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寧對口扶貧協作接力長跑二十二年
光明日報記者 劉文嘉 李慧 王建宏
謝興昌的命運，在22年前出現轉折。
時年，作為寧夏西吉縣王民鄉紅太村的村支書，他最終下定決心要帶著村民搬出這片苦瘠之地。領著兩戶，輾轉三天，走過了中寧長山頭、石嘴山大武口、銀川鎮北堡，最終停在了永寧縣剛剛命名的閩寧村。
黃河在這裡形成世所罕見的幾字形轉彎，把華夏文明的力量澆灌在銀川平原裡；賀蘭山脈阻斷了來自西伯利亞的冷風和騰格里的沙暴，使農耕人口能夠在這裡定居和棲息。對這些，謝興昌有自己的敏銳：“我看了兩塊地，玉米棒子、高粱穗都長得好、長得兇呢。”
他和村民們說，別看現在是個幹沙灘，“人家福建都投資，只要黃河水上來，那是個好地方”。
1997年7月15日，他在這片幹沙灘上見證了閩寧村的奠基儀式。此前一年，以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為組長的“福建省對口幫扶寧夏領導小組”正式成立，習近平隨後為搬遷脫貧點閩寧村選址和命名。身材瘦小的謝興昌在奠基現場不停地往前擠著，“都知道福建有個省委副書記叫習近平，聽人家讀他的賀信呢”。
2016年7月19日，寧夏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召開之前，謝興昌最終見到了20年前在奠基儀式上就想看到的人。閩寧鎮原隆村的嶄新村居里，他坐在習近平總書記對面，說起了當年的那封賀信，和留住他的那片茂盛的玉米。
西海固昔日的貧困山村，在閩寧協作示範村莊建設中鳳凰涅槃。光明日報記者 王建宏攝/光明圖片
物換星移，長河不息。從幾千人的戈壁村莊到6萬人的新型城鎮，閩寧已經不是當年的閩寧；跨越2000多公里、接力22年，從單向扶貧到深度互惠，“閩”與“寧”，也早已不是當年的“閩”與“寧”。與謝興昌一樣的680萬寧夏兒女，正在親歷歷史——
賀蘭山的長風呼嘯，鼓浪嶼的大海潮音，竟然在當代形成和聲。
百年史中的22年
不是每個搬遷戶都像謝興昌這麼主動。時任玉泉營經濟開發區（閩寧鎮前身）辦公室主任王富榮，幾十年都在體會扶貧搬遷的難。
奠基後的閩寧村，就是兩萬畝的沙灘，第一批來自西海固地區的搬遷戶，都在沙灘上搭建窩棚。白天搭建的帳篷，到了晚上就被大風吹走了。“有的人，第二天就把移民指標換成一條金駝煙回去了。”
寧夏人民與貧困的纏鬥，由來已久。與“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同樣深入人心的句子，是“西海固苦瘠甲天下”；“塞上江南”的名號背後，是“有水賽江南，無水淚也幹”的現實。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寧夏就開啟了“吊莊移民”工程，將深山裡的貧困群眾，遷移到有水、有路的灌溉區。
黃土高原，數千年來見證著中國人與土地之間最堅韌的關係。移民“拔窮根”，某種意義上正是與這種關係角力。閩寧協作，勢必要正面破解“遷徙”這一中國性難題。
這需要頂層謀劃。
習近平同志倡議兩省區建立聯席會議制度，每年輪流舉辦一次，黨委、政府主要負責同志出席商定協作幫扶方向和重點。22年22次，承諾的協作事項逐一跟蹤落實。他本人則先後5次出席聯席會議，“創新幫扶機制，拓寬合作領域”“加大企業和社會力量扶貧協作的規模和力度”，為搬得出、安得下打開了思路。
這需要基層定力。
還未搬來的，幹部要一戶一戶動員，用“大轎子”（大巴車）請去參觀，看吃水、看走路、看上學。已經搬來的，幹部要幫助建房，拉磚、買木料、打土坯。“（最初建房時）在沙灘上挖地坑搭建窩棚，上面蓋上玉米稈子和麥草，晚上人在下面睡覺休息。天熱了地坑就像蒸籠一樣，熱得人透不過氣來。創業難，沒有吃苦精神是不行的。”王富榮說。
22年彈指。從幹沙灘到金沙灘，從搬得來到穩得住，從人均年收入500元到10000餘元，從基礎設施建設到公共服務提升，從數十家福建企業進駐到葡萄種植、光伏農業、肉牛養殖幾大產業全面發力，從分散移民到整村生態移民，閩寧協作就這樣被具象化為賀蘭山下一座朝氣蓬勃的城鎮。
而這樣的閩寧示範村在寧夏有42個，異地搬遷安置區多達320個。
藉助閩寧協作的巨大推力，經過幾次大的移民工程，到2017年，寧夏已累計搬遷128萬人，完成了百萬大遷徙。這個規模，甚至數倍於很多歐洲國家的總人口。
藉助閩寧協作的模式創新，“第一個一百年”視野下的寧夏，開拓了脫貧新境界。8000多個日夜久久為功，中國貧困地區通過對口協作實現共同發展的經驗，不僅是寧夏的“地方誌”，也成為中國的“當代史”。
正如剛剛召開的中央黨校第四屆精準扶貧論壇上的專家學者所言，以22年閩寧協作為代表的東西扶貧協作，既是實現精準脫貧的有效途徑，又展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更是加強黨對扶貧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具體體現。
110國道以西，閩寧鎮新的生態移民村原隆村已於2010年落成。10000多戶整村移民人口，成熟的配水、供電、綠化、學校，正在無聲講述新的閩寧故事。今天，作為新一代移民，村民柯具林早已不必再用王富榮動員：
“當然願意來，什麼都給準備好了。以前我送孫子上學，得走5裡沙土路，5點就得出門，現在學校就在下巴頦底下，咋不願意來？”
多增加的4個字
7月的閩寧鎮鎮史館，廈門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陳通汕帶領的赴寧調研考察團概覽了閩寧鎮產業說明，來不及坐下喝一口水。
這只是他們的第一站。陳通汕說，這次的任務就是深挖可以培育和發展的特色產業，這是踐行閩寧對口扶貧協作第二十二次聯席會議精神的具體舉措。
一個聯席會議，開了22次，橫跨了22年。
1996年，黨中央、國務院做出推進東西對口協作的戰略部署。作為福建對口幫扶寧夏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同志明確了“優勢互補、互惠互利、長期協作、共同發展”的指導原則。
細心的人會發現，對口扶貧協作，當年的國務院文件是“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12字原則，福建確定閩寧協作原則時增加了“長期協作”4個字，發展為16字原則。
正是“長期協作”4個字，在漫長的時間中造就了閩寧協作的縱深度。
22年，從省區協作到村級結對，“閩寧方案”呈現了協作深度——
閩寧協作充分發揮兩省區黨委在扶貧協作中的領導核心作用，22年來堅持聯席會議、共同決策的機制從不間斷，在此基礎上把協作幫扶的觸角從省、市縣（區）下沉至村一級的“神經末梢”，建立了對口扶貧協作機制的組織保障。
在這種機制中，遍佈寧夏的閩寧協作示範村鎮都有著似曾相識的名字：閩寧鎮、石獅鎮、南安村、惠安村、泉港村，2000多公里外的福建就在眼前。
22年，從政府推動到市場接棒，從經濟民生到科教文衛，“閩寧方案”造就了協作的廣度——
政府、企業、社會形成合力，科技、教育、文化、衛生、人才培養立體化協作，一批又一批援寧幹部真心奉獻，數以萬計的閩商創新創業，數萬名寧夏貧困群眾穩定就業。這些人，將歷史寫在了紙頁間，也寫在了寧夏大地上。
“幫扶不僅體現在經濟和產業上，更體現在社會事業的發展中。”隆德縣殘聯理事長彭雲珠深有感觸。在她所在的閩寧福馨託創園，殘疾人電商創業中心、燈籠設計製作室裡，人們不僅能看到殘疾人專心致志的勞作場景，也能看到“託養一人、解放一家、脫貧一戶、幸福一生”的希望。
22年，從單項幫扶到互惠共贏，“閩寧方案”重新定義了東西部協作的內涵，為中國沿海與內陸省區之間的合作，設置了新的時代議題。
在固原市隆德縣觀莊鄉前莊村的人造花扶貧車間裡，55歲的張淑芳、32歲的張文霞、31歲的劉喜香……這些樸實的農村婦女第一次實現了在家門口就業，“照顧老小和莊稼”從此不再遙不可及。“將來新車間還將設有微波爐，工人中午能在這裡就餐，孩子可以送到旁邊的中心小學，生活更加方便。”談到未來，車間主人、閩商潘回家的話中透出責任。
170公里外，海原縣紡織工業園內，閩商王劍輝同樣在籌謀建設新廠房。“在福建，每月5000元可能還招不到工人，而在寧夏，豐富的勞動力為勞動密集的紡織產業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目前，他的企業訂單已經安排到2019年4月。隨著當地產業鏈的完善，再加上銀川綜合保稅區的優勢，海原生產的服裝還可以通過中歐班列直接運達德國。
位於中部乾旱帶的吳忠市紅寺堡區，是全國最大的異地生態移民區。22年閩寧協作囊括了其所有建設過程，在亙古荒原新開發的處女地上，枸杞、葡萄酒、黃花菜等產業以特有的高品質成為吸引閩商發展加工貿易和電商產業的獨特資源。
閩寧“長期協作”的第22個年頭，“優勢互補”已深度呈現。王劍輝們感受到的，不僅有幫扶的責任，更有發展的預期。
10批次與8萬人
固原市隆德縣與福州閩侯縣，是結對幫扶的兩個縣。隆德縣長助理林雋，2016年由“八閩首邑”來到了六盤山集中連片特困區，“從習慣吃米，變得習慣吃麵，如今3天就要吃一頓牛肉拉麵”。
西海固，中國扶貧史裡帶著沉甸甸分量的3個字。在脫貧攻堅最後兩年倒計時中，林雋覺得肩頭有千鈞之重。2017年末固原至福州航線正式通航之前，他和每一位在寧掛職的福建幹部一樣，要“從福州飛到西安，再輾轉坐7個小時大巴回到固原”。而他做教師的妻子，要兼顧繁忙工作和馬上小升初的孩子，唯一一次來看他，還是因為來給隆德縣留守兒童講課。
同樣來自福州市、同樣支援固原市，原州區副區長李仲福甚至將家都搬到了西海固。2017年9月，李仲福援寧的第二年，妻子陳瑩作為福建省赴寧夏支教的30名教師之一也來到了固原，一同前來的，還有他們年僅11歲就讀小學五年級的兒子。在一家三口的字典裡，“故鄉”二字，已經有了跨山越海的寬闊定義。
家鄉在閩江畔，也在黃河畔；故土是武夷山，也是六盤山。
閩寧協作22年，謹記習近平同志“幹部掛職”“人才交流”的叮囑，10個批次、161位福建援寧幹部接力在脫貧一線奮鬥，80個批次、2000多位專業技術工作者先後對教育、醫療等各項事業千里馳援。他們見證了閩寧協作從單向扶貧到互利共贏的歷程，從政府行為拓展至企業、社會全方位協作的歷程，也經歷了兩省區融為一個緊密的情感共同體，“閩寧”成為一個專有名詞的全過程。
這個共同體裡，閩商同樣至關重要。
潘文賢，2011年帶著自己的人造花工廠從泉州來到隆德，如今已是一位資深“寧夏人”。7年來，除了總廠外，他在隆德各社區、村鎮建立了10個扶貧車間和17個外發點，安排了大量建檔立卡戶和殘疾人在家門口就業。無論在哪一個車間裡，工位上都擺著安裝了工具箱的黑色特製軟椅——這是殘疾人專用的椅子。
黃玉仁，2017年來到隆德，進入馬鈴薯產品研發生產領域，成為新一批入駐寧夏的閩商之一。一年時間內，就將國內最先進的生產線引入馬鈴薯產地，也付出了長期和家人分離的代價。“我們福建人常說，企業家，有企業就沒有家。做不好，對不起固原百姓也對不起自己。”
他們的兩家企業，隱沒在閩寧扶貧產業園的46棟標準化廠房之中；閩寧扶貧產業園，構成了六盤山工業園的一部分；而六盤山腳下的這片工業園，僅僅是5600多戶福建在寧企業、8萬多名閩籍人員的集結地之一。
從中部乾旱帶的吳忠市鹽池、同心、紅寺堡，到南部山區的原州、西吉、涇源、隆德、彭陽，更多的商戶，坐落在城市的街巷中；更多的閩籍創業者，行走在寧夏的山路與田間。如春風吹拂水面、如雨露滲入土地，挑戰貧困的力量從八閩大地向六盤山彙集，為西北中國的這方厚土，平添了一種朝氣、注入了一種自信。
“福建人吃美了手抓肉，寧夏人喝慣了功夫茶。”“閩寧方案”中最珍貴卻又最難以用語言表達的部分，是情感的沉澱。
“敢拼會贏”和“不到長城非好漢”
區域性貧困是地理環境和人文生態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其背後有著深層的文化心理與思維定式。
“福建人的吃苦精神太值得我們學習了！剛開工的時候，老闆60多歲的老母親在機器上幹了兩個多月，誰有問題她就手把手教誰，從來沒有不耐煩的時候，把我們大家都教會了。”時值盛夏，海原縣紡織工業園的製衣車間內飛針走線、一派繁忙，負責封包的女工喬永香一邊忙碌一邊感慨：“我們很多姐妹都說，看看人家，真是錢沒有白來的，好生活沒有閒來的！”
文化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搬不動頭腦中的貧困，就搬不動現實的貧困。
位於固原市彭陽縣長城塬的閩寧現代食用菌科技示範園，一排排整齊的現代化廠房內，密密麻麻的杏鮑菇、海鮮菇擠滿菌棒，一年四季生產空調恆溫，裡面看不到一粒土。
“沒有閩寧協作，不是福建人敢拼會贏的奮鬥精神，就沒有今天的菌草產業。”復轉軍人祁登榮是土生土長的彭陽人，他創辦的菌業企業，如今年銷售額已達5000多萬元。
“一開始很難，很多當地群眾都不接受，常常是福建人幹、當地人看。由於福建與彭陽的氣候差異巨大，一些福建專家的試驗也失敗了。但他們毫不氣餒，一遍一遍地試。”祁登榮說，恰恰不是一帆風順，讓很多人看到了福建人身上鍥而不捨、艱苦探索的精神。也是這種精神讓彭陽人接過了創新的接力棒，這幾年在菌草產業方面取得了2個發明專利、6個實用新型專利。
周勇，西吉縣火石寨鄉大莊村農民，從1997年閩寧協作開始，便註冊成立了西吉縣第一家民營澱粉廠，從向福建供應澱粉用於鰻魚飼料，到精深加工速食，從在周邊“提籃小賣”到建立全國銷售網絡、帶動2000多戶鄉親脫貧致富，他所走過的每一步都受到閩商的啟發。
“通過參加在廈門舉辦的高層管理培訓研修，我們建立了自己的電商銷售體系，目前線上銷售量已達到實體店的40%。”周勇說，閩寧協作帶來的不僅是技術、管理，更多的是全新的思維方式。
閩寧協作的22年，打破了西海固相對靜止的低水平經濟狀態，使這裡的人們重新建立了參照座標。不僅催生了一批本土小老闆，還讓更多農民工以勞務輸出的方式走進福建，如今長期在閩穩定就業的就有4.5萬人。在福建和其他沿海地區經風雨見世面、“換了腦子”的青年打工者返回家鄉，成為當地創業致富的主力軍。
精神能量的傳遞並不是單向的。“我在身患絕症仍堅持在工作崗位上的涇源縣黃花鄉黨委書記馬新娟身上，進一步讀懂了什麼是共產黨員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明白了合格黨員的真實含義。”廈門援寧幹部、涇源縣副縣長陳忠義說，近兩年來，我耳聞目睹了基層縣鄉村幹部廢寢忘食奔波在脫貧攻堅一線，真切感受到了西部欠發達地區幹部群眾的脫貧之志，也從寧夏幹部群眾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和“不到長城非好漢”的精神中汲取了營養。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這句寫於六盤山的詩句，傳誦了80餘年，寫中華民族之志氣，給寧夏兒女以魄力，在每一個重要歷史關頭，傳遞著“長纓在手”的信念。六盤山是中央紅軍在長征中翻越的最後一座高山，是勝利之山，也是貧困之山。新時代，面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宏偉目標，閩寧兩省區山海攜手，必將共縛貧困蒼龍。
《光明日報》（ 2018年07月19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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