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今天正式公映。似乎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僅靠點映就吸引了大量“自來水”，原因很簡單：這部電影揭露了醫藥市場的實質矛盾——醫藥，究竟是給患者治病，還是為開發商賺錢，二者到底有沒有可能兼顧？電影深刻的批判力可謂近幾年來少有的，而此文為你揭示的，更是這一問題背後更值得深思的黑洞……
由新人導演文牧野執導、徐崢、王傳君、譚卓等主演的《我不是藥神》，在還未正式上映的時候，就大範圍引爆了口碑。
這部電影的標籤裡有“喜劇”，海報裡的幾個主演也是齜牙咧嘴的，單看海報劇照，你還以為又是一部《泰囧》或者《心花路放》。
但海報下方的影片英文譯名Dying to survive，可能讓你困惑。直到影片過半，你才會覺得，這個英文譯名，實在是戳痛點。
浮出水面的“醫藥專利”
徐崢飾演的“藥販子”程勇，出場就是一個油膩中年男人——賣的是“印度神油”，據說是走私的壯陽藥，但生意蕭條。事業一無所成，離婚了還能在律師面前打老婆。
但這種市井無賴的的生活，也有諸多無奈：父親血管瘤需要一大筆錢手術，前妻還要帶兒子移民。
就在程勇窮途末路時，嫌棄過他“印度神油”的鄰居，給他帶來的“生意”改變了他今後的人生。一個骨瘦如柴、形容枯槁的白血病病人呂受益（王傳君飾演），請程勇代購便宜的印度仿製藥——和正版藥效果差不多，價格相差十倍的 “格列寧”，於是引發了無數法律和倫理的掙扎。
電影中的呂受益（王傳君飾演），有網友評論：“《愛情公寓》對陳赫們來說是事業巔峰，對於王傳君，卻是黑歷史。”
電影裡，這是21世紀初的故事，靈感來自2010年曾經轟動一時的真實新聞、真實案件——陸勇案，“格列寧”指的就是慢粒白血病用藥“格列衛”。相關文章太多，這裡不贅述。重要的是，電影毫不避諱地指向了“中國人用不上平價救命藥”這一癥結，讓觀眾看到了國產電影的希望——像韓國電影憑藉《熔爐》那樣，改寫法律、改變歷史走向。
其實，天價藥的問題、醫藥商唯利是圖的問題、醫療系統和醫藥公司官商勾結的問題，我們的國產劇不是沒有拍過。這兩年最火的醫療劇《外科風雲》，劉奕君飾演的胸外科主任就和某醫藥公司代表勾結，給病人用昂貴的藥品和器械；白百何演的胸外科醫生陸晨曦，前男友因為當醫生錢少事多，轉而去了高收入的醫藥公司。
道貌岸然的醫藥代表 圖片來源：《我不是藥神》劇照
但是，電視劇裡，這些問題都是小打小鬧，甚至淪為感情戲的陪襯。只有《我不是藥神》，專注地、細膩地講述了天價藥帶給病人的是怎樣的死亡威脅。也大膽刻畫了完全淪為資本牟利工具的藥品專利方的醜陋嘴臉——衣冠楚楚的醫藥代表面對白血病人一臉冷漠，在電視節目中高呼保護藥品專利，卻對普通家庭難以承受天價藥的現實避而不談。
“醫藥專利”：要錢還是要命？
也正是這部電影，讓“藥品專利”得到了最為密集的一次科普和討論。這個詞並不經常出現在大眾視野，受關注程度遠不如經常打專利權官司的蘋果、三星的IT專利。這大概由於，需要救命藥的人或許只是十萬分之一，智能手機卻幾乎人手一個的關係。
當然，這種對比顯然過於粗暴。實際上，性質的懸殊，使得兩種專利權根本不該同日而語。但將二者放在同一商品邏輯下討論的卻不在少數。今天大多數人對於廉價仿製藥的攻擊，也不是出於對藥效的擔憂，而是對所謂“專利權”的迷信。
有人舉例：假設有一家生產商，可以無視專利法，完全仿製了iPhone，那麼它即使只以300美元來銷售，仍然能夠賺錢。而蘋果卻無法再賣出足夠多的iPhone，也就是它會賠錢，換句話說，它的研發就白做了。長此以往，就不會再有任何公司（或個人）願意投入資源去做研發，而相關的科技的進步速度就會大幅減慢，甚至停滯。藥品的研發也是同理。
然而，是否擁有智能手機，不會影響人的生命。但是藥品不一樣，我們真的可以把救命的藥物視為商品嗎？又有誰會願意成為抗癌藥的消費者呢？當我們把醫療用品放在商品經濟的邏輯下去考量時，會發現非常荒謬。藥品的研發、生產、銷售，都應該是一個良性發展的醫療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不能完全公益化，也不應純粹以營利為驅動力。
瑞士格列衛在印度高等法院發起專利保護時
印度百姓在法庭外抗議
再往前說一步，醫藥的研發、專利權的購買，怎麼就不能完全公益化呢？造高鐵、造航母、造核武器的時候，聽說過費用不夠的問題嗎？國外的專家，不管身價幾個億，能挖過來從不手軟，怎麼到了救命的問題上，就不行了呢？
影片沒有明示的原因有二。
一來，我國對專利權的態度向來極其保守，導致我們不能強制開放仿製藥，這是“陸勇案”的根源。
二來，我們醫療體系的發展方向仍在向歐美看齊，把國家層面的研發力量資金、人才限制了，轉而將研發新藥的任務市場化，丟給醫藥公司，這也是我們不得不走上了和電影中“吃人血饅頭”的瑞士醫藥公司一樣的道路——高投入研發、申請專利、定高價藥品回本。另一方面，完全商品化之後的藥品必然需要營銷，又增加了一筆和藥效無關的成本。最終，高昂的廣告、宣傳費用最終還是病患去承擔。
這條路或許一開始就錯了。
重新審視醫藥行業的“專利權”
在醫療這個救人生命的領域，放縱市場化，帶來的不是效率和創新，而是混亂和階層分化。當下，“格列衛”有合法仿製藥了，但我們依然會不斷地在不同疾病的“救命藥”上遇到相似困境。
在這裡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專利權”，特別是醫藥行業的“專利權”。
有人說，救命藥定價高昂，想要賺錢只是原因之一，公司在前期的大規模研發投入成本需要回流也是非常重要的，仿製藥只看藥品本身的成本，忽視了科學家要研發過程中的投入，因此保護藥品專利權，就是捍衛科學的尊嚴。
那麼我們需要認清兩點：
一是，很多專利權保護措施最大獲利者並不是研發人員，而是控制整個生產的企業主。
公司掌握著技術研發的生產資料，就自然默認研發成果都是他們的。為研發做出貢獻的人往往只能得到資本分紅，這個過程中企業資本佔主導位置，科學家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前幾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藍光之父”中村修二就曾表示，即使取得了重大的科學成就，卻長期被公司看做工具式的科技人員，發明專利權為公司所有，自己只拿到兩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141元)的獎金。在這樣背景下的社會文化追尋的不會是科學精神而是商業精神，企業家精神；
二是，研發過程中對專利的搶注，容易導致科研團隊內部的不團結。
一項成果的問世需要數十甚至數百位技術工作者的努力，然而拿到專利的只有一個人或一個公司（而常常這個公司就是個人獨資的），其他所有人工作都被忽視了。這常常導致一些人隱藏最新成果，不與同事交流，自己鑽研想著投機搶注，相較於共同研究，這樣工作的效率極低。
因此，“專利權”壘起來的高牆，不僅將本該是技術受益者的社會平民攔截在外，只能用金錢搭建天梯才能翻越，也並不尊重技術研發人員，也不利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專利權”就是知識的私有化與資本化。
《我不是藥神》把問題尖銳地擺在了面前，怎麼去攻克？電影裡的出路是今天比較主流的聲音，將矛盾聚焦於“保護創新與貧窮者的生存”——一方面，對仿製藥還是持有模糊曖昧的態度，為的是堅持保護專利權；另一方面，用“納入醫保”的方式，國家為患者買單，用“二次分配”實現平衡。
但這是不夠的。
醫藥產業的私有化，將從研發到銷售的全過程外包給市場，就註定了醫藥的牟利性質，救命藥也成了搖錢樹；註定了在救死扶傷這個問題上不可能實現平等；註定了，正如電影所說的“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就是窮病。”
既然保障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責任，那麼研發治病救人的藥物，並保證有需要的人都能使用，也應該是國家需要擔負的。打破“專利權”，並不是盜版合法化，而是研發普世化、社會化。
而這一點上，我們早就有成功的實踐：雖然諾貝爾獎只頒給了屠呦呦一人，但青蒿素的研發與推廣是舉國家之力，號召數百人的團隊研發出的成果，它沒有確定的專利權，因此免費向所有患者提供。廉價的青蒿素在非洲救了無數平民的命，在這個技術面前，人與人真正實現了平等；
屠呦呦和青蒿素
同一時期的成果還有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技術，當時國家決議開發這一技術主要就是為了降低藥品價格，讓老百姓看得起病。這個技術最終實現了其開發初衷，用廉價藥品救了無數人的性命，在醫藥學方面的推動力早已可取得諾獎，卻最終因為是集體智慧和奮鬥的成果，找不到一個合適領獎的人與諾獎失之交臂，更別提申請專利賺錢了——但在治病救人面前，那一點牟利，那一個諾獎又算得了什麼呢？
翻翻歷史才想起來，原來醫學發展是為了治病救人，不少人都快忘了吧……
“這世上只有一種病，窮病” 圖片來源：《我不是藥神》劇照
Tips:我國的藥品專利權和“正版仿製藥”
我國在專利強制許可（簡單說就是在有需要的時候，不管正版藥品專利保護是否到期都開放仿製）的制度上，規定的適用條件甚至比歐盟的立法還要嚴苛。再加上藥品專利強制許可本身的雙刃劍的特性，使得《專利法》實施三十年來，我國從來沒有啟動過強制許可的機制。
不過今年4月份，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改革完善仿製藥供應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見》，首次提出了“明確藥品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路徑”，被視為可能激活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制度。或許今後只要是病人群體緊急需要的專利藥品，不用再像“格列衛”一樣，直到其在我國的專利保護期到期，才模仿原研藥生產出仿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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