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允许”，这是美国FDA在《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给出的案例判定，然而在中国，同类的情况更为复杂。同样是改编自真实事件，同样是患上绝症的普通人走私药品，卖给病患，与药监、警方和药厂周旋，《我不是药神》的故事让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曾拿下奥斯卡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但徐峥有一个与马修·麦康纳最大的差异之处，也是《我不是药神》与现实不同的关键更改—— “勇哥”自己并不患白血病，他走私贩药的初衷就是牟利，是为家人筹措手术费，这让他前半程的行为变得更市侩，也让他最后的救赎显得更伟大。
真正在电影中承担病患和药贩子双重身份的，是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他在《我不是药神》中的角色功能，可以直接比对《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的杰瑞德·莱托，或许编剧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就参考了异装癖雷蒙德，正是他带来了印度仿制药的信息和病患的巨大需求，不仅是渠道和销售的主力，最后还用自己的死来刺激了主角，成为整部影片最重要的线索人物和情感燃点。当年《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最令人称道之处在于情绪上非常克制，哪怕是雷蒙德濒死时的痛苦，导演都完全放弃了正面表现；相比之下，文牧野在《我不是药神》的处理则更为煽情，一年前还是饱含希望的年轻父亲，一年后就骨瘦如柴，病入膏肓。清创的那一幕叫人不敢直视，可对于病人家属来说这又是再真实不过的日常。吕受益代表了众多普通慢粒白血病患者中最不普通的一个，王传君的表演尤为传神，眼见希望变成了绝望，把自己的身体彻底碾碎，他选择了最决然的死亡方式，令人怅然心酸。
不只是吕受益，其他的配角如牧师、黄毛，以及谭卓饰演的年轻母亲，不仅塑造得成功，性格特点因戏份格外鲜明，还被导演赋予了信仰、义气和重情等品德符号，而且他们有前后两次登场，一种递进关系，与程勇的碰撞得以升华，真正组成了救人自救的“药神团队”。而作为主心骨的徐峥，在某种程度上看，反而是被他们“推”着走的。这个卖保健品的小老板有着常人的欲望和怯懦，只是在形势所迫下去走私药品、动手打架、爆发炫富，至少在电影前半程里，他的主动性并不强烈，且内心一直受到犯罪感的牵扯，这也为他的放弃埋下了伏笔。勇哥的突然收手是整部影片的转折点，咋一看铺垫并不充分，刚刚还为赚了大钱一掷千金，转头因为对手两句恐吓就放弃了，深究其缘由还是他自己没病（原型是病人），且因为牵挂家人，对“非法卖药”的刑罚一直心有惶恐。另外，这也侧面说明程勇并非是个贪婪的人，给父亲赚够手术费就知足了，回归正常的生活，当一个奉公守法的小老板，这样的人倒也真实可信。
收手的严重性，在影片的前半部没有足够体现，白血病带来的痛苦被回避了，过于让位于喜剧元素。这种前喜后悲的结构在韩国电影中很常见，明显的对仗有其商业效果，但难免显得刻意了些。前面的铺垫和展开，多了几份嬉笑，病友们给观众更多的是希望的阳光，有源源不断的印度仿制药，所有人都相信一切会好起来；后半程的悲情则来得太猛烈，那些希望被一块块地打碎，一片片地扔在地上碾压，似乎全世界都不再给人活路了。当程勇走到印度的街头，在神佛面前迷茫自责时，死亡的冲击是如此真切，曾经退缩的他成了辛德勒，成了宋康昊。毁家纾难式的重启走私，不赚钱甚至赔本卖给病人，这是他真正自发的主动性，既扮演着底层的“救世主”，也是在弥补内心的愧疚。在人格上，最后的程勇已无可指摘，不求牟利，救人于危难，在病人眼中，这就是医疗体制外的“活菩萨”，保护他就是在为自己续命，怎么可能让警方抓住他，集体的沉默成了另一种抗议声。
然而这样的人存在，不仅侵害了药厂的利益，也触犯了现有的法律。程勇在电影中自始至终没有同医药代表面对面，他就像是一个潜伏者，用自己廉价而有效的方式战斗。药厂则一直把目标对准张长林这样真正的药贩子，毕竟资本家当得太久，反而不相信善意的存在，不相信会有人倒贴钱去帮助病人。同样警方也难以理解这种行为，毕竟他们抓到的绝大部分都是见利忘义的罪犯，客观上也维护了药厂的权益。也正是因为这个推理惯性上的错位，才让程勇又坚持卖了几箱药，救了几家人的命，“药神”的不合法性反而成就了底层的英雄主义。
站在病患和药贩子对面的是跨国药企，被导演当作真正的“反派大Boss”来刻画，他们对于普通病患、司法机关和媒体的粗暴，盛气凌人，既有财大气粗的底气，也有法理上的依据。其嘴脸虽然令人厌恶，但至少有一句话是事实——的确是药厂“发明的药救了病人的命”，从根源上说，他们才是真正施救者。可如今之所以被视为大反派，则是药厂的原罪，他们的商业属性所决定的，尤其是“特别定价权”的保护，几近垄断。药厂一只手在救病人的命，另一只手则从病人手中拿钱，而且还拿得特别多，特别心安理得，可世界上还有很多买不起药的病人，为了生命他们无所顾忌，宁愿铤而走险，去追逐价格仅几十分之一的替代品。
仿制药的存在就来自这种悖论，印度庞大的仿制药产业也是基于这种悖论而兴盛，这之间的博弈超过了法律层面，也不是知识产权就能简单判定的。跨国大药厂为研制一种新药的确投入了巨大的研发和实验成本，作为企业他们需要尽快回笼资金，继续研发更多的新药品，而仿制药的泛滥则打断了这种良性循环。但药品不同于其他商品，尤其是新药和特效药的唯一性所带来的垄断性，因为治病救命而具备了道德上的附加值。定价高对药厂有利，但当贫穷的病人无力承担时，药厂就成了见死不救的冷血组织，药品因此也被加载了阶级性，这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公的。
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放开仿制药，即便在美国，《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也有FDA“不予批准”的灰色空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是穷病”，张长林口中的这句话出现在《我不是药神》里时，阶层分化的无奈已经模糊了现状，甚至还带有点讽刺意味——很多人并非因为穷而得病，而是因为得病变穷，高昂的医药费能让所谓的中产家庭顷刻间家徒四壁，没有了健康，也没有了收入，只能去卖房子续命。这样的的案例太多了，老阿姨在电影中再说一遍时，警察周一围怎会不知道这个“真相的困境”有多么无奈，多么恐慌。但他一个人的妥协是如此无力，如果没有医保来托护，在严格的司法和道德的悖论下，病入膏肓的患者们就真的被逼入了死角，期盼“药神”降临，那只不过是奢求罢了。
文| 董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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