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
“以其兼容幷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當年，朱自清在一篇名為“清華的民主制度”的文章中這樣評價梅貽琦：“他和清華關係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愛護清華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難得的是他知道怎樣愛護清華，他使清華這七八年裡發展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毛子水亦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我們若著眼於文化的更可貴的一方面，則八年多的西南聯大，始終都在雍容和睦的氣氛中長成。這非特是我們教育史上的佳話，亦是我們中華民族最有光輝的事情。至少，依我個人的意見講，這件事情比培植出楊振寧、李政道、王浩等那件事情要有價值得多；因為這是人類精神修養的一種最高貴的表現。”
這，也就是馮友蘭在碑文中所提出的第三個“可紀念者”——西南聯大不僅樹立了“學術自由”的精神，而且具有著“民主堡壘”的稱號；這裡的人們不會隨千夫之“諾諾”，只會作一士之“諤諤”。
西南聯大的自由與民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具有“大學獨立”的理念，二是具有“教授治校”的傳統。——當年，北京大學就曾以學術自由和兼容幷包而著稱，南開大學亦以從嚴求實和活潑創新而聞名，至於清華更是推行了教授治校的制度；無疑，這一切正是西南聯大的“自由”之源頭、“民主”之基礎，同樣它也是“現代大學”的精華之所在、命脈之所繫。以清華大學的管理模式為例，梅貽琦自掌校後，即全力扶植這一校長組織協調下的教授治校制度。具體來說，就是設立教授會、評議會以及校務會議等三個不同的機構。——“教授會”是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它的權限包括：審議改進教學、科研以及學風等方面的提案；審核學生的成績並授予學位；建議評議會討論的事項以及由校長或評議會交議的事項；選舉評議員，推薦各院院長，並從教授會中聘任教務長。“評議會”則是這個體制的核心，它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院院長及教授會選舉出來的七位評議員組成，相當於教授會的常務委員會，是學校最高的決策、立法和審議機構，“教授治校”的作用便是通過它的職能而表現出來。“校務會議”由校長、教務長及各院院長組成，是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機構。
至於西南聯大的體制，陳岱孫總結道：“不能說梅貽琦先生把清華體制引進了聯大。但在聯大，一個類似清華領導體制原則的確認和梅實際上主持聯大常委會不是沒有關係的。”
由此可見，在這樣的一種管理模式下，教授於學校中具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力。而這一體制的施行，更是從根本上擺脫了國民政府強加於它的種種限制與束縛。——那是1939年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蔣介石公開向“教育獨立”和“學術獨立”的主張提出了宣戰：“今天我們再不能附和過去誤解了許久的教育獨立的口號……應該使教育和軍事、政治、社會、經濟一切事業貫通。”“教育界要齊一趨向，集中目標。”於是西南聯大同所有學校一樣，被強行貫徹了一系列的“部訂”規章制度——課程表、教科書、教授的資格審查、教師的聘任和待遇，乃至行政機構的設置等等，都要按照國民黨的“部頒標準”執行。此外，他們還在聯大成立了“國民黨直屬聯大支部”、“三青團直屬分團部”，以及訓導處，等等，以此來控制師生的思想和行動。特別是1941年前後，更明確規定了擔任院長以上職務者必須加入國民黨，以最終達到“以黨治校”的目的。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校之長的梅貽琦只有兩種選擇：其一，站在政府當局一邊，對師生的思想和行動進行嚴厲的管制；其二，站在進步師生一邊，對不利於教育和學術的制度進行堅決的抵制。梅貽琦不是警犬也不是奴才，他不會選擇第一條道路；但梅貽琦也不是左派不是鬥士，他同樣不會選擇第二條道路。事實證明，他有著更為有效的辦法和更為有力的武器——這就是那個足以體現“大學獨立”與“教授治校”精神的教授會和校務會議的制度。有了它，則可以“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有了它，則可以進行有理有利的抗駁。比如說針對那個“部頒標準”，他以校務會議的名義，向教育部公開提出不同的意見：“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縱不敢謂極有成績，亦可謂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再比如強令加入國民黨一事，作為校長，他本人不能不“遵命”，但是對於其他的教授，他則“無權”干預了。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表示：“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教務長楊石先當面拒絕：“這一席位我可以馬上辭去，入黨之事斷不可為！”這樣的回答，無疑是以“大學獨立”的精神為力量，以“教授治校”的制度為後盾。至於國民黨當局對進步師生所下達的逮捕令，又或是強令安插訓導長的企圖，更是被梅貽琦以“學校一切大事均由校務會議決定”為擋箭牌，一概不予理睬。為此，西南聯大在國民黨統治區內成為了一個極其特殊的存在——別的學校幾乎都被國民黨操縱於手掌之中，唯有它形成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堅固堡壘。對外，它抵抗住了一切干擾與壓力；對內，它保護住了進步的師生，並營造出了一片民主與自由的新天地。
“大學獨立”與“教授治校”的意義還不僅僅表現在這一方面，朱自清在文章中這樣總結道：“在這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裡，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意工作。他使同仁覺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這“誰都有一份兒”，正是西南聯大最終收穫的成果：教授們不僅是主人，更是公眾人物，他必須處處為人師表，時時率馬以驥，並以此來“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那是1941年，為了解決部分教師的貧困問題，教育部明文規定，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可以領取一筆“特別辦公費”。但是在西南聯大，各院的負責人均公開表示放棄，梅貽琦不僅帶頭，而且連教育部下發給聯大學生的補助金，他也不允許自己四個正在聯大讀書的孩子去享用。反面的例子也並非沒有，中文系的劉文典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卻是非混淆，善惡不辨，不僅投靠了地方上的大土豪，而且嚴重貽誤了教學工作。中文系開除了他的教職，一向寬厚仁慈且求賢若渴的梅貽琦同樣沒有寬恕他。
在這樣的一種追求之下，一種“風氣”之中，西南聯大能夠成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是不足為奇的，更是“可紀念”的。——正是因為有了它，方顯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如何捍衛著民主與自由的權力；正是因為有了它，方顯出中國的教育事業在如何吸取著“現代大學”的精華。
陳虹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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