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之機，恰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沉思的時刻，使我們可以回望歷史深處，記錄榮與衰、權衡利與弊、評議長與短、分析得與失，從而得以探尋那些隱藏在表象之下的、牽繫國運進程的變革力量。
相對於這一持續40年的大變局，40篇鉅細混雜的文章著實難以再現其全貌，甚至配不上這一段空前絕後的歷史。然未有涓涓細流，何來歷史長河之奔湧？哪怕是還原一部分記憶，也有助於我們從歷史中汲取力量，將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劉玉海/文
2012年11月15日11:53，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隨著掌聲響起，屏風後依次走出習近平、李克強……中國新的最高領導層——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常委——集體亮相。
這次換屆，是繼十年前最高領導層順利完成更替後的又一次制度化權力交接。不過，與往常不同的是，這次換屆是包括最高軍事領導權在內的全部最高權力的和平有序、徹底完整的新老交接。這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尚屬首次。
這一刻，20多年前開啟的國家政治權力交接制度化進程，更顯成熟、規範、穩固，人民也有理由期待，國家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將沿著這一軌道繼續前進。
在這次換屆之時，國家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樂觀局面：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經濟持續超高速增長，連續超越西歐老牌強國，在兩年前一舉登上世界第二；作為國家財富實力的象徵，外匯儲備攀升至3萬多億美元，多年穩居世界第一；與之相較，包括埃及在內與中國同為“二戰”後獲得新生、曾經在同一發展水平線上的西亞、北非國家，“顏色革命”此起彼伏；而一向被中國視為追趕對象的歐美髮達國家，尚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下掙扎，“西方衰落”的論調不時響起，“北京共識”替代“華盛頓共識”、中國模式、“G2”的恭維不絕於耳……雖然自年初以來，輿論一直瀰漫著批評“改革停滯、倒退”的氣息。
不過，新當選的執政黨最高領導，在對現場的500多位海內外記者、電視機後觀看直播的難以計數的觀眾所做的首次致辭中，並未談及這些具體成績，而是強調了責任與挑戰：“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汙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我們的責任，就是同全黨同志一道，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
彼時，並沒有多少人對這番話做深入解讀。但很快，那番講話便有了註解：整肅“貪汙腐敗、官僚主義”。
反腐
2012年12月6日——十八大換屆後僅僅3周，中紀委證實，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涉嫌違紀，接受組織調查”。而李剛剛在3周前的換屆大會上躋身執政黨高級幹部序列、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李春城的被“調查”，只是一個開始。
此後，越過2013年春節，反腐成為風暴，且越刮越烈：中紀委不時拋出官員被“調查”的消息，甚至排著隊似的一天拋出好幾條，以至於時政記者們需要隨時緊盯中紀委網站，以防漏掉大新聞；推測、猜測哪個官員將落馬，成了一些圈子、飯局的熱點話題。
官方反腐大幕拉開之後，民間亦受到鼓勵，紛紛響應，通過網絡頻頻爆料。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超級央企華潤董事長宋林，以及西南的一位廳級官員雷政富，均是被網絡曝光腐敗線索後，遭到執紀部門調查、處理。
這屆中央領導班子的整個5年任期，反腐貫穿始終、力度絲毫不減：官員落馬數量之眾、級別之高，刷新了歷史記錄。從副部級的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正部級的國資委主任蔣潔敏，到副國級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前中辦主任）令計劃、蘇榮，再到政治局委員孫政才……尤其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兩位前任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的相繼入獄，以及原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案的公開審理，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前所未見。
根據官方統計，在十八屆中央的5年任期內，全國共查處十八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40人，中央紀委委員8人；立案審查“中管幹部”280多人，處分鄉科級及以下黨員幹部134.3萬人！
從反腐落馬官員的地理分佈來看，幾乎每個省份至少有兩位省級官員落馬；個別反腐“重災區”，甚至反腐反到“省委班子開會都湊不齊了”。
反腐過程中，很多高級官員在眾目睽睽之下被直接從辦公室、機場、各種大小會議上帶走；有些官員則在突然“失聯”數天之後被執紀部門宣佈審查；即便逃亡海外多年的官員，也被一批批從海外追回；而對涉事官員腐敗行為的描述、定性用語，也一改往常的抽象概括，變的格外直白、不顧情面，從而對官場形成強大震懾。一時間，官員戰戰兢兢，聞“紀委”、“巡視”、“邊控”而色變。
雷霆萬鈞反腐的同時，2013年元旦前，新領導層開始強勢肅紀：要求領導幹部改進工作作風，制止鋪張浪費和奢侈享樂行為，禁用公款“相互走訪、送禮、宴請等拜年活動”——有別於以往的是，除了下發通知，還在逢年過節時派出各級紀委人員帶著攝像機明察暗訪。
執紀風暴颳起後的2014年，東南沿海某省委一位公務員感慨：他的領導私人招待老同學在KTV聚會、唱歌，還得安排人在門口把風、放哨，把一次正常社交“弄得跟做了見不得人的事似的”。
強勢反腐、肅紀之下，官員紛紛騰退超標辦公室、住房、用車，甚至催生了1992年以來最大的一波官員離職潮；此前數年連年飆漲的奢飾品銷量，也顯著下滑；作為官場高規格招待象徵的茅臺酒，價格急劇下跌、其所屬公司股票一度罕見的跌停；一家以高端消費、官員宴請為特色的餐飲上市公司，則迅速陷入門可羅雀的窘境，而被迫“轉型”、直至最終退市……
那些曾經與官員、尤其是落馬官員過從甚密的工商人士，在反腐肅紀風暴來臨之時，有的被抓、成為撬開落馬官員的“突破口”；有的被要求“協助調查”、邊控；有的如驚弓之鳥，紛紛出境“避風頭”，香港四季酒店，因聚集大批此類等待來自“北京消息”的內地商人，而被戲稱為“望北樓”——然而“望北樓”終究不是避風港，“金融大鱷”依然被從此“帶回”北京。積累沉澱多年的政商關係面臨深度調整，私人飯局上企業家“我培養的副廳級”之類的口吻銷聲匿跡……
即便如此，新領導層仍強調，“反腐敗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要以“‘零容忍’的態度和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堅強決心，保持高壓態勢，將反腐敗進行到底”；任何人沒有“丹書鐵券”、不是“鐵帽子王”；並指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要“堅決防止野心家、陰謀家竊取黨和國家權力”，“除惡務盡”。
此時，人們才想起換屆之時新領導人亮相時的那番講話；更細心的人，則追溯到2012年3月1號，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黨校校長在中央黨校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這個講話，著重強調了黨的‘純潔性’問題。”一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的研究人士在十八大前如此提醒記者。
權威
2012年既是換屆之年，也是重啟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南方講話20週年。因此，剛剛過完春節、3月全國“兩會”召開前，紀念小平南方講話、呼喚改革的輿論迅速發酵，形成風潮，“改革要有頂層設計”的呼聲，一直持續至11月十八大召開前。
十八大換屆後，新領導迅速對各界的改革期待做出回應：2012年12月7日，新任總書記抵達小平在“南海邊畫的那個圈”，再走20年前小平的南巡之路，並強調改革“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一年之後的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拿出了“範圍、力度空前”的“改革頂層設計”方案。
為貫徹、落實這一涵蓋8大領域、60條的綜合改革“路線圖”，新領導層迅速成立了一系列相關機構：11月12日，三中全會閉幕當天，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12月30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2014年2月27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2014年3月，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成立。並且，由黨的最高領導“掛帥”這些小組、委員會。
相較於改革方案的推進、落實，這些林林總總的“小組治理”模式的運作、實踐，在日後的政治運行中，吸引了更多的關注、討論。
在國家的政治實踐中，各級黨政機構通常會基於特定任務成立各級各類領導小組，以集中權威，協調、整合資源，推進問題的順利解決。不過，因為“領導小組”通常是為特定任務而設，任務完成後即解散，其通常被視為非制度性的臨時舉措。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新成立的一系列“小組”和委員會，則將“小組治理”的實踐推進到此前所未見的局面：通過召開各種小組、委員會專題會議，跨越、整合黨政條線，推進政治行政議程，使改革開放以來黨政分開並逐漸制度化的政治運行機制悄然改變。
經過五年的實際運行後，“小組治理”模式在2018年春天的黨政機構改革中被吸納，並進一步擴展、制度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升級為委員會；新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其辦公室或秘書處分別設在司法部、審計署和教育部。
與之類似的高層政治運行機制調整，還有新形成的國家機構黨組向政治局常委會定期彙報的制度。
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全天召開會議，專門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彙報工作。這在中共歷史上尚屬首次。
此後，連續4年，每年春節前，中央常委會都會召開這一會議，從而使這一舉動成為“例行動作”。並且，這項工作被寫入《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成為“規定動作”。
黨組是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在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設立的組織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均設有黨組。而由於很多常委同時擔任這些國家機構的黨組領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聽取這些機構黨組的工作彙報，也就意味著常委需要每年向常委會、總書記彙報，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權威，也就得到了制度化安排和凸顯。
在中央權威得到制度化強化和厲行反腐的加持之下，一些深水區改革、“硬骨頭”的改革，變得前所未有的可行起來。比如，軍隊改革。其改革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廣，為二三十年來所僅見。
對軍隊的改革，既是中央權威的體現，亦強化了中央權威。2016年10月，十八屆六中全會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開啟了管黨治黨的新時代。
2018年3月，中國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
作為
2012年春夏，正緊鑼密鼓籌備十八大換屆的中國，突然出現一系列涉及鄰國的“偶發事件”：4月8日，菲律賓軍艦試圖“檢查”、抓捕在南海黃巖島瀉湖內捕魚的中國漁民；一週之後的4月16日，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挑起“釣魚島國有化”問題；6月21日，越南國會通過《越南海洋法》，將中國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包含在所謂越南“主權”和“管轄”範圍內。一時之間，與周邊國家的紛爭密集凸顯。
中國對外開放，首先得益於外部環境的改善。第二代領導集體也在改革開放初期定下了“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等28字外交方針。因此，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裡，遇到類似紛爭，中國大多數時候態度剋制，以求迅速平息事態——這在改革開放成就凸顯的21世紀初，逐漸被中國新一輪高漲的民族主義視為“軟弱”、不符合大國地位。
但2012年的這一系列涉外糾紛爆發後，人們很快發現，中國的應對出現了明顯的轉變：在黃巖島，4月8日事發，中國4月10日開始派出多艘大型海上執法公務船，與菲律賓公務船、軍艦對峙一個多月，直至逼退對方為止；對與越南的南海島礁、海域歸屬爭議，中國設立三沙市及警備區，出動“海上石油981”鑽井平臺，並開展油氣資源招標；在釣魚島，動員各方研究力量，開動輿論機器，持續批駁日方，堅定捍衛中國立場……一句話，針尖對麥芒，絕不退讓、絕不息事寧人。
這一應對策略在十八大順利換屆後，一以貫之，甚至有所加強：對菲律賓將黃巖島議題提交國際仲裁，絲毫不理會、不接招，堅持只能通過雙邊談判解決；在南海，大規模、高強度填海造地，強化島礁基礎設施建設及安全措施；在釣魚島，於2013年11月23日劃設包含釣魚島的防空識別區，未經報備禁止飛越。
之後的2017年6月，當中印在西藏洞朗地區爆發爭端時，這一毫不退讓的強硬應對模式再次顯現：從6月18日持續對峙到8月28日，長達兩月有餘，直至印方先行撤回。
強勢對外的另一面，是提倡“四個自信”，弘揚傳統文化、國學、中醫，以及在對外事務上“有所作為”——最引人矚目的，莫過於“一帶一路”建設。
自2013年9月，新一屆中國領導人訪問中亞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後，這一外交倡議不斷充實，最終擴展為“一帶一路”。其不僅被視為應對金融危機後經濟復甦緩慢之舉，更被視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
圍繞“一帶一路”建設，中國調集了最高量級的政治、經濟、外交資源：在雙邊層面，先後和有關國家促成一系列與“一帶一路”對接的戰略、計劃：希臘建設重要國際物流中轉樞紐戰略、馬來西亞經濟轉型計劃、哈薩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經濟政策、土耳其“中間走廊”……在多邊層面，中國出資500億美元，發起成立了由86個成員國參與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銀行——幾乎囊括了除美國、日本以外的主要經濟體。
至於APEC北京峰會、G20杭州峰會、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峰會、上合作組織青島峰會、世界政黨大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這些主場外交，中國更是抓住每一個展示、作為的機會，使國際關係漸漸呈現出不同以往的局面。
新時代
呼喚/回應改革、強勢應對島礁紛爭、李春城落馬……這些2012年一個個零星發生的孤立事件，在十八大後相互激盪、餘波盪漾，逐漸演變成日後遠超各界預料的猛烈、深入、持久的政經週期震盪，並開啟、奠定了未來許多年國家命運的軌跡。
2012，“新時代”的端倪，悄然顯露。
專題鏈接：中國改革開放編年史（197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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