來家裡看病的時候。他來之前要預先熬好咖啡，買點西點什麼的。鄭河先長得較矮，眉毛很長，鷹鉤鼻子，西裝革履，我小時候的印象就是他手很涼，一摸我肚子，我就很害怕。鄭河先總是會誤診，有的人家小孩子分明是盲腸炎，他非說是消化不良，耽誤了治療時機。儘管如此，找他的人家還是不少。
鄭河先的診金相當高，出馬一次要五塊錢，五十年代五塊錢什麼概念?鄭河先也經常給梅蘭芳家看病，八十年代許姬傳先生生前還和我聊過他。許姬傳管梅蘭芳叫梅大爺，於是許姬傳就說：“那時候梅大爺最喜歡找鄭河先，等於梅家的私人醫生。”我們家他也常跑，但我母親卻相信陸觀仁。
中醫也有私人開業的，我母親帶我經常看的一個女中醫叫王祿坤，王祿坤上午半天在東安市場西門內的西鶴年堂坐堂，下午在家應診，偶爾也出診。一家人都靠她養活，她就住在燈市口椿樹衚衕(今柏樹衚衕東口路南)。她丈夫卻是一表人才，但是被稱為“家庭婦男”，只在家料理家務，像教育孩子什麼的都是她丈夫的事。
有些病是無法請大夫到家出診的，比如說口腔科的疾患、眼科的疾患、耳鼻喉科的疾患等，這就要去他們的私人診所或家中，比如西總布衚衕的牙科張輔臣，還有後來的同仁醫院院長、耳鼻喉科的徐蔭祥等，都要靠醫療器械診查，是很難出診的。
我小時候沒有去醫院的印象，最後給我看病的大夫叫賙濟民，是東北人，一直到60年代初都是他到我家看病。同一個院子的小孩有時候生病讓賙濟民大夫看看，賙濟民也給看，吃點藥什麼的，分文不收。周大夫這人非常好。他當時在東四聯合醫院，因為後來不允許私人開業了，許多私人開業的醫生都聚集在那裡。1966年“文革”，因為他在國軍當過軍醫，所以滿大街都是他的大字報，家裡也被抄了。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還偷偷去他家裡看過他，給他送過吃的。很多醫生後來就不出馬了，像諸福棠在東單三條開了兒童醫院，後來也無償捐給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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