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治好这个世界所有的病，但有一种病你无能为力，那就是穷病。”
“进口药4万一瓶，有人买不起;药贩子2万一瓶也有人买不起，药神5000块一瓶，依然有人买不起。”
这是大热片《我不是药神》中的经典台词。
《我不是药神》的蓝本“陆勇事件”，讲的是慢性白血病患者陆勇为在中国的白血病病友走私印度“仿制药”后，遭到法院指控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作为白血病特效药原研药“格列卫”价格达到2万人民币，中国大多数白血病患者无福消受。而从印度“走私”的仿制药，主人公只卖200，价格是原研药的百分之一。
当我们在《我不是药神》的点映礼上潸然泪下之时，我们可否想过，为什么中国没有办法研制平价的“仿制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又究竟是什么?
“印度神药”
商业伦理在公众生命权利面前，是一种非常苍白的论调，古往今来这一点从未改变。仿制药这种“山寨”行为，在落后潦倒的印度大行其道，有一种“存在即合理”的解释。
1911年，英国殖民时期印度颁布了首部专利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印度专利及设计法》，这部法律既承认药物生产过程的方法专利，也承认药物产品本身的产品专利。
引入这部“殖民法”的结果是，专利保护变成了大英帝国向殖民地进行商品倾销的保护伞——1970年以前，印度99%以上的药品专利和近90%的药品供应由跨国制药企业把控，这一垄断局面也使得跨国制药企业具有绝对的定价权，印度药品价格居高不下。
1970年以后，印度实在受不了外资把控下的医药市场，颁布了新版专利法与药品价格管制条例。该系列法律对制药业最大的影响体现在两点，一是不授予药品的产品专利、只对生产过程授予方法专利，这一条形成了日后印度仿制药行业生存壮大的一切基础;二是大大缩短了专利的有效时间。而药品价格管制，更是使得印度本土制药企业在保护伞下借助成本优势发力。
需要指出的是，仿制药在严格的合理的研发调配下，可以具备与原研药完全相同的药效，其并非是“山寨药”或者“假药”。
1984年，由于印度爆发了全球历史最严重的毒气泄漏事故，导致2.5万人直接致，55万人间接致死，20万人永久残废，后被称为“博帕尔毒气泄漏案”。而这个事件，间接成为了印度向“西方列强”进行化学品专利反制的契机，“光脚不怕穿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正义的象征。1987年、1995年、2002年，印度的药品价格管制法案多次修订，每次都是进一步限制制药商的利润。
1995年，WTO和《关贸总协定》进入了世界历史舞台。印度作为发起国之一，逐渐开始加强国内专利保护，其便包括重新列入了化合物专利保护。而这一系列对仿制药行业来说的“严刑峻法”，被“聪明”的印度以两方法令巧妙对冲，一个是“强制专利许可”，一个则是“化合物专利限制”。
其中，强制专利许可规定，因公共利益、国家安全、印度传统、公共健康等原因，国家可以对专利实施强制许可;而“化合物专利限制”则规定，只保护“大幅提高疗效”的药品专利，不保护对原有药物混合物或衍生药物的专利。
这两个被专业医科人员认为是“耍流氓”的法案，仰仗的无非是两个原因：我穷，我被你们残害过。
从此，印度的“神药”成了在WTO条框下的一个畸形产业，大行其道，但与此同时，“神药”不仅造福了印度的国人，也逐渐形成出口链条并辐射周边的“难兄难弟”。
没有仿制药的日子
也许你会问，我们也是发展中国家，甚至还要“长期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为什么我们不学印度，以“强制性专利许可”的方式模仿印度的仿制药游戏规则?毕竟比穷和比遭迫害，我们并不输于人。
事实上，直到1985年开始，中国才出现了一部正儿八经的《专利法》，但压根没有保护药品;而直到2001年的时候，中国才因TWO出现了一些与药品专利相关的法律——并且与印度一样，中国在2006年第一次引入了《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
而法令的出台，背景恰好是后“非典时期”。2005年，中国药企在申请罗氏特效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时遭到了驳回。中国转而以WTO的管理，为罗氏在国内的专利授权生产开了绿灯，开了个不太好的头。
中国做出这种决定的缘由不言自明——在中国试图打造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便早已经注定了专利仿制作为中国商品国际贸易大行其道的代价，被放到了次席。这导致了即使《专利法》出台30年，国内的仿制药的合法性，仍然没有收到国内法律的保护。
《我不是药神》的主人公陆勇的故事，便是在这个背景下所诞生的。
2013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国内病友购买印度抗癌药被提起诉讼，自此，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开始逐渐为国人所知。最终，陆勇案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做终。
然而，“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故事却推动了医疗旅游中介的诞生。
2013年，由美国吉利德公司开发的第一代丙肝新药索非布韦问世，将丙肝的治愈率提升至90%以上。此时，中国约1000万的丙肝患者还在受着病毒的侵扰。而一位药学专业博士杨晨看到了此间的商机，创建了康安途医疗旅游公司，以人工带药为商业模式，获得了一笔融资。
此后，中国前往印度的旅行团开始兴起，大大小小的旅行团络绎不绝，出国买药如同足球队出访参赛。
不过，这种买药之旅的商业模式，在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被顺势“山寨”，模仿者除了初创企业，还有成立多年的老资格旅行团。行业除了在大批量的进入者进入后快速形成红海，还面临着商业模式触犯法律红线的拷问。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未经批准进口、销售的药品，均以假药论处，不论药品在境外的真假如何。
而在灰色地带行走的医药代购与旅游，路也越走越窄。
专利断崖，机会与无奈
不过，与此同时，中国仿制药却等来了难得的发展时期。
2013-2020 年，全球每年专利到期品种平均超过 200 个，其中不乏明星品种，美国专利药物在过去五年总计出现明星类专利过期产品217个，这都是我们可以山寨——哦不，是仿制的药品种类。
(媒体整理的专利分布，深色代表高附加值药品)
然而，中国在对仿制药黄金时代的到来，显得准备异常不足。
2006 年，国家药监总局局长郑筱萸因巨额受贿被执行死刑。而此后的11年中，中国的医药审批一直谨慎行事，压量、拖期、能不批就不批。所以，在仿制药大门逐渐开启的日子里，仿制药审批却出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审批随之越变越少，其甚至在2013年创下了新低。
(2008年至2013仿制药生产申请量)
而在仿制药监管层面，也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2006年出台的《药用辅料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中，没有实行强制认证仿制药的辅料必须与原研药一致。而在具体执行中，仿制药在制成甚至上市前后，通常不会被要求再次检验。
这就导致一些药企在药品审批环节，向监管部门申报时用质量较高的辅料，但在生产时就更换为廉价、质量次等的辅料。
最典型的事例是，2014年9月的“毒胶囊”事件，浙江一家药用辅料企业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进入制药企业，导致9000万粒铬超标毒胶囊流入市场，其一举成为当年最为著名的社会事件。尽管“毒胶囊”本身并不是仿制药，市面上的仿制药与其使用辅料上的手法、途径均是一致的。有些药企使用的辅料尽管无毒，但仍然导致了药物的无效。
原研药专利到期后，有效成分的分子结构、剂量和理化特性都会公开，如伟哥的有效成分细节甚至在百度百科都能查到。但是，一粒药要在经过患者的消化系统中在适当时间化解，释放出有效成分，被胃肠道吸收，才能发挥药效。
其中，尽管药品的辅料不是至关重要的部分，但对药品有效成分的释放却有重要作用。而不同企业的同一种药物的辅料在质量上并不过关。原因是，各家企业的标准不一致，二是有些企业偷工减料，用低质量的辅料。
仿制药的蜕变与“四大天王”的出世
显然，仿制药与普通山寨最大的不同是，即使是仿制药，也是一个资本异常密集的产业。
要从制药的生产流程来说，首先需要通过化工原料的化学反应，制备出“医药中间体”，并从中得到有效成分，称为“原料药”，此外还要加入“药品辅料”，做成真正的胶囊、药片、注射剂。这是需要一整个产业链才能完成的事。
而这决定了，只有头部公司，才具备研发生产能力。
让我们再落到资本层面。看看国内仿制药的“山头”有哪些。
而被认为是仿制药行业利好的“一致性评价体系”(既评价仿制药具有与原研药同样药效的检验方法论)的出台，本身也是对头部仿制药企业的发展，所设立的“筛选器”。
所以，在大浪淘沙之下，中国仿制药形成了以几家头部仿制药为主的格局，他们是恒瑞医药（600276）、复星医药（600196）、石药集团、以及中国生物制药，四者被称为千亿级“四大天王”。
恒瑞医药作为中国医药“市值一哥”，起初就以仿制药起家，尤其擅长首仿药。据国信证券报告，恒瑞前期主要是仿制广谱抗癌药大品种和手术用药，如奥沙利铂、多西他赛、伊立替康、碘佛醇、顺阿曲库铵、七氟烷、右美托咪定等。至2014年获批临床或生产的仿制药品种共100多个，涵盖肿瘤、麻醉、造影、糖尿病、心血管等多个领域，具有丰富的产品线，也正是前期仿制药的大规模收益为恒瑞近年来的大举进军创新药研发铺下垫脚石。
2010年，恒瑞医药提出“创新药+仿制药”双轮驱动战略，2014年首个创新药大品种阿帕替尼获批上市，另一个创新药艾瑞昔布于2016年成功上市，现在恒瑞医药更采取国际化创新思路，不少新药率先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以抓住宝贵的时间窗，开拓海外市场。
复星医药在仿制药领域也是布局深远，去年底，复星医药在研新药、仿制药、生物类似药及一致性评价等项目共171项，今年初，苯磺酸氨氯地平片(5mg)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据悉，苯磺酸氨氯地平片是复星医药控股子公司江苏黄河药业研发的化学药，2016年该类药在中国销售额达22.6亿元。
虽然是仿制药，但药品研制成本仍然高昂，截止2018年1月，复星医药集团针对该药已投入研发费用820万元。因为仿制药虽然壁垒不是很高，但技术难度是关键因素，生产工艺上需要规避原研药专利技术的一些产品和路线，导致难度陡增，最终研发投入也巨大，所以只有复星医药等大体量的优质企业才有实力耗巨资研发。
上述仿药“四大天王”之一的石药集团，是中国医药行业第一家境外上市公司。刚开始以抗生素、维C等原料药为主营业务，最后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基地，2013年左右，集团结构调整、寻求转型，从原料药向创新药产品线过渡。
在仿制药领域，去年11月，石药集团的13个仿制药品种被CDE获批拟豁免或简化生物等效性试验(BE)，大多集中在价格低廉、利润较小，但临床应用广泛、需求量大的品种，如维B、叶酸片、葡萄糖酸钙片等，但此次豁免BE却为药企节省一大笔试验费用，因为行业公认一次BE一致性评价就要耗费高达500万元，所以石药也是意外获得评审福利。
市值上千的仿制药大鳄还有盘踞港股的中国生物制药，旗下的控股子公司正大天晴被业界一致看好，甚至称其有望冲击中国仿制药N0.1地位，正大天晴近年来专注仿制药研发，尤其是首仿药成果耀眼，去年底，其重磅首仿药醋酸加尼瑞克及其注射液进入“在审批”程序，后续有望很快取得药证。
此外，中国A股总市值超百亿的药企身影中的仿制药巨头，还有信立泰（002294）、科伦药业（002422）、华海药业（600521）和海正辉瑞四巨头，足以说明想布局仿制药并取得领先优势，必须财力和资本过硬，才有机会赢得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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