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西方政要著述，把握國際局勢
從1950年代後期開始，毛澤東在各種場合談論西方政要著述的情況多了起來。這大概與他更多地關注東西方冷戰格局，開始考慮調整國際戰略有關。閱讀國際材料和西方政要的著述，可以及時瞭解西方政要或學者的觀點，正確判斷和把握國際局勢。
1958年10月，美國心理學家哈里和波娜羅·奧佛斯特里特夫婦出版《關於共產主義我們必須知道些什麼》，杜勒斯臨死前將此書作為和社會主義陣營做鬥爭的參考，推薦給艾森豪威爾。中聯部摘錄書中有關當時國際形勢和美國反蘇反共基本政策方面的內容，報給毛澤東。毛澤東1960年1月讀後批示：“各同志閱，退毛。”這個摘錄分四部分：資本主義同共產主義勢不兩立；赫魯曉夫的和平競賽“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談判“必須從實力出發來進行”；美國共產黨“是為法律所不允許的”。第三部分說到：和共產黨人談判時，“會議桌——即使管它叫做和平桌——也不過是進行戰爭的另外一個場所罷了”。毛澤東讀至此批註：“說得對”。兩個陣營的冷戰，可謂是知己知彼，心照不宣。
毛澤東讀法國戴高樂的《戰爭回憶錄》，從中瞭解到戴高樂對待英國和美國的態度，很欣賞他敢於和英美“鬧彆扭”的勇氣。戴高樂1957年表示要參加總統競選。1957年11月，毛澤東訪問蘇聯時，曾對赫魯曉夫說戴高樂會上臺，但赫魯曉夫不相信，連法國共產黨也不相信。1958年6月，毛澤東又提出戴高樂“登臺好，還是不登臺好”這個問題，在中央領導層討論。他對討論作的結論是：“這個人喜歡跟英美鬧彆扭，他喜歡抬槓子。他從前吃過苦頭的，他寫過一本回憶錄，盡罵英美，而說蘇聯的好話。現在看起來，他還是要鬧彆扭的。法國跟英美鬧彆扭很有益處。”這個判斷，與國際國內當時多數意見不同。那時，國際評論說戴高樂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但毛澤東從戴高樂《戰爭回憶錄》中看出他的民族意識很強，對美國的控制和干涉不買賬，不屈服，這對推動歐洲中立主義的發展有好處。戴高樂上臺後的政策，證明這個判斷是對的。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同英國蒙哥馬利的談話中還講到：我們對戴高樂有兩方面的感覺：第一，他還不錯；第二，他有缺點。說他還不錯是因為他有勇氣同美國鬧獨立性。他不完全聽美國的指揮棒，他不準美國在法國建立空軍基地，他的陸軍也由他指揮而不是由美國指揮。法國在地中海的艦隊原來由美國指揮，現在他也把指揮權收回了。這幾點我們都很欣賞。另一方面他的缺點很大。他把他的軍隊的一半放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戰爭，使他的手腳被捆住了。戴高樂去世的時候，中國發電報弔唁，毛澤東的解釋是：“就是因為他反對過希特勒，反對過美國。”
1960年1月，英國前首相艾登的回憶錄一發表，正在外地集中精力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毛澤東，立即找來《艾登回憶錄》中譯本閱讀，隨後對讀書小組的人評論說：艾登發表了他的回憶錄，大罵杜勒斯，說艾森豪威爾也是壞人，寫了不少我們過去不知道的關於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和爭吵。帝國主義國家當局的回憶錄，很值得看看。這年5月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他又講：我讀過艾登的回憶錄。他講到美國在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時候，英國希望印度參加，來對付美國，美國堅決反對，說如果英國要印度參加，美國就要蔣介石和日本參加。艾登在回憶錄中說，他想不通蔣介石怎麼能同尼赫魯相提並論。毛澤東的這些閱讀引述，表明他總是敏銳地把握西方各國的內部動向和他們有關中國的政策。
蒙哥馬利1960年5月這次訪華，大概給毛澤東的印象不錯，隨後找來世界知識出版社剛剛出版的蒙哥馬利《一種清醒的作法——東西方關係研究》來讀。該書的主要論點是：西方雖取得對德戰爭的勝利，但在政治上輸給蘇聯；西方戰後在同東方的全球性鬥爭中實際遭受失敗；未來的鬥爭已轉為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西方必須改變策略，承認東西方關係中的某些“現實因素”；爭取一個“友好的中國”應該成為西方政治目標之一。毛澤東在這類重要內容處作了一些圈畫，還批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讀，說是“很有意思，必讀之書”。
蒙哥馬利1960年6月9日出席一次宴會的演講中，稱讚中國革命對中國是有益的，貪汙、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趕走了；中國領袖有學問，有智慧，西方說中國領袖對世界瞭解很少並不正確。蒙哥馬利還說，自己訪問蘇聯和中國後得出兩條結論：西方國家必須找出辦法同共產主義共存；在共存的同時，西方國家必須盡一切努力來保存自己的基督教文明的基礎。毛澤東讀到這個演講材料，批給江青，讓她研究蒙哥馬利為什麼要說這些話。
研讀戴高樂、艾登、蒙哥馬利等人的著述，毫無疑問，對毛澤東此後提出“兩個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劃分”以及“一條線”的國際戰略思想，是有影響的。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提到艾登的回憶錄，就曾發揮說：“我國過去存在著地主買辦階級各派的矛盾，這個矛盾同時反映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正因為他們內部有這樣的矛盾，我們善於利用這種矛盾，所以直接同我們作戰的，在一個時期中只是一部分敵人，不是全體敵人，而我們常常因此得到了迴旋的餘地和休整的時間。”
毛澤東還細讀過美國將軍馬克斯韋爾·泰勒的《音調不定的號角》，注意到他關於美國在核戰爭和常規戰方面的策略。泰勒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當過陸軍參謀長，因不能實現自己的主張而辭職。肯尼迪當選總統後，又讓他作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1963年7月會見古巴一個代表團時，毛澤東評論：泰勒在朝鮮和我們打過仗，他寫的《音調不定的號角》，大家有機會最好看看。在這本書裡，他批評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過去不重視常規武器戰爭。他認為，又要打原子戰爭，又要打常規戰爭，叫喊打原子戰爭，但又不打，這就叫做音調不定。
1965年1月，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再次談到讀泰勒《音調不定的號角》的體會：
我們也研究美國的軍事著作。美國駐南越大使、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寫了一本書，叫《音調不定的號角》。看他那本書的意思，他是不大讚成核武器的。他說，在朝鮮戰爭中沒用過，在中國解放戰爭中沒用過，他懷疑以後的戰爭能夠用這種東西制勝。他要爭陸軍的人數和用費，但是同時說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發展。……他代表陸軍，要爭取陸軍的優先權。現在他又得到在南越實驗的機會。
這番評論，足顯閱讀所起的“知彼”效用。毛澤東還讀過尼克松的《六次危機》，1972年會見尼克松時，稱讚他寫得不錯。1976年9月初，毛澤東逝世前已經說不出話來，依然關注當時日本自民黨的總裁競選，曾敲了三下木製床頭，表示要看參選者三木武夫的書，工作人員隨即找來上海剛剛出版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見》，捧著給他看。對國外政局的關注和思考，伴其一生，哪怕已經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判斷和決策。這或許就是戰略家的本色吧。
（待續，選自《新湘評論》2015年第1５期，作者：陳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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