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保利藍海郡因小學劃片問題炸了鍋。
該小區自2013年交房後，適齡兒童一直是在附近的洪山實驗外國語學校入學，但今年卻突然被轉到了光谷十一小。
整件事的矛盾點在於，一是該小區房屋產權證上寫的是洪山區，但業主戶籍卻是由位於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的鐵箕山派出所管理，業主住址一欄又寫的是洪山區。這就很尷尬了，究竟該跟著哪邊走，貌似完全看政府心情了。
矛盾點二在於，教育局這次是臨時決議，也就是說業主們是在小孩通過洪山外小的初審之後，又接到通知需轉入光谷十一小，而光谷十一小並不樂意當個“接盤俠”。
一個不要，一個不收，業主們當然不幹了，據說目前已經準備去教育局門口拉橫幅了。
更可怕的是，維權業主中不乏大腹便便的孕婦。
可見，學區房是多少家庭的痛點。
“學區房”是時代的產物。
在本世紀初期，這個概念並不曾興起。
追溯起它在中國的誕生，應是興起於北京的。
從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學區房均價由7387.5元/平漲至7577元/平，漲幅2.57%；同時期，即2013年的4個月，北京的學區房竟然每個月上漲1500元左右……多重數據顯示在2013、2014年，學區房的市場開始變得異常火熱。
它為何突然興起併火熱，我們還需要結合國家特殊的國情來看，畢竟一項政策的出臺是可以馬上左右市場動向的。
觀察這一歷史時期，我們可以發現，2012年11月，十八大正式召開，全面確立了“從嚴治黨”的新理念。隨即，“八項規定”、“反四風”、“老虎、蒼蠅一起打”等重大舉措也相應出臺。大刀闊斧的整治手段一下來，全國上下譁然。
人們一定想不到，這些政策竟然會間接影響並導致了“學區房”概念的衍生。
此前，用某些領導的話來說，想上個什麼學校，打個電話都好辦。即使是老百姓，託託人，交個幾萬到十幾萬不等的擇校費，想在哪裡讀書都不是問題。
但政策一下來，這些招都不靈了，誰都不敢往槍口上撞，那怎麼辦？只能想辦法通過買學區房的方式保證孩子入學了。
後來，隨著中產階級越來越多，僧多肉少，學區房開始水漲船高，不斷出現天價成交的情況。全國範圍內，好的學區房價格普遍比其他房源價格高出20%。北京這種本身就寸土寸金的地方就更不用說了。
於是，政府終於出手了。
在2014年，北京出臺了被稱作“史上最嚴‘小升初’”的措施，即“15條禁令”以及取消共建生、嚴控擇校等。這些措施的出臺，其實已經表明了政府很清楚，造成天價學區房的根本原因，在於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和不均衡。
然而，通過打壓學區房能解決問題嗎？顯然是治標不治本的。
為了社會所要求的公平，將以前最多十幾萬可以解決的擇校費，變為上千萬的學區才能解決的問題，這其實一直都是一個僅僅只針對不同時代的中產以上階層才能玩的金錢遊戲，何來公平？
如今，還是為了所謂的公平，以北京為首的多個城市發佈了“租房入學”、“六年一學位”、“多校劃片”等系列政策後，火熱的“學區房”似乎開始變得岌岌可危。
儘管不少人堅信，接下來各大城市一定會跟上北京步伐。武漢就基本屬於第一批跟上腳步的，但是這所謂的政策並沒有解決優質教育資源稀缺、不均衡等問題，而依然是單從學區房的角度試圖化解一部分矛盾。
所以，學區房依然還是有市場的，特別是在政策仍然不算特別緊的二三線城市。且更值得警醒的是，這樣的方式是否會一再提高普通百姓的教育成本，使普通百姓成為這場金錢遊戲中的犧牲品？
當然，不管是北京這種先行者，還是像武漢這種積極跟進的城市，努力想辦法從政策上進行革新、引導的做法還是值得讚賞的，畢竟有自然好於無。
社會始終無法做到絕對公平，在為學區房“退燒”上這些政策還是略見成效的，但真正解決學區背後的痛點還需迴歸本源。相關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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