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抵達井岡山，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朱德領導的部分南昌起義部隊在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隊伍勝利會師，中國革命從此掀開新的一頁。
從這裡，走出了朱德、彭德懷、陳毅等5名開國元帥和3名開國大將。從這裡，“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開始點燃，中國共產黨人由此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井岡山，是中國革命毋庸置疑的紅色搖籃。
然而，回望歷史，這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道路開闢時，絕非一帆風順，亦非人人贊同。
直到上世紀30年代，蘇聯留學歸來的王明、博古等，還煞有介事地譏諷“山溝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歷史已經證明，毛澤東帶領的共產黨人，就是從革命低潮時轉兵井岡這一抉擇開始，在山溝裡開啟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獨特道路——惟一能夠實現中國革命勝利的康莊大道。
插圖/傅堃
迷途嚮導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份決議，決議措辭頗為嚴厲，指責湖南省委“臨陣脫逃”。
所謂“臨陣脫逃”，指的是秋收起義部隊嚴重受挫後，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停止原定在9月16日發動的長沙暴動。這樣嚴重的“罪名”，首當其衝的，是領導秋收起義的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
十天前的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軍一度佔領醴陵、瀏陽縣城，但很快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強力抵抗，五千多人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一下子銳減到一千五百餘人。
秋收起義原定的目標是攻佔湖南長沙，如今起義嚴重受挫，僅剩的隊伍該何去何從？繼續向長沙這個大城市挺進，符合中共中央原來的決定，但以眼下敵我懸殊的兵力，無疑是一條死路；違背中央原定計劃選擇退卻，需要魄力，決定退往哪裡，更需要智慧。
進退兩難的當口，當機立斷的是毛澤東。這個剛剛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34歲青年，當時既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青睞，也尚未躋身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卻勇敢地立足失敗的現實，下令各路起義軍停止進攻，先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原定長沙暴動日期的前一天，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停止行動。
9月19日晚，烏雲壓境，天黑甚早，文家市裡仁學校裡，一盞油燈火苗閃爍，毛澤東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起義部隊今後的行動方向。沉思良久，毛澤東語出驚人：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
此話一出，反對意見紛至沓來，其中態度最激烈的就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餘灑度，他堅持“取瀏陽直攻長沙”才符合中央主張，不這樣做，就是“逃跑”。還有人直言不諱：“上山做山大王去了，這叫什麼革命？”毛澤東回答：“我們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政策、有辦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農武裝。”最終，在餘灑度上級、工農革命軍總指揮盧德銘的支持下，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主張，“決議退往湘南”。
在文家市耐心說服師、團負責人的毛澤東並不知道，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不僅指責湖南省委“臨陣脫逃”，而且作出了與他的主張完全相反的決議，責令湖南省委“應一面命令萍、瀏、江一帶工農軍進攻長沙，一面立即爆發長沙的暴動”。
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共最早一批武裝力量的幸運在於，中共中央的決議送抵湖南時，起義軍早已開拔南下。
9月20日清晨，里仁學校的操場上，工農革命軍1500餘人集合完畢。一身藍布衣、穿著草鞋的毛澤東向前跨了幾步，揮動著寬大的手掌：“我們要改變方向，上山去！”他特有的通俗易懂又極具感染力的語言，迴盪在操場上：“這次武裝起義受了挫折，算不了什麼……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
帶著濃重湘潭口音的“小石頭打爛大水缸”的故事，撥開了籠罩在戰士們心頭的迷霧，也鼓舞了不少圍觀百姓，其中就包括當時只有12歲的胡耀邦。
但南下的路途仍是艱險的，前有“堵擊”，後有“追繳”，國民黨還針對毛澤東發出鉅額懸賞令，“如獲毛逆者，賞洋五千元”。為避開國民黨軍，工農革命軍不得不沿著江西山區轉移，即便如此，部隊依然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中不斷減員，僅在9月25日萍鄉縣蘆溪鎮一戰就損失三百人，年僅23歲的總指揮盧德銘也英勇犧牲。
指揮員犧牲，瘧疾蔓延，傷員和病號急增，長途跋涉的隊伍裡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當時在這支隊伍裡行進的賴毅將軍回憶：
部隊中瀰漫著一股消沉的情緒，許多知識分子和軍官出身的人，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也在這時背棄了革命，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一營一連的一個排就在排長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機會全部逃跑了，並且帶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時，逃亡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上哪兒去？”
嚴峻的考驗面前，毛澤東也在思索隊伍的落腳地。早在“八七”會議後，他就曾婉拒瞿秋白希望自己到黨中央機關工作的邀請：“我不願意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到了文家市時，他更明確了“上山”的想法。可是究竟上哪座山，這位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也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湊巧的是，秋收起義前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三團團部秘書處文書的宋任窮送來了江西省委的一封密信，稱 “寧岡縣有我們黨的武裝，有幾十支槍”。寧岡縣，位於湘贛交界的羅霄山脈中段井岡山腳下，這可真是迷途之中遇嚮導！9月26日，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作出重大決策：引兵井岡，向寧岡進發。
途中，毛澤東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1928年10月，帶領僅剩的七百多人艱難跋涉上了井岡山。
這七百多人“離經叛道”的選擇，成了共產黨人最早的火種。但在當時，他們卻無法擺脫“臨陣逃脫”的“罪名”。一直對上山打游擊持反對態度的餘灑度，在轉兵井岡山途中脫離了部隊，隨後便跑到湖南省委告了毛澤東一狀，指責毛“逃避鬥爭，到山區同綠林為伍”。直到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向中央彙報時，依然堅持“潤之在贛時曾有一大錯誤”。
真理有時確實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兩年後的1929年10月，指責毛澤東“逃避鬥爭”的餘灑度對革命悲觀失望，脫離了黨組織，他最後的選擇是在1931年11月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後投敵。而揹負著指責與批評的毛澤東，果真在井岡山開闢了一片新天地。
“黨外人士”
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軍隊和地方的建黨工作。這件事，毛澤東已經思考了很久，秋收起義後一路跋涉的艱難，讓他深深明白，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組織形成核心，軍隊和根據地都會鬆散無力，難以鞏固和發展。
正因如此，在轉兵井岡山的間隙，他就迫不及待地進行了三灣改編，確定“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只是當時時間倉促，許多措施還來不及落實。到井岡山稍稍休整後，毛澤東就忙了起來，親自帶領部隊舉行入黨儀式、建立各連的黨支部、抓緊恢復地方黨組織工作、召開黨員座談會、發動群眾鬥爭等。
到了1928年初，隨著茶陵、遂川、寧岡三縣工農政權、赤衛隊、游擊隊的建立，工農革命軍從不足一個團發展為一個師兩個團，土地改革也開始了試點。一個生機勃勃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在井岡山初步矗立起來，打開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
就在這時，湘南特委代表周魯上山了。這位手持“尚方寶劍”的代表還沒詳細瞭解井岡山的革命形勢，一來就指責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批評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更令人震驚的是，他居然宣佈開除毛澤東的黨籍。
毛澤東是在“八七”會議被選上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而周魯只是湖南省委的特派員，之所以宣佈這個決定，據周魯說，是執行中共中央的文件。那時，中共中央的文件從上海傳到湖南，需通過地下交通員傳遞，周魯穿過白區到井岡山，為安全起見，自然不能隨身攜帶文件。
就這樣，毛澤東成為了“黨外人士”，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職務被撤銷，很長時間連組織生活都不能參加。這位“筆桿子”出身、從沒學過軍事的知識分子，此時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後來，他風趣地說自己在井岡山當過“民主人士”。
幾乎與此同時，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被敵人佔領一個多月，史稱“三月失敗”。
個人與革命的雙重低谷，對毛澤東無疑是極為沉重的打擊，但這些都沒能阻止他繼續在山區紮根立足，建立農村根據地。毛澤東遵守組織紀律，積極樂觀地挑起了師長的擔子，還說：“撤了我的職務，還開除黨籍，也不打緊嘛，總不至於不准我革命，我們還要在井岡山幹下去。”
所幸，誤會是暫時的。1928年4月，井岡山迎來了兩個好消息，一是看到中央文件後，毛澤東被“開除黨籍”的誤傳得以澄清。原來，中央針對他放棄進攻長沙、轉向井岡山的行動，給出了“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處分，所謂“開除黨籍”，只是周魯記錯了。
另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是，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餘部發動聲勢浩大的湘南暴動取得成功後，遭到敵人強力追擊，正在向井岡山方向撤退。
長征勝利後的毛澤東和朱德。“朱毛”是最親密的戰友，甚至曾被外界誤會成一個人。
毛澤東立刻派人前去接應。4月底，江西寧岡縣礱市，34歲的毛澤東和42歲的朱德會合，毛澤東破天荒地挎上駁殼槍，詼諧地說了一句“背上駁殼槍，師長見軍長”。自此，兩人的名字緊緊地聯繫在一起，開始了“朱毛”長期密切合作的戰鬥生涯。當時還是一名小班長的粟裕在後來的《激流歸大海》中寫道：“兩支鐵流匯合到了一起，從此形成紅軍主力，使我黨領導的武裝鬥爭的大旗舉得更高更牢。”
朱、毛會師後，兩支隊伍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後改成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毛澤東任書記，朱德任軍長。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強，根據地也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不過，如果仔細探尋歷史，就會發現，當年紅四軍的人員構成頗為複雜：
第28團主要是南昌起義的餘部；
第29團、第30團、第33團是湘南暴動的農軍；
第31團是毛澤東帶領的秋收起義部隊；
第32團來自朱、毛上井岡山前就佔山為王的王佐、袁文才部隊。
其中，28團以葉挺獨立團為基礎形成，31團由毛澤東親自帶領，經歷了三灣改編和井岡山時期的黨建工作，這兩個團是紅四軍戰鬥力最強的隊伍，實際上也成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家底子”。而其他的幾個團——尤其是湘南起義的農軍，思想意識和戰鬥力就參差不齊了。
兩軍會師後，隊伍一下子多了上萬人，“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的井岡山給養出現了困難。面對吃飯難題，湘南農軍編成的30團和33團主要幹部吵著要回去，朱德無奈，考慮到回去也有利於恢復湘南工作，就同意了。孰料，兩個團離開根據地，回到湘南就被打垮了。而僅剩的農軍編成的29團，更為幾個月後的“八月失敗”埋下了隱患。
八月失敗
1928年6月，正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時，湖南省委派巡視員杜修經給毛澤東和朱德帶來兩封信，催紅軍攻打湘南。
紅四軍在永新召開聯席會議後認為，敵強我弱，現在出擊時機不成熟，弄不好連家也回不來了，因此暫時頂住了湖南省委的壓力，仍決定堅守羅霄山脈。沒想到，在會上表示同意的杜修經，後來還是變卦了。
7月中旬，湘軍2個師向井岡山入侵，紅四軍兵分兩路下山出擊，一路由毛澤東率領31團，一路由朱德、陳毅率28團、29團。戰鬥進行得倒是很順利，可朱德一路回師時卻出了岔子。
岔子就出在29團，這個團由湘南起義後成立的宜章農軍第三師改編而成，官兵大多是宜章農民，家鄉觀念很重。他們對井岡山“天作房，地當床，蓋的金絲被（稻草），吃的紅米南瓜湯”這樣的困苦生活早就心懷不滿，如今好不容易下山離家稍近了，思鄉情緒一下子爆發，不少士兵都嚷嚷著要“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原本就傾向執行湖南省委意見的杜修經，見此機會便趁機附和，提議把隊伍拉向湘南。7月12日晚，29團竟秘密召開士兵委員會會議，決定不通知上級官長和黨代表，全團回湘南，連帶路的人都私下找好了。
朱德、陳毅得知情況後，一面寫信給當時在永新的毛澤東，一面前往29團勸說阻止。百般勸說無果，朱德不得不斷然解散29團士兵委員會，強令該團回師井岡山。然而，部隊往回走了不到一天，29團就亂了。《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記載：
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頭喪氣，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亂，軍心渙散，組織解體。如果途中遇著敵人定是不能作戰，馬上潰散。
朱德、陳毅看了這情形，只得停下部隊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會上，杜修經再次提出執行省委指示，出兵湘南，29團黨代表龔楚也表示贊同，兩人提議舉手表決，結果參會100多官兵有80多人同意。無奈之下，軍委領導只好一面寫信報告毛澤東，一面改道向湘南進軍。
踏上湘南之路的28團、29團完全沒意識到，此時國民黨軍得知井岡山空虛，已經在準備合兵攻來。最著急的是毛澤東，接到消息就急忙給28團、29團回信，再三陳述此時離開根據地去湘南，必然被敵軍各個擊破，希望他們返回根據地繼續鬥爭。遺憾的是，這封信還是沒能改變杜修經、龔楚等人的執念，兩個團頭也不回地向湘南奔去了。
7月23日，28團、29團攻打郴州。一開始，城裡只有敵人一個補充師，全是新兵，我軍旗開得勝，不過半天就殲滅守敵，攻進了郴州城。城裡的敵軍裝備很齊全，物資也豐盛，一些農民意識嚴重的29團士兵一下子忘形了，包袱、毯子、銀元，什麼都撿，一個個肩背手提，囉囉嗦嗦一大堆，直到朱德進城，才制止了這種違反紀律的行為。
這時的29團，已經沒有紅軍的樣子了。果然，傍晚時分，城外的兩個師敵軍主力部隊開始反撲時，朱德命令部隊撤回，29團官兵卻全散了。已經到了家鄉門口的他們，這會兒心裡惦記的都是老婆孩子，哪裡還願向井岡山回撤。出郴州沒多久，29團就一鬨而散，高呼著“走，回宜章！”“回家了，回家了！”紛紛奔宜章方向逃散了。最後，全團只餘下團長胡少海帶領的區區一百多人。
攻打郴州先勝後敗，29團幾乎全軍潰散，剩餘的28團紅軍難免士氣不振，思想混亂。孰料，禍不單行，撤回井岡山的路上，28團2營營長袁崇全也叛變了。
袁崇全原是地主家的闊少爺，考進黃埔一期，投機參加革命。到井岡山後發現軍長同士兵一樣的飲食起居，而他的同學胡宗南、宋希濂等人在國民黨軍隊都當上了師長、旅長，早已心生動搖。此時，見紅四軍遇挫，便要拉著6個連的隊伍去投靠國民黨贛南獨立七師劉士毅，另謀前途。幸好，28團的何篤才、趙爾陸、粟裕等人察覺了袁崇全的不軌行跡，機智地帶回了袁崇全沒能完全掌控的4個連，並向軍長朱德和紅四軍參謀長兼28團團長王爾琢報告了情況。
王爾琢
王爾琢跟袁崇全既是老鄉，又是黃埔同學，平時關係就要好。得知袁崇全帶著兩個連的隊伍逃跑了，王爾琢痛心疾首，堅持要親自把他追回來。兩人一見面，早已喪失了革命鬥志的袁崇全非但不聽勸，還開了暗槍。參加過南昌起義、湘南起義的紅軍將領王爾琢，竟就此不幸犧牲，年僅25歲。
且不說29團農軍潰散，單看28團，這樣一支朱德親率、自南昌起義一路走來的主力隊伍，竟還出了袁崇全叛變之事。不得不承認，建立一支真正有信仰的新型人民軍隊太過艱難，而中共早期的革命道路更是充滿了荊棘與誘惑，能夠踏過荊棘、抵抗誘惑、堅持到革命勝利的人，只能是經得起千錘百煉的真正的共產黨人。
袁崇全終被紅軍逮捕，經過公審依法槍斃，結束了罪惡的一生。29團回湘南的官兵，後來大部分在半路上被國民黨軍和土匪截殺了。
被朱德帶回的其餘官兵，在毛澤東率領的31團3營戰士的接應下，終於回到了井岡山。遺憾的是，就在紅四軍主力部隊離開根據地的短短几個月內，敵人就趁機侵佔了寧岡等地，這就是歷史上的“八月失敗”。當時在湘贛邊界特委工作的楊克敏在報告中寫道：
山上是我們的勢力，山下則為敵人的勢力。土豪劣紳乘機報復，殘殺焚燒，逼債收租，一時鬧得烏煙瘴氣。恰恰那時割禾了，我們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時農民要收穫的時候，忽然失敗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數，真是無可奈何。當時有一句口號：“農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們別的軍事上政治上的失敗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農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敗呢。
“我軍最困苦的時候”
“八月失敗”對井岡山的早期鬥爭真是一個慘痛的教訓，但失敗若只是失敗，共產黨人也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鐵的事實、血的教訓提升了紅四軍的認識水平，過去習慣了革命就是攻佔大城市的官兵們，逐漸意識到單獨軍事行動、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裝等觀念急需改變。思想、戰略的進步帶來了軍事的勝利，紅軍大隊返回井岡山後，面對國民黨軍隊的“會剿”，三戰三捷，勢如破竹，攻克了遂川、寧岡、永新縣城，根據地的局面再次得以扭轉。
國民黨當然不會放任根據地繼續壯大。這年冬天，剛剛結束北伐戰爭的蔣介石騰出了手，電令湘贛部隊調集3萬重兵，對井岡山進行第三次“會剿”。
時值嚴冬，被圍困的井岡山同外界的貿易往來幾乎完全斷絕，根據地的經濟愈發艱難，食鹽、棉花、布匹、藥材甚至糧食都奇缺，官兵每人每天5分大洋的伙食錢也難以為繼。朱德在自傳中回憶：“九月、十月敵人不來攻打，專門圍上不動，說是‘久困窮追’。”進入冬季，狡猾的敵人來襲，“我們儘量發展地方工作，不大打仗，戰士的生活都變得很苦，都是單衣，天天吃的南瓜。”為此，紅軍不得不下山，來回奔波一百多里挑糧，許多人熟知的“朱德扁擔”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時。
物質方面的困難還是其次，更讓紅軍領導層憂慮的是，面對敵軍圍困、缺衣少食的惡劣鬥爭環境，一些戰士們對紅色政權流露出悲觀的情緒，甚至發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這種悲觀論調不是第一次出現，早在1927年冬剛上井岡山時，就有人提出類似疑問，到了1928年遭遇“三月失敗”“八月失敗”，黨內、軍內又有不少人重提“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逆境中的毛澤東也在思考這些問題，思考後的結晶就沉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等文章中。1928年10月、11月，在只有一根燈芯的昏暗油燈下，毛澤東揮筆寫成了這兩篇彪炳史冊的文章，他指出：
一個國家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有一小塊或者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存在，這確實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奇事。這種奇事也只有在中國能夠發生，它是由中國的具體國情決定的。
那些產生悲觀情緒的戰士們沒有看到中國白色政權不斷分裂與鬥爭造成紅色政權得以存在的特點，遠在大城市會議室裡的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最初也沒有看到這一點，只有紮根山區、善於觀察形勢和總結經驗的毛澤東，最早看到了這條與照搬馬列本本完全不同的道路。
這條立足中國特點的道路，逐漸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認可與支持。《井岡山的鬥爭》最初就是毛澤東寫給中央介紹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等情況的報告，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來看到後對此高度重視，還在給湘鄂西蘇區的指示信中指出：“日前所應注意者，還不是佔領什麼大城市，而是在鄉村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擴大游擊區域”。
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重大問題上，實事求是的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慢慢地和毛澤東、朱德這樣曾經的“孤獨者”站到了一起。
回答了戰士們思想上的疑問，經濟和軍事方面也要尋找出路。毛澤東、朱德的選擇是留下部分隊伍守住地勢險要的井岡山，紅四軍主力主動出擊贛南，實施外線作戰，侵擾敵人後方，以打破敵人的封鎖。
1929年1月14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3600人從井岡山出發，向廣闊的贛南地區進軍了。寒冬臘月，這是一次艱難的進軍。脫離了原有的根據地，一路上既沒有共產黨的組織，又缺乏群眾鬥爭的基礎，連報信的群眾也沒有，而國民黨的追兵卻緊盯不放。
在江西省西南端的大餘縣城，“八月失敗”後剛剛接任28團團長的林彪挑大樑，負責警戒，卻讓紅四軍遭遇了下山以來的第一次“兵敗如山倒”。因為沒有事先得到報信，也沒有妥善地安排哨兵，直到贛敵李文彬逼近大餘城突然發動襲擊，28團才倉促應戰。這一仗，犧牲了31團營長周舫、獨立營營長張威，28團黨代表何挺穎負重傷，不得不被擔架抬著行軍，最終還是犧牲了。
紅四軍日夜奔走，在山間盤旋著打圈子，試圖擺脫追兵。可是，面對十倍於己的敵人，接連犧牲多名幹部的紅四軍真是雪上加霜，一路幾乎是連連失利。尤其是在尋烏縣境內的圳下村一戰，紅四軍的領導核心險些被敵人包了餃子。
圳下村四周群山環抱，2月1日夜裡，軍部、前委等駐圳下村，31團駐紮在村東擔任前衛，28團駐村西負責後衛。第二天天還沒亮，村子外突然響起了噼噼啪啪的槍聲，開始還有人以為是春節將近村裡的百姓在放鞭炮，後來才發現竟是國民黨軍隊來襲。當時，根據安排，前衛31團已開拔前往羅福嶂，軍部機關正準備吃早飯，習慣晚睡晚起的毛澤東還沒起床。誰也沒想到，負責後衛的林彪28團竟然也沒打招呼提前出發了。紅四軍的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領導核心，就這樣暴露在敵人槍口下！
被槍聲驚醒的毛澤東，趁著拂曉昏暗，有驚無險地轉移到了村外。
朱德差點就被堵在房間裡，一個警衛員中彈犧牲，他抓起警衛員的衝鋒槍衝出重圍，又趟過一條寒冷刺骨的小河，才脫離險境。
一片混亂中，陳毅被身後衝過來的敵人揪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一把脫下大衣罩住敵人的腦袋，方才得以脫身。
朱德的妻子伍若蘭被敵人衝散後，腿部受傷被俘，慘遭殺害。
……
得知消息的28團、31團急速返回支援，血戰數小時，敵人才潰散而去。紅四軍下山以來最驚險的一次戰鬥，總算突圍成功了。
一個多月後的3月20日，當紅四軍終於抵達閩西安頓下來，毛澤東給中央寫報告，談起井岡山下山以來的戰鬥，也感嘆道：“沿途都是無黨無群眾的地方，追兵五團緊隨其後，反動民團助長聲威，是為我軍最困苦的時候。”
最有榮譽之戰
最艱難、最困苦的局面得以扭轉，關鍵節點是1929年春節的大柏地戰鬥。
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
雨後復斜陽，關山陣陣蒼。
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
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
這首膾炙人口的《菩薩蠻·大柏地》是毛澤東於1933年填寫的，詞中記述的就是1929年大柏地那場悲愴而壯烈的戰鬥。
1929年2月9日，一路被國民黨軍劉士毅部追趕的紅四軍，輾轉抵達大柏地。一路行軍，紅軍一直在尋找有利時機回擊敵人，這天，機會果然來了。
素有“瑞金北大門”之稱的大柏地，兩側是巍然矗立的高山，中間是一條十餘里長的峽谷，正是打伏擊戰的好場所。恰逢除夕，一直被攆著跑的戰士們也急盼打個勝仗，過個痛快年，紛紛請戰要跟劉士毅幹一仗。
當天，毛澤東和朱德、陳毅研究後很快定下作戰方案：在大柏地佈下長形“口袋陣”，誘敵深入。根據命令，28團和31團隨即埋伏在兩側的高山密林中，靜待劉士毅的追兵。粟裕對此有一段回憶：
這天正是陰曆年除夕……我們埋伏在石板道兩旁山上的樹林裡。朱德同志安排一些人挑著擔子停在道上，裝作掉隊的人員，要他們見到敵人就向埋伏區裡跑。等到下午，敵人沒來。第二天大年初一，我們繼續設伏待敵。那天，下起了毛毛雨，雨停後又起風，風停了又下雨，衣服溼了刮幹，刮幹了又溼，時間顯得漫長。下午三時，敵人大搖大擺地進了埋伏圈，我軍立即開火……
實際上，2月10日下午2點，劉士毅的先頭部隊就在黃柏與大柏地交界處附近，與28團二營營長蕭克率領的誘敵部隊接上了火。蕭克帶領二營且佔且退，大約三點，對手被引入了口袋陣。儘管是誘敵深入，但由於紅四軍彈藥缺乏，長途奔波體力疲憊，戰鬥還是打得十分激烈，雙方一直膠著到深夜。直到第二天上午，劉士毅的部隊才全部鑽進紅四軍的伏擊圈，朱德見時機已到，一聲令下，大柏地峽谷頓時槍聲大作，殺聲震天。
子彈耗光的戰士們拿起刺刀、石頭、空槍托同敵軍拼搏，朱德親自帶隊衝在最前面，就連平時很少摸槍的毛澤東，這時也提槍帶著警衛排向敵軍衝去……
鏖戰至11日下午，戰鬥終於結束，紅軍全殲了被圍的劉士毅第十五旅二十九團和三十團，俘虜正副團長以下800餘人，繳槍800餘支，機關槍6挺，殘餘的劉士毅部隊狼狽地逃回贛州。
紅四軍取得了下井岡山以來的第一次大勝仗！至此，紅四軍徹底擺脫了被動局面，贏得了作戰的主動權。陳毅在這年9月向中央作的《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留下了這樣的描述：“是役我軍以屢敗之餘作最後一擲擊破強敵，官兵在彈盡糧絕之時，用樹枝石塊空槍與敵在血泊中掙扎始獲得最後勝利。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
經此絕地反擊之戰，紅四軍一路再無追兵，佔寧都、經興國，順利到達數縣交界處的東固，同東固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第四團會合。此時，井岡山已在有著極大優勢的國民黨軍隊圍攻下失守，負責留守的彭德懷率部突圍下山。於是，毛澤東、朱德決定在贛南、閩西邊界一帶打游擊，開創新的革命根據地。
恰在這時，蔣介石同桂系軍閥的戰爭一觸即發，江西的國民黨軍隊奉命北調，贛南兵力出現了空虛。趁著國民黨軍內部混戰的機會，贛南、閩西一帶的紅四軍活躍了起來，從發動群眾到游擊戰爭，贛南、閩西根據地逐漸連成一片，這便是後來中央蘇區的基礎。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短短兩個月，紅四軍從艱難跋涉的逃亡之旅，蛻變成了捷報頻傳的勝利之師。1929年4月，贛南、閩西根據地蓬勃發展，紅軍人數從三千人左右迅速上升到了七八千人，就在這時，中央特派員劉安恭帶來了“二月來信”。信中的指示歸納起來有兩點，一是要求紅四軍武裝力量分散到各鄉村中去；二是調朱、毛“速來中央”。
當時，由於設在上海的黨中央和紅四軍沒有電臺聯絡，只能通過書信互通消息，“二月來信”從寫成到送達，歷時兩個月。中共中央寫信時，獲知的紅四軍情況，更多地來自新聞報道，那時充斥著報紙版面的，幾乎都是井岡山被國民黨軍擊破和朱毛紅軍節節敗退的消息：《朱毛向大汾逃竄，各軍追繳堵截》，《朱毛被剿，由井岡竄入贛南》，《朱毛圖竄南雄被擊潰》……
書信送達時，時過境遷，信中對形勢偏於悲觀的估計已經不符合紅四軍的實際情況，因此，“二月來信”中不合時宜的指示並沒有被盲目執行。但是，帶來這封信的劉安恭，卻在紅四軍領導層中引起了矛盾。
劉安恭18歲前往德國留學，期間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在比利時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黨員。回國後曾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被派往蘇聯學習軍事。1929年初，剛從蘇聯學成歸國的他，就被中央作為高級軍事人才，以中央特派員的名義派到紅四軍工作。
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蘇聯的理論、指示和經驗，有著天然的尊崇，那段時期，有共產國際身份、蘇聯留學背景的一大批共產黨員都被委以重任，劉安恭便是如此。這位對蘇聯軍事體制和理論極為推崇的“海歸派”，對中國窮鄉僻壤中摔打出的朱毛紅軍頗有點傲慢與偏見，對毛澤東那套帶兵方式和作戰原則，更是不以為然。
1929年5月，劉安恭被任命為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同時兼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成為紅四軍中僅次於前委書記毛澤東、軍長朱德的第三號領導人。
當了臨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試圖改變紅四軍的領導體制。在一次他主持的臨時軍委會議上提出，“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
當時，紅四軍的前委是黨的領導機關，臨時軍委是部隊指揮機關，受前委領導。劉安恭的提法，不但是以下級組織限制上級黨委的領導，更關係到要不要“黨指揮槍”的核心問題。
以此為導火索，紅四軍領導層中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出現了分歧。針對要不要成立正式的紅四軍軍委，毛澤東和朱德之間就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毛澤東和朱德之爭雖然激烈，但是在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這個大原則上看法一致，各執一詞的是一些具體細節和措施、提法等。兩人針尖對麥芒，卻是光明磊落，就事論事。這個過程中，林彪公開寫信支持毛澤東，並對朱德搞起了人身攻擊；劉安恭則到處遊說，在紅四軍內劃分派別，讓爭論變得複雜化。
到1929年6月的紅四軍“七大”，前委改選，陳毅當選為新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意外落選了。
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選，讓他很受刺激，甚至一度提出“希望經中央派到莫斯科留學並休息一段時間”。紅四軍“七大”後，毛澤東前往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沒想到感染了瘧疾，不得不輾轉到深山農村隱居養病，離開了紅四軍長達四個多月。毛澤東病情一度甚重，以至於國民黨媒體造謠他死於肺結核病，就連共產國際的官方公報都因誤傳發了訃告。
不過，毛澤東與紅四軍前委的聯繫始終沒有中斷，紅四軍前委委員的身份也一直未變。“七大”之後，朱德和陳毅專程到蛟洋找到毛澤東，召開紅四軍前委第一次會議，共商反擊國民黨“會剿”之策。正應了那句話：“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1929年，為了當面向中央彙報紅四軍情況，陳毅喬裝打扮，秘密前往上海。
不久，陳毅秘赴上海，向中央彙報紅四軍的情況和黨內爭論，於是有了著名的“陳毅五萬言報告書”。
1929年，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關係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三位關係著中國革命命運走向的偉人，正在艱難的革命探索與重大的抉擇中，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考驗與磨合。這一年，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31歲，領導著紅四軍的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在他們之間穿針引線的陳毅，年僅28歲。
聯繫到此前紅四軍黨內爭論的激烈程度、陳毅當時所處的紅四軍最高領導職務等等因素，陳毅但凡有一分私心，或在報告中稍有偏頗，歷史恐怕也會就此改寫。
而在“陳毅五萬言報告書”中，陳毅展現的是光耀其一生的坦蕩磊落。正是在他大公無私的報告基礎上，才有了中共中央發出的由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致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
陳毅此行上海協助中央解決紅四軍問題，後來被譽為他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貢獻之一。
11月26日，毛澤東和朱德、陳毅在辛耕別墅重逢了。三雙大手握在一起，前嫌盡釋。
“朱不離毛，毛不離朱。朱離開毛過不了冬。”朱德這句廣為人知的“朱毛關係”比喻，就出自這次重逢。
毛澤東也誠懇地做了自我批評：“‘八大’時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信回來說了一些傷感情的話。”
陳毅在上海臨行前，思慮周全的周恩來曾為他的工作做出過安排，因為陳毅在“七大”選掉過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毛澤東復職後，如果陳毅感到工作不便，可以到鄂豫皖根據地或廣西去。
陳毅有話講在當面，把這個安排也向毛澤東說了。毛澤東揮揮手：“你哪裡也不用去，就在這裡！”
一個月後，紅四軍“九大”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廖氏宗祠隆重召開。這次會議即為黨史、軍史上至關重要的古田會議。會議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宣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反對以任何藉口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必須使黨成為軍隊中的堅強領導和團結核心。
大會之後，適逢新年，紅四軍還進行了一次閱兵式。一支嶄新的人民軍隊從此大步向前。
1930年1月5日，古田會議一週之後，為了徹底回答一些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毛澤東揮毫寫就了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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