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pu導讀：有人認為《我不是藥神》是一部能推動社會進步的電影，有人說藥神一定程度上也詮釋了版權大於天的法律意義等等，今天我們就來探討"世界藥房"印度這樁隱藏在水下的幾百億大生意，是如何拯救窮人於高價藥的水火之中的。
醫療對於一個個人來說可能是yes or no的問題，但大到一個國家，便是一個產業一個社會現狀的意義。舉個例子，每年奪取50萬女性生命的頭號殺手——乳腺癌，天敵就是"赫賽汀"，救命藥能治癒80%早期乳腺癌患者，自從被列入醫保後，供不應求，一度出現斷貨現象，因此很多患者也處於斷藥狀態，一藥難求成為社會實際問題、另外慢粒白血病以及各種癌症特藥藥都是高價的搶手藥品。印度3000多家藥企、1萬多個製藥單元藥廠生產全球20%的仿製藥，出口200多個國家，其中60%都是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看到這裡你一定覺得很神奇的是，為什麼偏偏是貧窮的印度成為了世界藥房？
Kopu解讀：利益博弈催生仿製藥
藥荒的上演實則是藥企、國家、患者的三方博弈結果。
首先是近年來，藥價高昂和人口老齡化的共同作用，使得醫保支付壓力迅速增大。我國政府關注到這個問題之後，開始積極調控藥價。 比如，2017年我國啟動了國家藥品價格談判；2018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中新成立了國家醫保局，統一管理藥品招標採購，這些手段對於緩解醫保支付壓力都有非常大的意義，這同樣也對造福患者有重大意義。
但是國家調控藥價之後，藥企嫌生產降價後的仿製藥利潤率太低，乾脆把生產線停掉，將資源用於生產利潤率更高的藥物。所以過去幾年，"藥荒"輪番上演： 2011年，心臟手術用藥"魚精蛋白"出現全國性緊缺； 2012年，治療心臟衰竭的搶救用藥"西地蘭注射液"短缺； 2013年，治療甲亢的"他巴唑"斷貨； 2015年，心外科用藥"地高辛片"、"放線菌素D"全國斷供等等，不勝枚舉。這對於患者來說無疑是斷了救命藥。
"降價死"的現象凸顯出藥品市場當前的問題——價格調控隨之引發供求關係的不平衡。藥企的主要目的與醫保體系不同的是，藥企的初衷不是改善人民群眾的健康狀況，而是在於利潤最大化，因此就不會保障患者的切身利益。在醫保調控的大環境下，藥企為了將資源投入利潤率更高的方向，接下來便會上演產能不足，乃至停產斷供的現象，所以才催生仿製藥產業。
仿製藥，從利民角度來說，無疑是救世主般的存在，在藥效相同的情況下，價格更優廉，只有專利藥的10%甚至1%，對於普通家庭來說都的可以承擔的部分。從國家角度來說，部分緩解了醫保的保障壓力，財政可以投入進其他優勢產業，利國。從藥企角度來說，仿製藥盜用了研發成果，最終使得高價研發費用無從報銷，在版權角度上，違背了法律。
Kopu解讀：政策溫床發展仿製藥產業
眾所周知的是，印度貧窮落後，但也正是印度的窮才開啟了其仿製藥產業的發展。所有產業都離不開政策的引導，印度仿製藥產業也不例外。印度政府制定了特殊的專利強制特許。當民眾買不起高價的專利藥時，無論專利保護期是否結束，都允許該藥品直接被仿製。
為了讓印度人能享受到平價藥，印度的專利法允許藥品實施強制許可。當發生"公眾對於該專利發明的合理需求未得到滿足"，或者"公眾不能以合理的可支付價格獲取該專利發明"等情況時，印度藥廠在本土可以強行仿製尚在專利保護期的新藥，並且可以出口到無相關生產能力的地區和國家。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印度醫藥公司研發能力很強。Kopu蒐集到的數據顯示， 2017年上半年，40%的印度公司生產的仿製藥獲得批准。一種新藥在美國上市9個月後，印度的同類仿製藥就可以生產並進入印度市場。
在這樣的政策和研發能力雙向支持下，印度仿製藥產業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就先人一步，同時加上印度作為人口大國，可以很快催生行業發展。
仿製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患者與醫保政策的矛盾，但Kopu君更希望看到的是未來中國藥企能從患者角度出發，以人民利益為最終訴求，在特效藥的研發上能獲得更多收穫，造福人民。讓國人不再吃不起高價藥，也不用購買仿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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