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名與村名
（莫華才 關鍵 報道） 在湛江市坡頭區龍頭鎮，民間流傳著一批名人的傳奇故事。這些人大都生活在清末至民國期間，是當時龍頭鎮的能人、富人，個個都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如果按解放後土改的標準，他們都是大地主、財主之類。在民間，人們只知其的花名（綽號），而真姓實名，幾乎無人知道。如塘頭“水蛇”、石井“鬼鱟”、甘舍“四兩雞”、鄧屋“鬼帽”、高山“攔路蛇”、高嶺“天吊鼠”等等。
如果把他們的花名和他所在的村名聯起來讀，就發覺，村名和花名，竟是這樣的相生相偕，簡直是相配得天衣無縫、令人叫絕。
水蛇在長池塘裡，就像“如魚得水”，焉能不發達？鱟在井裡，雖然有井底之蛙之嫌，比不上大海的蛟龍，但總無風浪之險，日子肯定過得很安穩、愜意。雞在“甘甜”的房舍或雞舍裡，生活也肯定不會差的。“天吊鼠”（一種鳥）在高嶺上，正可謂嶺高任鳥飛，豈能不展翅高翔，鵬程萬里？而“蛇攔路” 在高山上，更可以自由自在，來去自如了……
試想，如果雞在“石井”裡，能好過嗎？不被淹死才怪呢！鱟在“高嶺”，水蛇在“高山”，也不會好過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而人們說，這些人能發達、能大富大貴，都是託這花名與村名相偕之福。
水蛇的傳說
“水蛇”，是龍頭鎮塘頭村人，姓鄒，生於清朝咸豐年間。相傳他自小聰明，讀書時就很有名氣，是個國學生。至於他的花名“水蛇”的來歷，據說是他小時候喜歡在村前的池塘游泳，水性很好，和村中的小孩子們一齊游泳時，他可以在水中潛游很久，像水蛇一樣在水中鑽來游去，大家就稱他為“水蛇”。長大在社會上與人打交道時十分圓滑、世故，懂得虛與委蛇。他發財後，“水蛇”的花名就流傳開來，本名反而沒人叫了。
據龍頭鎮塘頭村的古稀老人講述，“塘頭水蛇”的最大特點是頭腦靈活，經營有道，發財有方。他從經營油桁榨油起家，通過多年積累，置田買地，成了當遠近聞名的富裕人家。最鼎盛的時候，擁有多間大屋，兩個油桁，兩三千畝土地，每年光地租就3800多擔谷。
可謂是樹大招風。“水蛇”發達後，引起了土匪強盜的注意，深受他們的勒索之害。據說龍頭鎮水埠村招仙甫中了舉人後，回到鄉里，與土匪沆瀣一氣，劫富豪，吃大戶。水埠村與塘頭村相距不過三四里遠，“水蛇”便成了招仙甫的“窩邊草”。別人是“兔子不吃窩邊草”，而招仙甫是“窩邊草”更好吃。凡是招仙甫提出的要求，“水蛇”是不敢不辦的。招仙甫經常對手下人說，好久不開齋了，今晚要吃“水蛇煲雞”。其手下會意，水蛇即“塘頭水蛇”，雞是指甘舍“四兩雞”，要吃“水蛇煲雞”就是向“水蛇”和“四兩雞”下手的指令。這樣，水蛇和四兩雞又要“破財消災”了。有一天傍晚，“水蛇”有一頭大黃牛在村邊的大樹下，只見招仙甫的一個手下人過來牽牛就走，“水蛇”見到後追了上去，說：“你是什麼人，敢拉我的牛”。那人說：“是四爹叫我來借牛去駛一下就還”。“四爹”是當地人對招仙甫尊稱，“水蛇”一聽，二話沒說，趕快給來人送上十幾塊白銀，才把牛換了回來。
據說，後來，“水蛇”是落在土匪手中死於非命的。對於“水蛇”的死，有兩種說法：
一是說，有一天土匪綁架了“水蛇”，將他綁在樹林裡，要他出1000塊大銀。因為數額太大，“水蛇”沒有立即答應。這時，有一土匪頭目走過來，用駁殼槍指著“水蛇”的頭，說；“快快讓家人送銀來，否則一槍打死你。”土匪當時只想求財，並不想要他的命，只想用空槍來嚇唬嚇唬他。可能是天要絕“水蛇”，當時槍膛裡剛好有一顆子彈，土匪一扣板機，只聽“砰”的一聲槍響，“水蛇”就一命嗚呼了。
二是說土匪綁架了“水蛇”後，向“水蛇”的家人發出最後通牒，限某時某刻送800塊大銀來贖人，否則就撕票。“水蛇”的家人因故未能按時送來贖金，土匪老羞成惱，便將“水蛇”處死。土匪用一根長繩子，打一個活結套在“水蛇”的脖子上，然後彎下兩棵樹的樹梢，分別將繩子的兩頭綁在樹梢上，一放手，兩棵樹梢一齊彈起，便將“水蛇”活絞死，屍首還被吊上半空中。土匪並不罷休，他們將水蛇的屍體用石灰醃起來，要其家人用1000塊大銀來贖屍。因此民間有“800大銀不贖人，1000大銀贖屍”的說法。
“雞”“蛇”相爭
在龍頭鎮，“甘舍四兩雞” 和“石井鬼鱟”，人們並不陌生，對他們的一些傳奇故事至今還能津津樂道，但說他們原來是親兄弟，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據石井《吳氏族譜》記載，石井吳氏始祖吳比德派下的九世裔孫吳博萬生了七男，其中長子吳協一，字元樸，又稱虛谷公、鬼鱟公；四子吳潘一，字耿和，又叫“四兩雞”。他們這七兄弟，在村中很有勢力，尤其是“鬼鱟”和“四兩雞”這兩人，頭腦靈活，善於經營，發展勢頭猛，掌控村中集體資源較多，擁有大量的田地及財富，是遠近有名的大戶人家。
相傳，“四兩雞”的田地和財富要比“鬼鱟”多。但“鬼鱟”的交際廣，紅白兩道都吃得開，特別與官府的關係密切，為人張揚；而“四兩雞”則相對低調一些。作為大哥的“鬼鱟”忌妒細佬“四兩雞”比自己有錢，心裡很不舒服。為了爭奪對祖產和村中的財產的控制權，結果互相爭鬥，結下仇恨，甚至發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為了整倒四兩雞，鬼鱟使出了渾身解數，最後竟使出栽贓陷害的手段。
“鬼鱟”家有一個長工很窮，仔女又多，欠了“鬼鱟”很多債。有一天，“鬼鱟”逼那位長工還錢，長工無錢，就哀求鬼鱟寬限一些時間。開始“鬼鱟”不答應，求得多了，“鬼鱟”就對長工說，你欠我的錢，睇來你這一輩子都還不清了，如果你肯舍你老婆的頭，我不但免了你的所有債務，還給你一大筆錢，保你和你的仔女都有好日子過。開始長工不同意，但在“鬼鱟”的威逼下，最後無奈同意了。
幾日後，長工按“鬼鱟”教的方法，將自己的老婆騙到“四兩雞”家的大門外，藉故爭吵，然後狠心地用鋤頭打老婆的頭，鮮血濺在“四兩雞”家的門上，誰知用力過猛，長工的老婆倒地死亡了。那長工就大喊救命，並說是“四兩雞”的家人打了死他的老婆。這時，“鬼鱟”及家丁就過來作證，將“四兩雞”告到官府，說“四兩雞”無故打死人。因為“鬼鱟”早就買通了官府，官府就派人將“四兩雞”抓去，要其償命。最後逼“四兩雞”出了一大筆錢，官府才將他放回。
自這件事之後，“鬼鱟”和“四兩雞”兩兄弟就徹底決裂了。可謂一山難容二虎，最後“四兩雞”被逼遷去甘舍村居住。這樣，人們就認為“鬼鱟”是石井村人，而“四兩雞” 是甘舍人了。
“快加一升米”
據說“四兩雞”個子不高，長得白白胖胖，皮膚如白切雞般嫩滑，人們就為其安了一個花名——“四兩雞”。他是當時龍頭有名有錢人，為人精明、吝嗇，遇事斤斤計較，與他打交道的人，是很難佔得到他的半點便宜的。但是有一次他竟被兩個為他打工的下人騙了，有“快加一升米”的笑話流傳至今。
事情是這樣的：“四兩雞”從石井搬到甘舍後，有一年要起新屋，請了很多人來幹活。他對幹活的人要求嚴格苛刻，什麼時間開工，什麼時候收工，何時開飯的，都嚴格規定。如有違反，就扣工錢。
一天上午，派到村外沙溝擔沙的兩人，趁“四兩雞”去龍頭圩趁圩之機，偷偷藏到樹林裡睡覺。結果因為太累，一睡就睡過了正午，連開午飯的時間也過了。他們醒來，一看頭頂的太陽，便知不好，便趕快裝滿兩擔沙，挑著匆匆忙忙往回趕。
回到村裡，正好與趁圩回來的“四兩雞”相遇。“四兩雞”見食晏的時間已過，他們兩人還在擔沙，便問他們食晏未，為什麼這時還擔沙。那兩人急中生智，忙撒了一個謊說：因為近日人手不夠，沙供應不上，怕影響工期，就加班多擔幾擔沙。“四兩雞”一聽，竟信以為真，立即大聲對其管家說：“這兩人加班擔沙，精神可嘉，快加一升米，獎勵他們”。
後來“快加一升米”便成了人們諷刺“四兩雞”及一些自以為精明的吝嗇人反而上當受騙的口頭禪。
相傳，“四兩雞”的兒孫都不成器，屬於紈絝子弟一類的角色。他一個孫子娶了吳陽霞街狀元林召棠的孫女為妻。在結婚洞房那天晚上，新郎官竟當著新娘的面，躺在新床上抽大煙。出身書香門第的新娘，見狀心涼了半截，婚後不久便藉故回孃家，從此就再也不回頭了。後來“四兩雞”家道中落，欠人的債務很多，村民見其用畚箕裝銀，一畚箕一畚箕地往外送銀還債。
鄧屋鬼帽的“打生醮”之迷
“鬼帽”是龍頭鎮鄧屋村人，名鄧木生，又名鄧錫龍、鄧瑞麟，生於清同治丁卯年（1867年 ），卒於1946年。身高1米8左右，生得高大魁梧。
“鬼帽”自小家境貧寒，父親以算命為業。“鬼帽”也學做風水先生。初出道時，未有名聲，信的人不多，生意慘淡。“鬼帽”就想了一個辦法，在周圍村莊的山頭上，揀有風水格局的地方，偷偷埋下做了某些記號的石塊等東西，等過兩三年地面生草後，就向請他看風水的人吹噓，說某處的風水好，不信就挖開來，保證藏有什麼什麼寶貝東西，以騙取他人信任。雖然這樣，他的風水大師之名還是不響亮，日子還是貧困潦倒。
有一年，他準備去廣州闖蕩一番，尋求發財之道。結果真的讓他撞上大運了。他到了陽江，碰上連日大雨，只好住在一家旅店裡等待天晴。恰巧有一個來自北海的生意人，也住在旅店裡。善於察言觀色、善於交際的“鬼帽”便與他聊天，很快混得很熟了，稱兄道弟起來。“鬼帽”發現對方的行李竟是一大擔金銀珠寶，價值連城。幾天後，雨還未停，那商人卻暴病死亡。“鬼帽”便以親友身份，為死者辦完後事，將其金銀財寶擔回家，據為已有。
回來後，“鬼帽”便在靠近塘丁村的地方建起一間大屋，購買了田地，成了本地一大財主。
不久，“鬼帽”突然請來一大班道公佬 （道士），為自己打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生醮”。原來，“鬼帽”把那死去的商人的財物據為己有成了大財主後，那死鬼經常夜裡進入“鬼帽”的夢中，要“鬼帽”還他財物，搞得“鬼帽”夜夜不能安睡。高人指點，要“鬼帽”為亡靈打醮才能消災，“鬼帽”只好照辦。對旁人不好說出這原因，只說是為自己打的醮。
那商人的遺物中，有一頂禮帽，“鬼帽”十分喜歡，便經常戴在頭上。打醮結束焚燒祭品時，“鬼帽”把那頂禮帽也燒掉了。有人問他為什麼要燒禮帽，他說，那是鬼的帽，還回給鬼。“鬼帽”的花名就是這樣傳開了。
據龍頭鎮民間相傳，後來，有錢有勢的“鬼帽”與當時吳川的名人許愛周、李漢魂、張炎等人有交往，並進入政界當了官，在吳川縣政府任要職十幾年，後調到省城廣州任新軍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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