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先於科舉而亡， 而科舉隨後亦不能不廢。 既然八股所附之體的科舉已隨之偕亡，批八股也就等於打死老虎，故在廢八股科舉之前，還不乏人激烈地批判八股，廢除之後十多年，反而沒有多少對八股的激烈攻擊。人們只是已不屑於再說八股。
科舉考場
但是，當對傳統社會的反叛與改造深入到思想文化、價值體系的層面，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興起，八股文又成為被攻擊的舊文學的陪綁對象，乃至成為舊文化的眾惡所歸和突出象徵了。文言古文被視為與八股時文是一路貨色，“與八股家之所謂代聖賢立言者同一鼻孔出氣”，“以視八股試帖之價值，未必能高几何”。 胡適“文學改良”的八大主張，陳獨秀“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雖然矛頭主要是針對一般文言，但時文自然是其中之最“爛朽”者。時文與古文本就有不解之緣。
科舉制度圖
周作人說嚴復、林紓都十分聰明，他們看出了新文學運動的危險將不限於文學方面的改革，其結果勢非使儒者思想根本動搖不可。他提議大學裡應該講八股，至少北大應該講，因為八股是中國文學史上承先啟後的一個大關鍵，假如想要研究或瞭解本國文學而不先明白八股文這東西，結果將一無所得，“既不能通舊傳統之極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動的起源”。
八股文永久是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結晶，它整個是不活了，那一塊一塊的卻都活著。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駢散的菁華，凡是從漢字的特別性質演出的一切微妙的遊藝也都包括在內，所以說它是中國文學的結晶，實在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虛價。“民國初年的文學革命，據我的解釋，也原是對於八股文化的一個反動，假如想了解這個運動的意義而不先明瞭八股是什麼東西，那猶如不知道清朝歷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義，完全是不可能的了。”
胡適：八股文的背後是社會心理
胡適敏銳地察覺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尤其是白話文運動的社會含義：它實際上是要破除等級社會的文化價值殘餘，清除傳統等級社會在文化上的隔離手段，在這個意義上，時文和古文其實都是起著同樣的作用，文言是傳統的精神文化貴族的最後藏身之地，白話文運動就等於要將精神貴族從其最後的避難所驅逐出來，以適應一種不可避免的社會轉變。他說：1904年以後，科舉廢止了。二十多年來，有提倡白話報的，有提倡白話書的，有提倡官話字母的，有提倡簡字字母的：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地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意地主張白話文學”。他們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他們”，一邊是“我們”。
或如周作人所言，古文是為“老爺”用的，白話是為“聽差”用的。直到“一九一六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方才是有意地主張白話文學。這個運動有兩個要點與那些白話報或字母的運動絕不相同。第一，這個運動沒有‘他們’、‘我們’的區別。白話並不單是‘開通民智’的工具，白話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第二，這個運動老老實實的攻擊古文的權威，認他做‘死文學’。從前那些白話報的運動和字母的運動，雖然承認古文難懂，但他們總覺得‘我們上等社會的人是不怕難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些‘人上人’大發慈悲心，哀念小百姓無知無識，故降格做點通俗文章給他們看。”
胡適又引《官場現形記》1903年版茂苑惜生序：“選舉之法興則登進之途雜，士廢其讀，農廢其耕，工廢其技，商廢其業，皆注意於官之一字。蓋官者有士農工商之利而無士農工商之勞者也。天下愛之至深者，謀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於是乎有脂韋滑稽者，有夤緣奔競者，而官之流品已極紊亂。”說《官場現形記》的主意只是要人人感覺官是人間最可惡又最下賤的東西。
胡適盛讚《儒林外史》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他認為該書的主題是“想要提倡一種新的社會心理”，叫人知道官的醜態；叫人覺得人比官格外可貴，學問比八股文格外可貴，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 胡適的批判頗見分量。當時及後來主北大等新學校者，每懸一宗旨曰，來此讀書不是為做官的，但此一觀念的根本轉變尚需時日。
蔡元培：學文方法和疊床架屋
作為舊日翰林、今日新教育家的蔡元培，主要批評了舊的科舉教育的所學狹窄，且又削足適履，強人所難，以及世俗不論人的才質合適與否，盡驅之於利祿之途的弊害，但他也認為：八股“由簡而繁，確是一種學文的方法”。只是學成以後還這樣，有點疊床架屋。
錢穆：八股文的“不得已”
錢穆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國史大綱》、《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國史新論》等著作中，對中國歷史上的社會政治制度，包括古代選舉做了一種相當具有“溫情和敬意”的理解和闡述，並指出從四書義演出八股文，也是一種客觀上的“不得已”，正因為應考人多了，錄取標準成為問題，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然四書演成八股，則經術其名，時藝其實，朝廷取士標準依然在文藝，不在義理，仍不失為是一種中立性的。”但也指出“八股是一條死路”，最終是八股拖累了科舉，拖累了中國。
惲代英：八股文美則美矣
惲代英在1923年12月發表於《中國青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八股？》中認為：若文章不管它對於人生有沒有用，只問它美不美，那八股文便也有它美的地方。做這種文章的人，有時候也能夠在這種死板的格式中間，很自由很富麗地發表他的意見。而另一方面，他批評當時使全國中學生疲精勞神、而考試完大半就要忘記乾淨的應試教育，說它未嘗不是一種洋八股，仍然是一種敲門磚，使中學生們沒有一點工夫學習做人、做公民的學問。
瞿秋白：“八股原是蠢笨的產物”
20世紀下半葉對中國人（至少大陸）思想和語言方式影響最大的自然首推毛澤東和魯迅。瞿秋白以輕蔑的口吻說“八股原是蠢笨的產物”，並說“八股無論新舊，都在掃蕩之列”。這些言論因為收在《魯迅全集》中，以魯迅的名義更是在中國不脛而走。
毛澤東：八股文八大罪狀
毛澤東則有《反對黨八股》的名文。他肯定五四新人物的反文言文，反舊教條，認為洋八股、洋教條是對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是一種把好、壞皆絕對化的形式主義，並列舉黨八股的八大罪狀是：1.空話連篇，言之無物；2.裝腔作勢，藉以嚇人；3.無的放矢，不看對象；4.語言無味，像個癟三；5.甲乙丙丁，開中藥鋪；6.不負責任，到處害人；7.流毒全黨，妨害革命；8.傳播出去，禍國殃民，其中前五條是較具實質性的。這一批判自然有當時政治鬥爭的背景，但此後八股成一惡諡卻是鐵定，凡沾八股者皆在否定之列。大陸自不必說，包括海外也有人認為：“八股文，跟抽鴉片、纏小腳三者，同為毒害中華民族的痼疾。”
啟功：八股文是“公開造謠”，“假傳聖旨”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對傳統文化研究的升溫，對八股的興趣也有一點小小的回升（但決說不上是熱），尤其在1994年，先是有啟功、張中行、金克木幾位老一輩文人陸續寫下了評論八股的長文，此年由中華書局集為一帙出版， 又有學者蒐集舊文，編有《八股文觀止》一書問世。
其中啟功認為：八股作為一種文章的形式，本身並無善惡可言，只是被明清統治者用作約束士子思想的工具，從本質上看，用《四書》中零章斷句來強迫人東拉西扯，還要算“代聖賢立言”，分明是“公開造謠”，“假傳聖旨”。皇帝還鄭重其事地封官任職。既然自己令人造謠，自己還以為選拔人才，所選的那些人和他們做的官，自宰相一級直到地方縣令，都是久經鍛鍊說假話的人，這樣從朝政到吏治都不易好轉。明清歷朝科舉出身的人，雖然並不都是專會欺詐撒謊的人，也有許許多多具有各方面的才能，為國為民做過若干好事的。但那些人的各項才能和所做的好事，絕對不是從八股文中學來的。
金克木：八股亡國論這個罪名太大
金克木認為，八股的罪看來不過這麼幾條：一是限制了思想，但只是限制讀書人的思想，限不住文盲。二是糟蹋了文學，但糟蹋的也只是書本上的文學，毀不了口頭流傳的文學。三是害了朝廷，毀了國家。以八股取士，中進士點狀元的都是書呆子，會作破題、小講、對偶，不懂治國安邦，背誦經書，不知實際。但八股亡國論這個罪名太大。在這樣的政治機制的運轉中，無論採取什麼方式作升官途徑，實質不變。文字上考什麼體裁，用賦，用策，用詩，用論，用八股，形式變化，實質效用變動很小。會作詩賦不比會作八股四書文講經義就好些，對於做官和進行統治都一樣，差別有限。
劉紹棠：八股文內容可惡，形式尚有可取之處
作家劉紹棠則明確地說，八股文之可惡，在於內容。它“代聖賢立言”，為封建統治者服務；又由於它是封建王朝開科取士的制藝，便成為封建王朝禁錮思想、加強統治的政治工具。因而，被一切開明、進步、民主、革命的知識分子深惡痛絕，正是理所應當，罪有應得。
八股那嚴格僵化的程式，束縛了思想的活躍，也桎梏了寫作的生動活潑，這種文體已被淘汰，不應復活。然而，正如平衡木運動，限定在十釐米寬的平衡木上，一分鐘之內做出成套高、難、險、美的動作，因此才產生運動效果和藝術魅力。於是，對於那些寫文章浪費筆墨的人，大可以“八股”他一下。強迫他念篇八股文，給他批講幾篇八股文，以毒攻毒，或可惡治而病除。
餘秋雨：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內容
在最近餘秋雨廣為流行，對傳統文化頗具同情和了解的散文中也有一篇《十萬進士》，作者一方面在描述唐代以詩賦取士的科舉時寫道：“中國居然有那麼長時間以文化素養來決定官吏，今天想來都不無溫暖。”另一方面又做出了以下的結論：“科舉考試最終的徹底敗落，在於它的考試內容。”“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內容。這是一種毫無社會責任和歷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選擇什麼樣的人的昏庸考試方式。”
鄧雲鄉：八股文自有積極的歷史作用
“文革”後對八股開始研究較早、評價也較高的是鄧雲鄉，他在1994年出版了《清代八股文》一書，後又撰有《眉園日課·書後》等文。鄧雲鄉說，在以八股取士的科舉中，智商特別高的連連得中，且將這套功夫作為量才玉尺，再去遴選別人，而智商一般的，或一下子掌握不了八股深度奧妙的，苦下功夫，揣摩幾十年名文，到五六十歲才中進士、點翰林，甚或到老也中不了，從個人說，自是很苦惱的、不幸的。
但從當時的政權說，其目的就是要通過這樣嚴格的手段，遴選人才，取得平衡，在平等的競爭機會中，保證遴選人才的質量，和社會公認的榮譽。客觀上使人們在培養以儒家思想為主的道德教育、驚人的記憶力、周密的邏輯思維、思維的敏銳性、準確性、細微性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應有的嚴格訓練。這種文體在明、清兩代的教育中，由淺入深、由簡到繁，對於智商高的人儘快湧現，對於一般智商的人受到應有的文化和邏輯思維鍛鍊，是起過長期的歷史作用的。
90年代的這些評論與三四十年代的批評相比有了一種有意思的變化，三四十年代毛澤東、瞿秋白等人的主要興趣是反對“黨八股”、“新八股”、“洋八股”，涉及八股的方面主要是批判八股的形式（當然也決非肯定其內容），而90年代評論的主要興趣方轉到八股本身，這時主要是否定八股的內容，而對八股的形式卻反做了相當的肯定或至少認為其無罪了。
八股文只是敲門磚
王陽明、袁枚、章學誠等人把八股時文比喻為“贄”（見面禮）、為“媒”、為“伐柯之斧”、為“假道於虞”等，更通俗的比喻是“敲門磚”，此喻蓋起源甚早，最初出處已難考知，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緒論·外編》中已提及當事人以八股為“敲門磚子”的說法並予認可。
對八股也許還可有一個通俗的比喻是“獨木橋”，要達到對岸無法他渡而只有這一座橋，且人多擁擠，頗不易過，但是，這河流上畢竟又還是有橋，而不是完全不可渡，就像那通向殿堂的大門不是完全不開，而還是可以敲開，但必須會用這敲門磚才能敲開，所以，前人不重視（甚至鄙視）時文而又不苟於此就不難理解，也並不矛盾，這是某種因為人多，因為世俗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舍此也許情況會更糟，付出的代價會更大。
故睿智者常能把握此中之度，恰如其分地看待八股，尤其到清代，相當多的人清楚了這一點，不再想讓它載上沉重的整個文運乃至國運的重負，它的主要功能不過就是“敲門磚”，而且我們前面已經看到它還是相當不錯地履行了作為應試文的這一功能的，對它義憤填膺的批判倒反而常常是來自對它期望過高，想擴大它的功能，希望從它也能產出最好的文學，最好的學問，乃至獨創的思想，完美的人格，甚至於最強盛的國家，然而它一與這種政治的選官入仕聯繫起來實際上就出不了最好的作品。凡最具獨創性、最有力量的東西都是少數個人在某種寂寞中醞釀出來的，當然，由於傳統中國人差不多都以入仕為唯一榮途，又以科舉為入仕的唯一正途，其影響面深而廣，對一個人一生的前途關係至大，所以，對它的抱怨與譴責又情有可原。
在此，我們也許可以將八股與“託福”作一比較來進一步說明八股作為敲門磚的性質。我們知道：“託福”（TOEFL，“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的簡稱，即“作為一種外語的英語考試”）常被美國、加拿大等國大學用作接收外國留學生時衡量其英語水平的一個主要標準，所以，也可以說，可被外國留學生視作要進入美、加等國大學的一塊“敲門磚”，為了方便用電腦客觀、準確、快速地判卷，託福的聽力、語法、詞彙、閱讀部分用的都是選擇題，每道題可從四個答案中選擇一個，故考生縱不懂英語平均大致也能“蒙”對四分之一（當然這樣的分遠不夠格）。
此法行之已數十年，雖陸續有一些改革，但基本不變，也未聽到過多少大的抱怨，更勿論激烈的批評。考試就是考試，任何考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又不能沒有。大概誰都不會認為一個考生的託福分數就能完全準確地代表其英語水平，但它還是提供了一個大致相應的標準。同樣，大概也沒有哪個學生會傻到只是通過託福來學習英語，他知道，考好託福的主要功夫還是在託福之外，是在平時的學習積累，他只會花一段時間來集中訓練一下託福的技巧；大概也沒有哪個學生會在已拿到託福高分而被美、加大學錄取之後，還孜孜不倦地畢生致力於訓練託福，他考過了也就把它丟開了，託福已履行了自己的應試功能，如此而已，豈有他哉？天底下盡有不完善的考試，甚至很愚蠢的考試，為何唯獨咎八股？
當然，任何類比都不是完全貼切的，八股的地位之重、歷史之久、涉及面之廣自然遠非“託福”所能比，而其中的精緻、奧妙大概也遠非“託福”所能比，中國人的實用技巧和中文的特性都於此發揮表現到了極致，所以，有人稱八股為“中國一絕”（金克木），美國一位哲學家寒哲感嘆說，世界上還沒有見過一種對人文經典知識的客觀的大規模的考試。 然而在中國卻有過這樣一種考試，這就是以經義八股為主要內容的科舉考試，對人文經典知識的把握及表達這種把握的能力確實是最難客觀化的，而中國人卻把這種把握及表達人文知識的能力測驗，實現為一種全國規模的、能相當客觀、準確地判卷的考試，並行之有效地實行了數百年。
八股也許力難勝任出最好的文學，出最好的思想、學問或者救國救民的重任，但至少它履行其作為入仕的“敲門磚”的功能看來卻相當有效。我們是否還能對它寄託比這更高的期望呢？它確實還可以有一種訓練某種文學的欣賞水平乃至自娛、自得的意義，但它主要還是一塊“敲門磚”，棄之可也，拾之可也，先拾後棄乃至先棄後拾均可也，而不管它有多少毛病，無論如何，有它也許終勝於一個貧寒子弟要想上升，完全無路可入、無門可敲，或者只有一些鼠隙犬洞的情況。
對確有才華的人們來說，對它真正完全投入的時間並不需要很長，不喜歡它、不擅長它的文人、學者也還是有可能適當調整一下自己的精力，致力於此一段時間而奏功，如凌廷堪，少學經商，常為人所騙，母使從事於學，博通經史，尤精三禮及推步之學，但他生平不好八股文，不肯去學，入都見翁覃溪先生，翁奇其才，強之習舉業，遂以乾隆己酉、庚戌兩榜成進士。陳康祺於此評論說：“通經志古之彥，苟欲以科第自娛，譬如池魚闌豕，取以供客，可立而待，可炊而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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