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古時信息傳遞方式和渠道漫談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組織的傳遞信息系統的國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傳遞就已見諸記載。

1·堯設誹謗之木：向上表達意見

我國古代通信，由來久矣。據古書《古今注》記載，堯曾經“設誹謗之木”。這種木製品，形似後世的華表，既可以在上面書寫對政府的意見，又 可作為路標。是用一根橫木交叉在柱頭上，“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 在各路的交通口都有設置。遠古傳說中說，堯為了鼓勵人民提意見，曾設置了木鼓。誰有建議或不 滿，可以擊鼓示意。這種方式與至今尚在非洲大陸流行的“鼓郵”頗為相似， 鼓手能在兩面或多面鼓上敲擊出不同的聲音和節奏，表達不同的語言，起著 郵傳通信的作用。可以推斷，我國使用擊鼓傳遞信息，最早當在原始社會末期。這大約是我國文字記載的向上表達意見的一種最早方式，也可以認為是上古時代原始形式的上書通信。到舜的時候，這種以“誹謗之木”採納意見的方式，形成為政治制度。 舜設有專司通信的官。司馬遷的《史記》說，舜曾設置 22 名“納言”的官，“明通四方耳目”。這些官員，“夙夜出入”，到各地聽取民間意見，並把 舜的意圖傳給大家。他們被稱為“喉舌之官”，實際上是當時起上通下達作 用的通信官吏。納言制度，也就是上下交流意見的有組織的通信活動。

2·整修道路便於通訊

堯時很注意道路的修整。為了交通的通暢，他在都城平陽（今山西臨汾 一帶）修了一條通衢大道，稱為“康衢”，後來改此地為“康莊”。現在我 們常說的“康莊大道”，就源於此。道路的寬廣，說明了那時信息的傳遞較 為迅速方便。到了公元前 21 世紀的夏王朝時，我國中原地區進入了奴隸制社會。那時候，交通工具已較前代發達。古書上說，“夏后氏二十人而輦[niǎn 碾］”，是指用 20 個奴隸拉著大車子。若是沒有寬闊的道路，2O 人拉的車是無法通 行的。《左傳》引用上古文獻《虞人之箴》說：“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 啟九道”，記載大禹治理水患後，把全國劃為九個州，修整了九條寬廣大道。 以後，夏朝統治者規定了定期整治清除大道的制度。《夏小令》中稱為“九 月除道，十月成梁”，是說每年秋九月全國有一次掃除道路的任務，十月則 修治橋樑。這說明夏王朝對交通管理十分重視。正因為道路的通暢，夏朝命 令才下達迅速有效。《史記·夏本紀》說，夏王朝統治區東到大海，西至大 漠，“聲教訖於四海”。

這時，人們的通信活動也比以前複雜化了。流傳下來的《夏書》說，有一種政府宣令的方式，是每年春三月，由稱為“遒［qiú 求]人”的宣令官，手執木鐸，在各交通要道，宣佈政府的號令。這是我國早期下達國家公文的 方式。國家組織人們治理洪水，需要完善的通報組織系統；政府對地方實行 有效的管理，也需要較為嚴密的通訊聯絡網。所以，夏朝設立了“牧正”、 “庖正”、“車正”等官吏。牧正是專管畜牧的，庖正是管理膳食的，車正 就是統管民間通信系統的官吏，負責天下“車旅”。傳說，夏禹治水時“陸 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jú局]”（《史記·夏本紀》）。 有了這麼多種交通工具，這時的通信就比以前方便了。

3·雲南佤族木刻通訊聯絡

民俗學的材料告訴我們，原始社會的居民，確實已經在進行各種各樣的很有趣的通信活動。雲南的佤族，直到解放前還進行著原始的木刻通訊聯絡：如甲乙兩寨發生了糾紛，甲寨便命人給乙寨送去一件木條，在木條上方 刻兩個缺口，代表甲乙二寨，下方刻三個缺口，表明乙寨在三日內前去甲寨 和解，前面再刻一斜角，表示事關緊要，不可延誤。這種原始的通信方式， 考古學家們在青海樂都柳灣也同樣發現過。那裡原始遺址出土的記事骨刻， 其所刻缺口與佤族十分相像。說明了距今數千年前母系氏族時代的我國原始 居民，已經有了簡單的通信活動。

4·乘馬傳遞：從驛站到急遞鋪

驛站——八百里加急。驛站是古代供傳遞宮府文書和軍事情報的人或來往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組織傳遞信息的國家之一，歷史長達3000多年。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史家認為是商代。中國郵政史也引用這個結論。目前從甲骨文的記載來看，可以認為在殷商盤庚時期，已出現有組織的通信活動。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邊疆的通信兵---"僖"傳遞軍情的記載，這是我國最早記載通信的文字資料。 我國商代，最早的軍事通信方式就是擊鼓傳聲。這個“來鼓”，說的就是鼓傳來軍事消息。

商代的郵驛發展。從夏朝到商朝，信息傳遞發展得很快。甲骨文裡常有信息往來的記載。比如，商代名王武丁的王妃婦好是著名女將，常帶兵出征，武丁不放心，往 往用卜辭問：“婦好有信？”或“婦好無信？”這個“信”，既是信息的意思，同時也就是問有無信使到來。據文獻和考古材料推斷，商朝的道路交通 網絡比夏朝大大擴展。《詩經·商頌》曾稱讚規模宏大的商朝都城：“商城翼翼，四方之極”，意為整齊壯觀的王都，是四方的表率。據考古學家發掘，商都城內城外，大道縱橫交錯，有寬廣大道 11 條，四通八達，其中有整齊石 板鋪的專供車馬行駛的“馬道”，可以直登城牆之上。根據甲骨文提供的材 料，商王都通往各地的道路，有幾條主要幹線：一條通往徐淮地區，一條通 往湖南、江西，另兩條一達西邊的渭水流域，一達西北陝北甘肅一帶。這幾 條稱為“王道”的通路，既寬廣，又平坦，道路筆直，十分便利於車馬行進。 商朝對道路管理有嚴格的制度。甲骨文裡記載說，為了旅途方便和防止 不測，在通衢大道沿線，商朝政府設立了許多據點和止宿之處，這就形成了 商朝最初的驛站制度。起先這些據點稱為“堞［dié蝶]”，大約是用木柵牆 築成的防守工事。照韓非子計算法，當時 50 裡設置一處。後來這些堞發展成 為“次”。“次”是止舍安頓的意思，即逐漸成為可以暫住的旅舍之類。當 時有霍次、齊次、淮次等名目，就是在霍、齊、淮地止宿的臨時客舍。再後，又在此基礎上正式建立“羈”，古人注羈為“過行寄止者”。這是商王朝專 為商王、貴族建築的道邊旅舍，學者們認為這就是中國最早的“驛站一類的 特別設置”。商朝時候，羈還未冠以特別的地名，是按道路前進的次序依次 排列命名的，甲骨文中曾出現一羈至五羈的記載，也即第一站到第五站。據 估計當時“三十里一宿”，第五羈當距王朝約 150 裡之遙。這些羈，不僅供止宿，而且供應飲食。

商朝已有專門傳遞信息的信使，在甲骨文中寫作“ 〔Zhī支〕”或“”。 商王出行時，往往身邊都要跟隨幾個，供他隨時向臣下發布命令。甲骨文 裡常有“王其田，往”，“盂田，其散”等，意思是商王去田獵，有跟隨左右。商時地方有許多附屬於商的方國與部落，他們也往往派 向商王彙報情況，互通消息。甲骨文所談“大使其”，是說大這個地方派 來 商；“亞旋其陟[Zhì質]，入”，是指亞旋地方的入商彙報。商朝時還 沒有像後世那樣分段遞送信息的常設的驛傳之制，消息命令一般都由一個專 人傳送到底。所以信使行途都是很辛苦的，有時還會遇上盜寇蛇蟲的兇險。 有一片商王武丁時的甲骨片記載說，有一個年齡高邁的信使，在路上走了 26 天，行了 600 裡的路，沒有到達目的地就死了。有的驛使，行程更長，有一片商王祖庚時的甲骨卜辭載，有一位，從一天的黃昏時分啟程，在途中行了 48 天，終於到達目的地，估計共走了 1200 裡左右。從這個例子看，距今約 3000 多年前的商朝，我國驛傳已有相當的水平了，在當時的世界居於先進 地位。有了夏、商的通信設置基礎，到西周時候我國的通信郵傳制度，才得以大大發展起來。

5·完備的西周郵傳

公元前 11 世紀，我國曆史上最長的一個朝代周朝建立（從公元前 11 世 紀至前 771 年），都城在鎬京（今陝西西安西），號曰西周。公元前 770 年 以後，都城遷到洛陽，歷史上又稱為東周。

西周是我國奴隸社會的鼎盛時期，也是我國各種制度開始完善的時期， 郵驛制度在此時形成一個比較規整的系統。西周時，政府特別重視修整道路，《詩經·小雅·大東》上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形容，即是說，大道平坦似磨石，筆直像箭桿。據《周禮》載，道途專管廬舍候館的官員，稱為 “野廬氏”。他負責籌辦京城 500 裡內所有館舍的車馬糧草、交通物資；要 保證道路暢通，賓客安全；要安排白天輪流值班和夜間巡邏之人；還要及時 組織檢修車輛平整道路等。

周王朝在國都鎬京和東都洛邑之間，修建了一條特別寬廣平坦的大道， 號稱“周道”，又稱為“王道”。數百年後墨子評論這條大道說：“王道蕩 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覺不偏。其直如矢，其易若底。”意思是周道 坦蕩寬闊，平直易行。按照周制的規定，京都的王道，應寬九軌。一軌為 1.8 米，九軌約合 16.3 米。這樣寬的路面，行走自然要方便迅速多了。除王道而 外，周朝尚修了幾條通往大諸侯國的通道。例如從洛邑通往魯國，稱為“魯道”，也相當寬闊，《詩經》頌它：“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 子翱翔。”意為：汶河不停地流淌，魯道上行人來來往往。在這條平坦大道 上，東方的齊魯國人自由翱翔！道路的平直加上車輛的進步，自然提高了行 路的效率。據說西周周穆王駕著八匹高頭駿馬駕駛的輕車，日行千里。這當 然有些文學誇張，但從正式史書《左傳》的記載看，一天行車 260 裡大致是 沒有問題的。

西周時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郵驛制度。各種不同的文書傳遞方式有不同的名稱，比如：以車傳遞稱為“傳”，這是一種輕車快傳；還有另一種車傳 稱為“馹”。又一種稱為“郵”的，在周代主要指邊境上傳書的機構。還有 一種叫做“徒”的，則為急行步傳，讓善於快跑的人傳遞公函或信息，有點 類似古希臘馬拉松的斐力庇第斯。大體上，西周時單騎傳書還不多，一般為 車傳。在西周的郵傳驛道上，沿途設置了休息站，叫做“委”、“館”或“市”。

《周禮》記載，當時國家大道沿途，10 裡設廬，廬有飲食；30 裡有宿處，稱 之為委；50 裡設市，市有候館，接待來往信使賓客。有一些講究的館、市， 是為來往的各地高級信使準備的。這些館、市，設備考究，有樓廳、有浴室，可以在這裡充分地休息，解除旅途的勞累。

西周政府裡有一整套自上而下的郵驛通信職官系統。在天官冢宰的統一 領導下，有秋官司寇負責日常的通信，夏官司馬負責緊急文書，地官司徒負 責沿途館驛供應和交通憑證以及道路管理。負責日常通信事務的司寇下還有 一系列專門人員，有大行人、小行人、行夫等。其中行夫是管理來往信件、 信使的具體執行官。

從史料看，西周的通信郵驛，效率是很高的。《尚書》曾記載了周初的 一件史事：武王去世時，成王即位，由周公輔政。周公命召公去經營洛陽新都。新都建成前後，周、召二公之間有許多通信往來，都靠傳遞兩地公文的 信使去完成。當時史書上把這種信使稱為“使”或“伻[bēng 崩]”。還有一個故事，說周公被封於魯，姜尚封於齊。姜尚到齊後不講政策，濫殺了當地 兩個不服管治的賢士。周公聞聽此事後，立刻乘“急傳”趕到齊都臨淄，制 止姜尚的專斷行為。急傳能如此及時迅速地趕到，說明當時驛路的暢通。

當然，這僅限於西周的中心地區。邊陲地方通訊聯繫不會這樣方便。比 如史書記載，西周初年，今兩廣和越南地區的越裳氏來朝，因為山川險阻， 道路遙遠，他們擔心到達不了鎬京，同時派出了三隊使臣，分頭前來，最後 都到了周朝，這使周公十分感動，後來，周公派人送他們回去，路上走了一 年多才返回。可見那時南方大部分地區道路還是相當難行的，通信困難重重。 西周時軍事上的烽火通信，已經成為正式的制度。最初，人們在道口田 陌之間，樹一大木，上綴毛裘等物，可使信使和行路人在很遠地方就知道站 館所在，古文裡稱之為“郵”。這一設施，既是通信網絡，又是一種防衛象 徵。後來逐漸形成為防護堡壘，再發展就成烽火臺。臺的規模越來越大，以 至於“

6·單騎通信和接力傳書的開始

公元前 770 年，我國進入東周時期。東周又分為兩段：從公元前 770 年 至前 476 年為春秋，公元前 475 年至前 221 年為戰國。春秋戰國是我國曆史 上從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關鍵時期。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日益強大，他們各自在自己統治範圍內大力進行農 業、手工業和商業的改革，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通信設施也進一步完善。西 週中央王朝和各諸侯國都爭相建設國道、通信設施和郵驛館舍。魯國在莊公、 襄公時候，幾次修築“王姬之館”和“諸侯之館”，以接待來自周王室和各 國的諸侯信使（《左傳·莊公元年·襄公三十一年》）。齊國是春秋時代首 先強盛稱霸的諸侯國，郵驛制度較他國完善，早在管子相桓公時，就使驛傳 井井有條：“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指郵驛，委是儲備物資的所 在，“有司職之”意為有專人負責。假若有使者從遠方來，齊國遽的負責人 就立刻派人幫客人卸下行李，配備飼馬的人員和準備飲食（《管子·大匡》）。 楚是南方新興大國，“以馹傳命”也成為定製，設馹的地方，配置了大批馹 車和馹馬。楚都附近的大道，常常馹車相望於路，頗有聲勢。北方的燕國， 雖發展較中原為晚，春秋時道路和郵驛也迅速跟上，境內大道沿途廬室林立， 館舍整潔，大路兩旁還種著樹木，打有水井。信使傳遞消息十分方便，“夜 可以寢，晝可以憩，有井以備飲食，有舍以為藩蔽”。

由於驛道的發達，以致當時竟將驛傳制度的完善與否，作為一個國家文明的尺度。著名政治家子產，高度評價晉文公郵驛的成就：“文公之為盟主 也，宮室卑痺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庫廄繕修，平易道途。館室諸侯 賓至，甸至庭燈，僕人巡官，車馬有所賓從”（《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晉文公不修宮室臺榭，卻花大錢整治各國信使的賓館馬廄，道路整齊平坦， 客人到來沿途燈火通明，僕役隨時服務，使貴客的車馬都安排得很周到。單 襄公奉王命到楚國訪問，路過陳國，見該國道路不修，館舍荒蕪，十分感嘆， 斷定陳國定有亡國之險（《國語·周語》）。正因為春秋時期各國交通、館 舍和通信事業的發達，才有可能使得當時許多會盟得以成功舉行。據統計， 自春秋初年的公元前 722 年到春秋末的前 481 年，各諸侯國共舉行會盟達 187 次，有些會盟有數十國參加。這樣大規模的會盟集會，若沒有完善的交通與 郵驛、館舍設施，是很難想像的。這時期郵驛制度的重要發展標誌，是單騎 通信和接力傳遞的出現。這是我國郵驛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化。單騎快馬 通信的最早記載是鄭國子產的“乘遽”。《左傳》記載，公元前 540 年秋天， 鄭國公孫黑叛亂，正在都城遠郊辦事的相國子產聞訊，立即趕回。因為怕乘 普通的車趕不上平亂，他臨時乘了單騎的“遽”歸來，這個“遽”，便是那 時郵驛中新出現的速度最快的單騎通信。接力傳遞的最初記載，也出自《左 傳》，那是在魯昭公元年（公元前 541 年），秦景公的弟弟針去晉，在秦晉 間開通了一條郵驛大道，每隔 10 里路設置一舍，每輛郵傳車只需跑 10 裡便 可交給下一舍的車輛。這樣一段一段地接力，共歷百舍即達千里，正好由秦 國的都城雍（今陝西鳳翔）直達晉國的都城絳（今山西絳縣）。這樣的接力 運輸和傳送信件方式，自然要比單程車傳要快得多。

不過，春秋時期，上述兩種先進的郵傳方法，還僅僅在少數情況下使用， 到春秋晚期，才逐漸普及。當時大部分場合，還是傳統的通信手段——“傳 車”和“馹”。傳車即前面已經說過的車傳通信。“馹”是一種高級急行車，一般用於高級人物需辦的急事。比如，齊國大臣晏子出奔，使齊國國君十分 震驚，立即乘上了“馹”去追趕，終於在邊境上把這位賢臣請回。

祁奚乘馹，是另一個春秋時代郵驛發達的實例。祁奚是晉國的老臣，公 正無私，“外舉不棄仇，內舉不失親”，為眾人所敬重。大臣叔向受到政爭 的牽連，被晉政府囚禁起來。叔向希望祁奚能出來說話。祁奚聞知此事，立 即“乘馹”趕來晉見當政的範宣子，向範宣子證明叔向是既能謀而又少有過 錯、多惠於人的賢臣，要保證“社稷之固”，就應當 10 次赦免他。範宣子終 於聽從了祁奚老臣的意見，赦了叔向的罪。而《左傳》上“祁奚乘馹而見宣 子”的名句，也就成為春秋史上的佳聞。這一記載，也被後人視為中國郵驛 史極可珍貴的資料。

春秋時期，戰爭頻繁，“馹”有時還用來迷惑敵人。有一個著名的“楚 子乘馹會師於臨品”的 事例：南方的小國庸乘楚國鬧饑荒糾集一些小國攻楚， 楚處在困難的境地。楚國國君乃採取麻痺庸國的戰略，故意先打幾個敗仗， 同時秘密從各路調軍。楚君乘坐了平時用作傳信的“馹”親臨前線，約定各 路將領在臨品（今湖北均縣東南）會師，攻伐庸國。“馹”車迷惑了庸國， 庸國對戰爭毫無防備，楚國輕而易舉地拿下庸國。從庸人對馹習以為常的現 象可以說明當時這種通信工具已經在南方用得很普遍了。

春秋時傳車通信的效率很高。當時除楚之外，處在南北交通要衝的鄭國，通信設施也相當完備。著名的弦高犒師的故事，就證明了這一點。弦高是鄭 國的一個商人。有一天，他正在路上經商，突然發現了秦國偷襲鄭國的秘密 部隊。弦高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急中生智想出一條妙計，謊稱自己是鄭國 派來犒勞秦軍的使者，給秦軍送上四張熟牛皮和十二條牛，把秦軍穩住；同 時利用邊界上設置的傳車火急向鄭國送去緊急情報，讓國君趕緊準備對策。 結果，秦軍誤以為鄭國早有準備，不敢貿然行動。鄭國國君從邊防郵驛獲得 情報，派來使臣到秦國駐軍處交涉，嚴正指出秦軍的不正當的偷襲行為。這 次秘密軍事行動就這樣結束了。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 626 年，說明在公元前7 世紀時，我國中原地區的通信設施，效率已相當高，能夠迅速、及時、準確把邊防消息傳遞給國家的政治中心。 春秋時期，早期的聲光通信活動仍在發展，越來越被軍事家們所廣泛採用。當時著名的軍事家孫武，在自己的兵法中把金鼓與旌旗喻為“一人之耳目”，而他的後輩孫臏更明確指出，在發現敵情時，“夜則舉鼓，晝則舉旗”， 這實際上就是利用聲光通信的原理進行通信。這種聲光通信，在戰國時大思想家兼科學家墨子的著作中，也曾有過記載。《墨子》記載，戰國時一些堡壘，常常樹上大旗竿作目測標誌，又以大 鼓聲作為耳聽信號，根據不同戰況，舉起二旗至六旗，鼓聲則從三聲至八聲。 敵人越攻至近處，旗鼓越多。到夜間，則用“五烽五鼓”，即燃起五處烽燧， 敲大鼓五次（《墨子·雜守》）。

春秋時，聲光通信也曾鬧過一次很有趣的笑話：據《韓非子》記載，楚厲王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在宮中擂起了大鼓，弄得都城惶惶不安，以為有 什麼重要軍事行動或有重大敵情，紛紛拿起武器集結在王宮門前。結果弄得 楚厲王很尷尬，只好出來向大家道歉，說明這只是一場虛驚。這個故事從側 面告訴人們，那時楚國在利用聲光通信方面，效率是很高的。“郵”字正式而大量的出現，是春秋時期的事。這時的“郵”不是現在 所理解的一般民間“郵政”的郵，而是僅僅作為邊防上專門傳達書信的機構而見於記載。孔子有一句話說：“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即是說， 德行的廣泛傳播，比郵傳還要快。當時已經把“郵”字作為比喻而用在講話 和文章裡，這說明這個詞那時已在社會上相當流行了。

7·簡書與符信的時代

公元前 475 年開始，我國進入戰國時代，封建社會從此形成、發展，前 後長達 2000 年。作為封建社會的開始，戰國時代生機勃勃，社會經濟迅速發展。通信事 業隨之而有了巨大進步。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的交往空前頻繁。那時，以東周王都洛陽為中心， 東至齊魯，西到關中，北抵燕趙，南達吳楚，四通八達，都有驛道相通。因 為當時諸侯國頻繁角逐，各自有一批說客謀士，他們往來在各國間遊說謀劃， 也促使郵驛空前繁忙起來。戰國時期，郵驛通信繁忙的標誌之一是簡書與符信的風行。 那時候，紙張尚未發明，而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逐漸興起的是竹木製作的簡書通信。簡書是把書信或文章刻寫在竹木簡上，西周開始出現。

《詩經》上便有：“王事多難，王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意為： 國事多艱，周王得不到安寧。我豈不想早日歸鄉？害怕的是政府又發來軍事 文書。這裡“簡書”就是竹木簡書信。戰國時候，大凡日常公文、官吏奏報、 官方通信、說客上書，全用簡牘。簡信一般字面向內，捆上加封，長信則把 簡片用皮條連繫成冊，捲成一卷，裝外加封。這樣的公文書信，無論從哪一 方面說，都比以前甲骨輕便多了。

符信是通信的信物，即通行的憑證，有符有節。節，是身份證明，供使者或商人在路途中使用。持有此節者，沿途住宿伙食一律由傳舍供給。在湖 南長沙出土過一枚戰國時的銅節，為馬形，又稱“銅馬節”。據古文字學家 於省吾考證，這是作為“騎傳侯”的身份證明。“侯”，是掌管騎傳的官名， “騎”是單騎通信的稱呼，“傳”指“馹”這種華貴的傳車。騎傳侯是專理 車傳和馬傳的專職官吏。有了這一份證明，在郵驛大道上就可以暢行無阻。 符與節略有不同，大半是軍事憑信，也可作為國家治安所規定的通行證件。 一般說符分左右兩半，一半為國王所持，另一半發給帶兵將領，調兵時把兩 符相合，以為驗證。

戰國時期，驛途上也用過一種稱為“封傳”的證件。據《史記》載，孟嘗君從秦國被釋放回齊國時，秦昭王后悔了，想派人把他追回來。但孟嘗君 已經乘快車逃跑了。他更換了“封傳”，變換姓名，夜半混出了函谷關。秦 昭王命快速郵車迅速追趕，也沒有追回。唐朝學者考證，這種封傳，就是後 來的驛券，一種在驛道上行駛的證明。上述故事，就是孟嘗君利用門下食客 雞鳴狗盜之徒偽裝雞叫賺開關門的典故。秦國通過關卡的通行符證制度很 嚴，據說，此製為商鞅所定，而 後來，商鞅自己因被陷害要逃離秦國時，在 一客店裡卻因無證件而被扣留，終於被秦軍所獲。

戰國時期，別的諸侯國也用符信。1957 年在安徽壽縣曾發現“鄂君啟 節”，就是楚懷王發給鄂君啟的水陸通行符節。節為青銅製，有兩組，每組 原為五枚，合之成竹筒狀。上面有錯金銘文，寫著持節者所擁有車船、通行 路線等事項。持此節者，在沿途各驛站，可以免費食宿。

戰國時期，符節的名稱和種類很多。就用途說，有路節、門前符節等。 從形狀講，則有鷹節、雁節、龍節、虎節、馬節、熊節等。關於符，戰國時期有一個“竊符救趙”的有名故事。說的是戰國末年， 秦國重兵包圍了趙國首都邯鄲，趙國平原君寫信向魏國信陵君求救，信陵君幾次請求他的胞兄魏安釐[xī西]王出兵，都未得到允許。信陵君依靠魏王寵 妃如姬的合作，盜出虎符，奪得兵權，率領八萬精兵救了邯鄲之圍。這一虎 符便是當時調兵的憑證。這是戰國時期調兵遣將的信物，必須由通信使者持 虎符的一半去和軍管將領手中的另一半合符，命令才能生效。

持有符節的使者，有通信過程中擁有特權。如果遇到交通阻塞的情況， 他可以優先通過；宣佈戒嚴時期他也可以不受限制破例放行；他還可以迅速 地見到君王。但是他們的通信時間，由有關部門給他們規定了期限，必須在 什麼時候到達何地，都有一定規定。這叫做“皆以道里日時課”，保證了通 信的按時到達。

戰國時期的通信工具比前代有所進步。單騎通信越來越多，“遽”這個 字也即有了騎馬通信的含義。除國家重大事務交由專使、特使去辦理而外， 當時一般通信的權力逐漸下移，交給職務較低的下層官吏負責，這些人名稱 叫“信臣”、“候吏”、“傳言”等。眾多名稱的出現，說明通信業務在當 時是司空見慣的。

8·戰國時期的私人通信和私人傳舍

先秦時代，除官方通信外，我國尚沒有正式的私人通信機構，一般百姓 只能通過來往熟人捎帶書信。《詩經》中曾有幾首關於戍邊兵士希望有人捎 信的詩篇。有一首叫做《采薇》，有幾句唱道：“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 戍未定，靡使歸聘。”意思是：心中憂悶如烈火中燒，又飢又渴駐地沒有一 定，哪能找一個便人，給家中捎個平安書信？另外還有一首題為《匪風》的， 則有這樣兩句：“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意思是：誰將要回轉西方？我要 請他給家捎個平安問候。

戰國時侯，一般百姓和普通官吏也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只有當時握有 大權的少數貴族才可以握有私郵的權力，建立起自己的通信聯絡組織。那時 侯，有一批新興地主興起，他們常常擁有大批的人員，組成私人通信情報網。 著名的“戰國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魏國的信陵君和 楚國的春申君，都有自己的情報通訊機構。《史記》上有一段情節是這樣記 載的：一次，魏國官方通信機構接到邊境的烽火情報，說是趙國兵陳邊界， 要向魏國進攻。魏王十分恐慌，找信陵君商量對策。信陵君卻穩若泰山，告 訴魏王說這僅是趙王出外狩獵，不是舉兵攻魏。不久，前方來報證實了信陵 君的話是正確的。魏王很奇怪信陵君為何能未卜先知，信陵君才解釋說這是 他家裡的食客向他報告的。這一例子說明信陵君擁有著效率很高的私人通信 情報機構，能迅速、準確、及時地向他通報情況。

隨著卿大夫勢力的擴大，戰國時代出現了若干由大貴族私人興建的驛館傳舍。這些驛館，既可以作為他們私人的驛傳設施，也可用來聚養大批為他 們出謀劃策的“賓客”。戰國四公子門下都招攬許多謀士。據《史記》記載， 在四公子的客館裡，賓客多達數千人。齊國的孟嘗君所設驛舍，有等級各異 的不同規格，最上等稱為“代舍”，中等的稱為“幸舍”，下等的稱為“傳 舍”。著名的彈鋏客馮驩[huān 歡]原不被重用，置於一般的傳舍，馮驩覺得 慢待了他，彈劍唱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故孟嘗君先後把他遷至幸 舍和代舍。馮驩為報知遇之恩，為孟嘗君作出了焚燒債券的驚人之舉，大大 收買了人心。趙國的平原君在本國傳舍也擁有很大勢力。《史記·平原君列 傳》說，秦國軍隊圍困趙都邯鄲時，平原君很著急，邯鄲“傳舍子”李同來 到平原君處請戰，後來李同戰死沙場，他做傳舍長的父親被封為李侯。傳舍 長就是管理郵驛的長官。

從史料看，除貴官們憑威勢興辦驛舍外，春秋戰國時還出現一般商賈開的旅舍。《國語·晉語》說，晉國太傅陽處父去衛國訪問，中途曾住在一個 叫寧嬴氏開的“逆旅”中。這位逆旅主人本想追隨陽處父去幹一番事業，後 見此人好說大話，言不由衷，便改變主意離開了。後來陽處父果然落到了被 殺的下場。除上述記載外，戰國時期的史料還記載了許多名人曾居住在郵驛、 館舍、逆旅的事。如著名的縱橫家張儀、趙國名相藺相如，都在傳舍、逆旅 中住過。這說明由於郵驛的發達，路邊接待信使、行客的小客店也逐漸普遍 化了。

驛傳方式分為陸驛、水驛、水路兼併三種，各驛站設有驛舍，配有驛馬、驛驢、驛船和驛田。——在吳國，水驛、水路兼併較多。在通訊手段十分原始的情況下，驛站擔負著各種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信息傳遞任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也是一種特定的網絡傳遞與網絡運輸。乘馬傳遞曰驛，驛傳是早期有組織的通信方式。位於嘉峪關火車站廣場的“驛使”雕塑，它取材於嘉峪關魏晉壁畫墓，驛使手舉簡牘文書，驛馬四足騰空，速度飛快。此磚壁畫圖於一九八二年被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作為小型章郵票主題圖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關是中國信息文化的發源地之一。

秦漢時期，形成了一整套驛傳制度。特別是漢代，將所傳遞文書分出等級，不同等級的文書要由專人、專馬按規定次序、時間傳遞。收發這些文書都要登記，註明時間，以明責任。

秦王朝是我國統一的封建中央集權時代的開始。秦始皇所制定的統一文 字、度量衡、車軌、道路等制度，對我國後代有深遠影響。 在開創統一的郵驛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雖然秦王朝僅僅存在 15 年，但以驚人的努力完成了全國範圍的交通和通 信網絡。馳道是秦朝道路網的主幹。它以首都咸陽為中心，“東窮燕齊，南 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漢書·賈山傳》）。秦朝馳道十分 壯觀：“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錐，樹以青松”。一步為 5 尺，50 步合今 25 丈（約 80 米），10 米左右就栽一棵青松。一路綠影婆 娑，十分美觀。這樣的大道遍佈全國。另有一條專為抵禦北方匈奴的“直道”， 從咸陽北的雲陽開始，途經黃河，直抵今包頭市的秦九原郡。這是由名將蒙 恬指揮修築的，全長 1800 餘里。此外，在南方還修了到兩廣和西南的“新道”。 這樣，就在全國形成一個縱橫交錯的交通網。這些大道，路平道寬，沿路驛站、離宮、館舍和軍事設施遍佈。考古工 作者近年曾在陝西旬邑縣子午嶺發現一處秦朝直道建築遺址，是一座約 40 畝左右的大平臺。專家們認為這可能是當時既作防衛又作信息傳遞站的驛 站。有的專家則戲稱為“一號兵站”。

秦朝修築的大道至今也還有遺蹟可尋。考古學家在直道遺址進行了勘測，測出當年直道最寬處為 50 米，轉彎處更寬到 60 米。路基全是夯打結實 的堅硬層面。據歷史記載，當年秦始皇曾出動大小華貴車輛 80 餘輛，官員兵丁 1000 餘人，在此大道上浩浩蕩蕩前進，足見路面的寬闊平坦。秦朝的郵驛統一了稱呼。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對郵驛通信的稱呼都不一 樣，秦朝把“遽”、“馹”、“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統一稱呼為“郵”。從 此，“郵”便成為通信系統的專有名詞。在秦朝，“郵”負責長途公文書信 的傳遞任務，近距離的另用“步傳”，即派人步行送遞。在郵傳方式上，秦 時大都採用接力傳送文書的辦法，沿政府規定固定的路線，由負責郵遞的人 員一站一站接力傳達下去。

郵路沿途，都有固定的信使進食和住宿處所。這些休憩處或稱為“郵”，或稱為“亭”。有的研究家認為，這些稱呼，是按不同的郵遞方式來決定的， 比如說，步遞停留之處稱為“亭”，馬遞站稱為“驛”。其實，在秦朝時還 不像後來那麼嚴格。如為秦統一立下汗馬功勞的名將白起，最後被迫自殺的 地點，有的書上稱為“杜郵”，但有些書又稱為“杜郵亭”。這就說明郵、 亭實際可以並用。在始皇陵西側，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一片瓦，上有瓦文“平 陽驛”，說明“驛”在秦時也是郵路上居停點的習慣用法。秦朝還有“傳舍” 的稱呼。如秦末漢初劉邦和說客酈食其見面，便是在一處叫“高陽傳舍”的 地方（《史記·酈生列傳》）。楚漢戰爭中，高祖劉邦去奪割據勢力張耳、 韓信的大權，也曾住在修武的一處“傳舍”裡（《史記·淮陰侯列傳》）。 關於“亭”，有不同的認識。有的學者認為秦朝的亭是一種負責地方治安的 組織。有學者卻認為亭負擔的更多任務是依次遞送公文和郵件。秦制 30 裡一 傳，10 裡一亭，亭設有住宿的館舍。按秦法，亭應及時負責信使的傳馬給養、 行人口糧、醬萊和韭、蔥等，甚至供應糧食的升斗、醬和萊的數量，都有嚴格的規定。近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裡，對此有明確的記載。這些記 載，給後人留下了 2000 多年前我國郵驛狀況的生動情景。

為了保證公文和書信的及時、迅速而準確地到達，秦王朝規定了一系列 嚴厲的法律。秦朝的《行書律》規定，文書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為急行文書， 另一類為普通文書。急行文書包括皇帝詔書，必須立即傳達，不能有片刻稽 留。普通文書也規定當日送出，不許積壓。律文中說：“行命書及書署急者， 輒行之；不急者，日畢，不敢留。留者以律論之。”意為：詔書和註明為急 文書者，要立刻送出；不急的文書，也要當日事當日畢，不許耽擱。有耽誤 的以法律處置。

秦朝繼續使用前朝的符節制度。1973 年在陝西西安郊區發現了一枚秦朝 的銅製“杜虎符”，符上明白寫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杜為當 時的一個縣）。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意 思是此符君王與杜地將領各執一半，如用兵 50 人以上，必需合符才可行動。 這說明秦代的中央集權具有絕對的權威。此符上還刻有另外 10 個字：“燔燧 之事，雖毋令符，行也。”這是指當時仍舊使用著烽火情報制度，不用符也 可點燃。秦朝時把烽火通信用於長城，在沿長城內外，都設有烽火臺，順著 烽火臺的走向，可以迅速傳遞事先約定好的信息，把邊防情報及時傳到京城 咸陽。

秦朝時郵傳事務的傳遞者，身份更為低下，已經不再由士以上的官吏擔任，而轉用民間役夫。 秦時特別重要的文書，規定由特殊的人員傳送，而且所經之處，任何人不得阻攔。這些特殊人員自然要十分可靠，還需體格強壯，行止輕捷，從他們的名稱上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名稱各為：輕車，赾[jǐn 謹]張，引強，中 卒。這些人平日有特殊訓練（《雲夢秦簡·秦律雜抄》）。

為了保證途中不洩密，秦王朝作出若干法律規定。比如：不同的文件由不同的文字書寫，簡冊用大篆小篆，符傳用刻符，印璽用繆篆，幡書用鳥書，公府文書用隸書，等等。這些規定，有效地防止了文書的偽造。另外，還規 定，簡書一般都在繩結處使用封泥，蓋上璽印，以防途中私拆。此外，秦朝《行書律》又規定了文書的收發制度：“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暮”，即記錄始發與收到文書的月日晨暮。上述這些規定，都說明郵驛通 信制度規範化了。秦朝的通信幹線貫通東西南北。北邊：由關中直達九原塞外，至今內蒙古河套附近；東邊：由函谷關向東，經河南直到今天山東的臨淄；南邊：由 武關經南陽直抵江陵。

秦朝有效的通信系統，起著鞏固中央集權制度的作用。中央政府可以源 源不斷接到各地方的情況通報。由於政府規定了地方向上彙報請示必以書面 形式，秦始皇每天要閱批的奏章就重達 120 斤的（竹木簡片）。秦政府還通 過這些通信系統，及時瞭解邊防和民間的動態，採取果斷的軍事措施。

9·現存最早的兩封家信

這裡我們要穿插講到兩件稀見的古代通信文物。這就是於湖北雲夢睡虎 地所發現的距今 22O0 多年前秦代士卒所遺留下的兩封木牘家書。這兩封家書是 1975 年冬我國考古工作者在雲夢所發現的大批秦簡中的 一部分。家書的內容是秦始皇統一戰爭時期兩個秦國軍人黑夫和驚，向家中 的同胞兄弟中所寫的兩封家信。兩封家書的開頭都向兄弟中問好，並請他代 向母親請安，然後說到他們在前線的情況。信的中心內容是向家中要錢和衣 服。信中提到了當時的戰況，談到黑夫即將參加淮陽的攻戰，“傷未可知”。 信的反面還有幾句附語，皆是向家中各親友問好之意。

兩封木牘家書，是在雲夢睡虎地四號秦墓中發現的。至今保存完好，正 反面的墨書文字，字跡尚清晰可辨。從這兩封家書，我們可以瞭解當時許多 社會經濟情況：

第一，瞭解到秦朝被徵發的軍人，所有衣物皆家中自備，服役有一定期 限。他們在軍中的生活是很艱苦的，所以黑夫和驚都十分想家。第二，當時秦國戰事十分頻繁，所以影響到生產的正常進行。黑夫家的 三個兄弟，竟徵發了兩個上戰場，這勢必使得其家中的勞力不足。但從家信 敘述中可以看到，當時秦軍一般士卒家中經濟還過得去，所以黑夫才有可能向家中要五六百錢及“［fǔ府]布”和“?［dān 耽]裙襦”。

第三，我們從這兩封家書可以推斷當時通信制度的一些情況。家書是從 河南淮陽發出的，如今在湖北雲夢出土，說明了書已到達家中。專家們考證， 黑夫和驚決沒有可能把信交由官郵遞送。因為戰國末期和秦時，官郵只傳遞 官府文件，不許私帶書信。當時除戰國四公子等大貴族之外的一般人，誰也 沒有可能有自己的私郵。這兩個身份不高的一般士卒，就根本不可能利用私 郵了。專家們認為，這兩封家書很可能是由軍隊中服役期滿的老鄉回家時帶 到家中的。這種不正規的私書捎帶通信方式，秦朝以後在我國一直繼續了若 幹年，一直到 1000 多年後的宋朝，政府才有了“私書附遞”的規定，明朝以 後方出現民郵組織。可見古時的民間通信是何等艱難！

另外，從這兩封家信，我們還可以看到秦漢時候書信的寫作體例和格式，和今天我國民間通行的有較大區別。首先，寫信的時間，不寫在信尾而寫於 信頭。如黑夫和驚合寫的第一封木簡書信，正面一開頭文字便是：“二月辛 巳”，是個日期，而現在日期都是寫在信的最末的。其次，書信時間以後立 即跟上的不是收信人的稱呼，而是寫信人向收信人的問安：“黑夫、驚敢拜 問中（黑夫、驚的兄弟）、母毋恙也！”不像今天我們習慣的書信格式把問 安放在信末。此外，通過這封信還可以瞭解當時書信的常用詞彙，如“毋恙 也”、“敢拜問”、“敢問”等等，有些詞至今尚在中國人的信中習用。這 對今天研究古人的書信文體，不啻是件彌足珍貴的材料。

10·兩漢郵驛的發展

通常都說，漢承秦制。漢朝的一切制度都在秦時奠定了基礎。在郵驛制 度方面也是一樣，但漢時又比秦朝有更大的發展。劉邦建漢之初，就懂得郵傳對王朝統治的重要性。因此建國伊始，便抓 緊對戰爭時遭破壞的郵驛設施的恢復。後來，西漢王朝的鞏固，頗得力於郵 傳的便利。比如，劉邦在平定漢初異姓王英布的叛亂時，就有效地利用了英 布手下將領賁赫“乘傳”到長安及時遞送情報。後來，大將樊噲有反情，劉 邦也是即刻派陳平“乘馳傳”，帶著周勃去接收了樊噲的兵權。漢景帝時， 爆發了吳楚七國之亂，大將周亞夫奉命討伐叛王，為了迅速到達前線，他也 乘了“六乘傳”，及時趕到。

西漢時，郵傳還被利用來向全國宣告一些叛國分子的罪行。吳楚七國之 亂的頭子吳王劉濞被處死後，漢政府命令將他的頭“馳傳”當地示眾。有時 郵傳的道路同時也就是押送犯人充軍的道路。淮南王劉安被判充軍後，發配 四川，他的囚車便是順著郵車的大道次第前進的。

漢時郵傳的功效還體現在國防上。邊防上一些重要緊急文書，都是靠郵 傳遞送的。漢武帝時大將李陵北征，兵達受降城，他馬上通過郵傳給武帝上 書報告。後來桑弘羊要在西域輪臺屯田，也準備通過郵驛來密切漢政府和西 域的關係。東漢時我國和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密切起來，班超和甘英的出使 西域和大秦，使絲綢之路更加暢通。漢政府在西北的郵驛十分發達，出現了 “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華 局面。當時西方的羅馬也正處於繁榮時期，那裡也是郵驛暢通，沿途“列置 郵亭”，所以當時中間諸國的商人和使者，可以從東漢邊境通過郵驛一直馳 騁到羅馬首都。

兩漢政府十分重視郵傳的施行。在中央部一級的九卿官職中，有許多是和郵驛制度直接關聯的。比如，少府中的尚書令和符節令，便是專管政府公 文收發和符節的分發和管理。大鴻臚，兼管郵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郵 傳，對郵傳使者的憑證進行監察。和郵傳關係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衛尉，他 的屬下有一官員叫“公車司馬令”，負責接待由傳車徵召來上書的民間賢士， 所以又叫“公車上書”。後來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為等“公車上書”，得名 便由於此。三公中的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郵驛，負責郵驛規章制度的制 訂和一般管理。

漢時，地方郵驛管理也比前代更為正規化。郵驛系統由州、郡、縣三級管理。郡太守府裡最受重視的一個官吏便是“督郵”。他不僅主管郵書，還 兼管督察長吏，是個實權官吏。《三國演義》中有一個張飛鞭打督郵的故事。 那個督郵到張飛任職的那個縣大發威風，惹起張飛的不滿。說明那時督郵的 確是很威風的。

11·驛置和郵亭的分流

漢代郵傳制度的最大進步是驛和郵的分流。 這時，西周春秋戰國以來盛行的車傳已經逐漸被淘汰了，騎傳成為長途通信的主要方式。 漢朝初年，郵傳制度的一個常見名稱曰“置”。東漢人應劭寫的《風俗通》說：“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置之也。”意思是說把原來稱為“郵” 的郵傳設施，改稱為“置”。什麼叫置呢？就是根據測量出來的遠近來設置 辦公機構。置，實際上是郵傳信使的中途休息站。“驛”的名稱也是在兩漢 時普遍出現的，其具體時間大約在漢武帝稍後。由於傳車過於笨重，同時也 因為武帝以後漢政府財政困難，設備繁雜豪華的傳車也就順應時勢，逐漸讓 位給輕便的單騎傳遞了。而這種以馬騎為主的信遞方式，便以“驛”正式命 名。至於原來“傳”的名稱，兩漢時雖仍然在使用，但已大部分用於表示一 種國家招待所的性質，仍稱為“傳舍”，變成專門迎送過往官員、提供飲食 車馬的場所。驛加上傳，往往合稱為“驛傳”或“驛置”。這兩個字在兩漢 的史書中是常見的。

1958 年，在貴州赫章縣可樂鎮，出土了一件刻有“武陽傳舍比二”的鐵 爐。據考古學家考證，這是反映漢代傳舍生活的炊事用具。這件鐵爐厚重堅 實，通風性能良好，提攜方便，十分適用於旅途炊煮。武陽是漢朝犍為郡的 首府，故地在今四川省成都以南。“比二”是說同樣的鐵爐有兩個，是一爐 鑄造出的。估計貴州出土的這件文物原為四川古武陽所造或從屬於武陽的驛 站傳舍所用。這說明兩漢時川貴間有驛道相通。

除以馬傳為主的“驛置”外，漢朝時候專門用“郵”來稱呼那些短途的步行傳書方式。管理這種短途步行投遞書信的機構，稱為“郵亭”。亭，也 作為步傳信使的轉運和休息站。漢朝時候，亭的稱呼更普遍，郵亭的通信業 務是大量的。這種步傳通常是接力運遞。《漢舊儀》所謂的“十里一亭，五 裡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就是指此。大體上是說，郵間距離是五 裡，亭間距離為十里。郵亭的信差，在兩郵中間的兩裡半處接力。有學者考 證，至今在河北一些地方尚有“二里半”的地名，即系古時郵亭制的遺風。 但漢時的亭，並不全是負責郵傳的任務的。兼管郵務的亭，一般在交通 要道沿線。而大部分秦漢的亭則是地方基層行政單位。這種普通的亭，管得 很多，負責徵丁收稅及治安捕盜之事。漢高祖劉邦曾出任過泗上亭長，就屬 於這普通的亭。交通沿線的亭，則加上運寄政府公文、軍事書信的任務。在這些特殊的郵亭中，有專門負責傳書的“郵人”。 驛置，是指長途傳遞信件文書的設施。漢朝的緊急和重要公文都由它來傳運。驛置的長處在於傳遞迅速，通常以輕車快馬為主。驛與驛之間的距離 一般為 30 裡，又稱為一置。驛置預先備好車馬，隨時供兼程來往的驛使使用。 東漢初年，劉秀在河北與地方割據勢力王郎角逐時，即曾利用過這種驛置交 通工具。當時，王郎企圖收買大將耿純，但耿純心向劉秀，連夜逃出縣城， 並調用驛舍的車馬數十乘，齊奔劉秀。劉秀憑著這些快馬，壯大了自己的實 力。漢宮中常年要求南海向長安進貢荔枝，也是通過快馬速遞，而把新鮮水 果及時送到都城的。史書記載說，送一趟鮮荔枝，路途十分辛苦，需要超人 的毅力才能完成這一任務。謝承的《後漢書》說：“舊獻龍眼荔枝及生鮮， 獻之驛馬晝夜傳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頓僕死亡不絕。”做這種郵差，是很有風險的。

12·官郵和私郵

漢朝的郵傳與前期一樣，也主要是官郵。郵亭和驛置最經常傳遞的是國 家的官文書。這些官文書中最大量的則是皇帝下達的軍政命令。皇帝詔令一 般由丞相府下達郡縣，然後再層層傳送到每一個邊防烽燧。除此而外還有中 央一級大臣發給州郡的文書，也由郵驛傳送。東漢末年，東郡太守橋瑁就曾 詐稱“三公”，“傳驛州郡”發文討伐董卓。再有，便是中央和地方之間日 常行政事務的聯繫，其中如年終人口錢糧的統計、盜賊獄訟等向中央的定期 彙報，亦都通過郵驛的途徑。

漢朝沒有合法的私郵制度。官員互相之間的通信聯繫，往往通過官郵系 統來進行。有時通過向上彙報情況時順便捎帶幾封私人書信，有時則憑藉自 己的權勢，迫使官郵為自己服務。例如，在出土的漢朝簡牘裡，考古學家也 整理出不少當時的私人往來書信。在出土的居延漢簡裡，有兩封書信特別耐 人尋味。這可能是當地的兩名下級官吏各自寫給妻子的書信。一封是名叫賞 的寫給妻子子卿的，現存原信文字約 50 字，內容是感謝在家的賢妻恪盡孝 道，代他敬事父母，並囑她冬寒要注意身體，多穿衣服，按時酒飯。另一封 是名為宣的邊城某候所官，寫給家中名叫幼孫的妻子的信，內容是要妻子轉 向妻兄和岳父請安，並告訴妻子寒暑時節“強衣足食”，注意身體。還談到 妻兄幼都曾乘便來到邊境探望宣，可惜幼都行時倉促，未曾見到幼孫，故寫 此信告知此事。信中還提及宣前曾通過郵亭另寫信給妻弟幼孝一事（《居延 漢簡甲編》）。從上兩封信可以瞭解兩漢時民間通訊仍是極為困難。賞和宣 由於身為邊境小吏，才有可能乘便捎信。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封私人書信的 書寫格式基本仍同於秦朝，開頭各為：“賞伏地再拜請子卿足下”、“宣伏 地再拜請幼孫少婦足下”。夫妻間如此客套，這自然很好笑，但明顯這是當 時書信的必需規格。從兩封漢簡中，丈夫稱妻子為“少婦”，稱岳父為“丈 人”，可看出秦漢時彼此稱呼與今約略相同。從前舉雲夢睡虎地秦簡中夫稱 妻為“新負（婦）”、稱妻長輩為“丈人”、“姑姊”等，可看出秦漢稱呼 也相仿。這些可貴的資料，對今人研究人際關係史，有重要參考價值。至於 那時的普通百姓，通信就更為困難。他們即使要用書信向政府反映情況，也 不可能通過官郵進行，只有當事人通過“公車上書”，專程到京。漢武帝時 名臣朱買臣就是通過這一途徑晉見武帝的。

在留下的漢朝古詩裡，有不少反映當時私人書信往來困難的情況。《古詩十九首》中，有一首說，“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 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年字不滅”。一封信在袖中藏了三年，可 見了書信的珍貴，也足見通信之難。在出土的漢簡中，也常有牘書談及通訊 困難的情況。敦煌漢簡中有一件政致幼卿君明的書信，說到五年多來由於政 的“官薄身賤”，書信不通。可見，即使是邊防小吏，也會由於身份低下， 不能利用方便的通郵條件。

由於通信的限制，有時書信往來的疏密，竟能成為判定朋黨的依據。《後 漢書》講了一個案例，說到名士杜安，“少有志節”，稱為“奇童”。有一 貴戚想拉攏他，給他寫些書信，杜安素節自守，不願和貴戚往來，把這些書 信原封不動地藏在壁中。後來這個貴戚犯了事，官府清查黨羽，杜安將原信 全交了官，洗刷了和這個貴戚的干係。他這種清廉自律的行為，受到當時人 的稱讚。

漢朝只有一種人據有私郵設置，那就是一些有權有勢的“諸侯王”。西 漢初年，有不少同姓王曾設立自己的私人通信網。淮南王劉安手下便有不少 賓客，為他收集各地情報，自組一套通信系統。漢武帝時具有特殊權勢的酷 吏王溫舒，也自組一班人馬作他的私驛，據說他曾擁有“私馬五十匹為驛”。 從河內（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西南）到長安幾達 700 餘里，王溫舒的私驛馬 跑兩天接力便可往還。不過上述情況在整個兩漢時期不是經常的，一旦割據 局面結束，皇權加強，這些臨時性的私驛也就銷聲匿跡了。

兩漢的官郵，制度很嚴格。郵亭的來往文書要登記造冊，稱為“郵書簿”。 來往郵路上的驛使或郵差有一定的服色，他們要頭戴紅頭巾，臂著紅色套袖， 身背赤白囊，在驛路上奔馳起來十分醒目，有利於對專職郵使的認別。那時 郵驛通信的速度是比較快的，馬傳一天可行三四百里，車傳則可行 70 裡左 右，步行較慢，一天約可走四五十里。從西邊的金城郡（今蘭州市西北）用 快馬到長安，間隔共 1450 裡，七天就可跑一個來回。據史載，東漢著名科學 家張衡，製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測示地震的候風地動儀。當有一天地動儀西邊 的一個龍頭的含珠掉落在蛤蟆嘴中時，洛陽城許多人還不相信會發生地震。 過了幾天，隴西就有驛傳飛馬來報，證實了那裡發生了地震。這一事例，足 以證明當時郵驛制度的完善，傳達信息迅速而且準確有效。

漢朝通信關禁制度很嚴，沿驛路出入關口，都要符信。在漢朝又叫“過所”，是驛者和行人的身份證明和通行許可證。在秦朝時本為木製，《古今 注》說：“長五寸，書符信於上”，用板封上，再蓋以御史的印章。這樣的 符信，在居延漢代遺址有不少發現。漢朝還有另一種以繒[zēng 增]帛製成的 符傳，用兩條書帛，過所驛者和檢查者各持其一，對合後方可過關。《漢書》 記載，名士終軍，從濟南入京當博士，步行入關，關吏驗看他的身份證明， 他說：“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扔下繻[xū需]制符信拂袖而去。從這 一故事，說明漢時無論對郵驛使者，或對普通行人，關禁是很嚴的。居延肩 水關出土了一件“漢張掖都尉棨［qǐ企］信”，用一種紅色繒帛製成，上有 墨筆篆書。專家考證，這就是當時作為身份證明的一種符信，懸於竿上作為 出入關證件。

13·發達的漢代烽火通信

漢朝的軍事通信，通常是烽火通信和郵驛通信並舉。 兩漢有著發達的烽火通信設施。考古學家們近年來在新疆、甘肅、內蒙古一帶，發現了漢代北部的烽燧、亭障和長城遺址多處，這些設施分佈長達 兩萬多里，形成一道堅固的北境城防。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說：“在漢 代沿長城全線西至羅布泊沙漠，直達克魯庫特格山麓，皆列置堡壘烽燧，即 漢書上所謂亭障，以為瞭望敵人及傳達烽火信號之用。”“萬里相望，於是 中國的西北，築成了一條堅強的防線”。我們至今在往日的絲綢之路沿途， 尚可看到當日的這些軍事設施的遺址：一座座烽火臺巍然高聳，附近還常有 當年邊防人們所住的小城遺址，構成一幅幅壯麗的圖畫。

所謂“烽”、“燧”，都是點燃易燃物發出亮光的通信標誌。漢朝時候， 一般說是“五里設一燧，十里有一燉，三十里一堡壘，一百里一城寨。烽燧 是系列軍事設施的最基層的單位。這些烽燧，常常設在靠近水源、地勢較高 便於瞭望的地方。

怎樣利用烽火來通報敵情呢？漢朝對此有嚴格的規定。一般說，烽是指 在五丈多高的土臺上置一烽竿，類似汲水的桔槔。烽竿上纏上紡織品，平日 放下，遇有敵情立即舉起，稱為“表”，一般為白色，便於醒目。夜晚看不 見，便點燃成火炬，稱為“烽”。一般在烽火臺旁總是隨時準備些燃放煙火 的積薪。

在現存的漢簡中，我們可以大致瞭解當時烽火的信號。假如發現有敵人一人或數人犯塞，則焚一捆薪，舉起兩個烽火。如果發現的是 10 人以上的敵 軍進犯，除舉火外，還須將烽高高揚起。假如是 50O 或 100O 名敵人來犯，則 除焚薪外，需舉三烽。這些預先約定的信號，可以使軍內迅速而準確地知道 敵情，以作必要的準備。

除上述規定外，尚有一些其他規定。如規定，敵人入塞，舉放烽火時，所有邊亭負責尉吏都必須到位，並及時將敵人入攻人數和到達部位，報告上 級都尉府。若遇大風大雨，施放煙火不成，則必須及時派出快馬“亟傳檄臺， 人走馬馳”，報告上級。若敵情萬分危急，或敵已攻下烽火亭障，該亭不能 按時舉火，則應由相鄰亭臺點火，依次通報下面的烽火臺。一些漢簡中還反 映，邊境有警，邊塞縣的屯田官吏，還有責任組織百姓轉移，驅趕牲畜，脫 離險境。

據歷史記載，漢武帝時衛青、霍去病與匈奴作戰，以烽火作為進軍號令，一晝夜就可使河西的信號傳至遼東，遠達數千裡。當時人用詩來形容當時信 息傳遞之迅速說：“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甘泉在今陝北，離漢都長 安大約 300 公里，烽火通信迅速可達，可見當時軍事通信的效率極高。

中國有句俗話說：“軍令如山倒”。兩漢時，邊境烽火警報對屯駐官兵 來說，無疑是至上的命令。《史記·司馬相如傳》記載說：當時“邊郡之士， 聞烽舉燧燔［fán 凡］，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 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漢文帝時名臣賈誼形容當時邊疆的 將士，在敵情嚴重時，日夜不眠，將吏都穿著甲冑，隨時聽命待發（《漢書·賈 誼傳》）。西漢名將趙充國對這些烽火制度有很高的評價，認為“烽火幸通” 是“以逸待勞”的好辦法（《漢書·趙充國傳》）。有一件居延出土的漢簡 生動地描述了當時因烽火信號及時，漢朝軍隊避免損失的情況：“在早晨五點鐘??臨木燧的士兵，舉起了信號旗，並燃起了一個信號火堆。敵人後來 向西北方向撤退，沒有造成損失”（《簡牘研究譯叢》，據英國學者魯惟一 的翻譯）。

烽火的軍事通信，在當時內地也在廣泛運用。筆記小說中曾記載東漢光 武帝時曾派將軍劉尚攻打武溪夷，夷首領田氏兄弟三人各守一城，共約以烽 火為號。有一天，老三釣得白鱉，竟然舉烽請二位兄長赴宴，共品美味。當 劉尚大兵來討時，老三再舉烽火，兩位兄長以為仍是雞毛細事，再不著急來 救。老三孤軍作戰，終至敗死。這個例子說明其他朝代也有“烽火戲諸侯” 那樣的人，也都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

漢時廣泛運用烽火作為軍事通信的同時，一般的郵驛軍事通信也還是很 重要的，常常相輔相成。軍事機構之間的通信使者，一般由戍卒擔任。他們 有時作為烽火通信的補充：當天陰雨溼烽火一時不能燃起時，軍方便立即派 出飛騎或快跑步遞向兄弟堡壘傳遞情報。漢時留下的一份烽火臺規則《塞上 烽火品約》提到：匈奴人入塞，天大風或雨，烽火不燃者，亟傳檄告，人走 馬馳以疾。就說的是上述意思。

14·漢簡：漢代通信的實錄

漢代的郵驛通信和烽火通信情況，我們在歷年發現的漢簡裡，可以得到 很詳細的記錄。

漢簡是漢朝當時人留下的刻寫在木簡或竹簡上的信件和文書。從漢簡裡 我們可以較為細緻地瞭解漢代的邊防通信情況。所幸的是這些漢簡近年來考 古發現很多，僅居延一帶就發掘出三萬多枚，它們成為研究漢代郵驛的珍貴資料。

在甘肅敦煌、居延出土的幾份《塞上烽火品約》，是目前知道的最為詳 盡的漢代烽火通信的重要資料。所謂“品約”，就是規則。這樣的規則通常 由郡一級的地方機關制訂。從這些品約規定可以看出，當時按敵情不同，把 情報分為五品，即五個等級。敵人在 10 人以下者稱為一品，情況不十分緊急； 敵人 10 人以上 500 人以下者稱為二品，情況稍急；敵人有千人以上且入塞者 稱為三品，情況更為緊急；敵人千人以上而且攻打亭障者稱為四品、五品， 情況至為緊急。敵情的不同級別，有不同的舉報烽火的信號。漢簡中還記錄 了當時邊防烽火的施放部位，告訴人們施放烽火的地方有高臺，有望樓，有 塢牆，有小城，還記錄有各種放烽火的器具材料。這些珍貴的資料，使人們 對漢代烽火通信制度能有一個詳細的瞭解。

大量漢簡中還可以看出當時郵驛通信的程序。簡中所說的“以郵行”、“馬行”、“馳行”，說明了當時郵驛制度根據輕重緩急的不同情況，規定 信件的投遞方式。“以郵行”就是步遞，“馳行”是快馬急傳的文件。這些 規定都在郵件的封面上明白寫清。這好像相當於現今平信、快信的分等。另 外，漢簡中還可以看出當時公文信件標明的發出方向，有的簡上寫著“入西 書”，有的標明“南書”、“北書”，就像如今的郵政編碼，使投遞時不至 混亂。

從漢簡上還可看出漢代人封發公文的格式。一般在公文中都寫上寄件人發信日期、地址以及姓名，同時寫上收件人的官名、地址和姓名。這些格式 都和現代相仿。可以看出，漢代的郵遞制度已經有了嚴格的程式。

在漢簡中還可看出，漢時對公文信件的收發規定是很嚴格的，若投遞轉送中有失誤，要負法律責任。有一份漢簡中有這樣的記載：“日限奉書，不 及以失期，毋狀，當坐罪留。”是說限制書到的日期，假如按期不到，則應 受到法律的處罰。

從上述漢簡的這些記載，可以看出，漢朝時的各種通信，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它保證了公文發放的及時。當然，也就維護了國家政策的有效 施行。

隋唐時期，驛傳事業得到空前發展。唐代的官郵交通線以京城長安為中心，向四方輻射，直達邊境地區，大致30裡設一驛站。據《大唐六典》記載，最盛時全國有1639個驛站，專門從事驛務的人員共二萬多人，其中驛兵一萬七千人。郵驛分為陸驛、水驛、水路兼併三種，各驛站設有驛舍，配有驛馬、驛驢、驛船和驛田。唐代對郵驛的行程也有明文規定，陸驛快馬一天走6驛即180裡，再快要日行300裡，最快要求日馳500裡；步行人員日行50裡；逆水行船時，河行40裡，江行50裡，其它60裡；順水時一律規定100到150裡。詩人岑參在《初過隴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詩中寫到“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幕及隴山頭”。在這裡他把驛騎比做流星。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九日，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亂。當時唐玄宗正在華清宮，兩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內唐玄宗就知道了這一消息，傳遞速度達到每天500裡。由此可見，唐朝郵驛通信的組織和速度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將所有的公文和書信的機構總稱為“遞”，並出現了“急遞鋪”。急遞的驛騎馬領上繫有銅鈴，在道上奔馳時，白天鳴鈴，夜間舉火，撞死人不負責。鋪鋪換馬，數鋪換人，風雨無阻，晝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將領岳飛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從前線強迫召回臨安，這類金牌就是急遞鋪傳遞的金字牌，含有十萬火急之意。

15·書信傳遞

在通訊手段極不發達的古代社會，書信是人們互相傳遞消息、交流思想感情最重要的實用工具。現在保存下來的最早的書信是《左傳》、《戰國策》、《史記》等史書中記載的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書信，如鄭子家與趙宣子書，鄭子產給晉範宣子書，樂毅報燕惠王書，魯仲連遺燕將書……都是歷來傳誦的名篇。然而，春秋時期，由於列國紛爭、王綱解紐、政在諸侯，所以，書信往來多用於貴族士大夫之間談論軍國大事，主要是進行論證辯論。表達個人情感、敘事抒情的信幾乎沒有。

16·魚傳尺素

1990年11月28日，原郵電部發行了J174M《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第三次代表大會》小型張一枚，郵票圖案為姑蘇驛，邊紙圖案為古代銅器上的魚形銘文，這些魚形銘文，用的是“魚傳尺素”的說法來象徵郵政通信。

在我國古詩文中，魚被看作傳遞書信的使者，並用“魚素”、“魚書”、“鯉魚”、“雙鯉”等作為書信的代稱。唐代李商隱在《寄令狐郎中》一詩中寫道：“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古時候，人們常用絹帛書寫書信，到了唐代，進一步流行用織成界道的絹帛來寫信，由於唐人常用一尺長的絹帛寫信，故書信又被稱為“尺素”（“素”指白色的生絹）。因捎帶書信時，人們常將尺素結成雙鯉之形，所以就有了李商隱“雙鯉迢迢一紙書”的說法。顯然，這裡的“雙鯉”並非真正的兩條鯉魚，而只是結成雙鯉之形的尺素罷了。

書信和“魚”的關係，其實在唐以前早就有了。秦漢時期，有一部樂府詩集叫《飲馬長城窟行》, 主要記載了秦始皇修長城，強徵大量男丁服役而造成妻離子散之情，且多為妻子思念丈夫的離情，其中有一首五言寫道：“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長相思，下言加餐飯。”這首詩中的“雙鯉魚”，也不是真的指兩條鯉魚，而是指用兩塊板拼起來的一條木刻鯉魚。在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之前，沒有現在的信封，寫有書信的竹簡、木牘或尺素是夾在兩塊木板裡的，而這兩塊木板被刻成了鯉魚的形狀，便成了詩中的“雙鯉魚”了。兩塊鯉魚形木板合在一起，用繩子在木板上的三道線槽內捆繞三圈，再穿過一個方孔縛住，在打結的地方用極細的粘土封好，然後在粘土上蓋上璽印，就成了“封泥”，這樣可以防止在送信途中信件被私拆。至於詩中所用的“烹”字，也不是去真正去“烹飪”，而只是一個風趣的用字罷了。

17·青鳥傳書

1998年10月9日，國家郵政局發行JP72《第22屆萬國郵政聯盟大會·1999北京（二）》紀念1套4枚，其中第三枚“情綠東方”，主圖和郵資圖內容一致，均為一隻色彩斑斕的飛鳥，背景為驛站和長城，表現了我國古代青鳥傳書的傳說。

　 《山海經》載“青鳥有三，西王母使”就是老太太的郵遞員。話說西王母派青鳥曾給漢武帝發信，鳥把信送到了承華殿前，它算是最早的郵遞員。這鳥後來被神話成了鳳凰。據我國上古奇書《山海經》記載，青鳥共有三隻，名曰詔蘭、紫燕（還有一隻青鳥的名字筆者沒有查閱到），是西王母的隨從與使者，它們能夠飛越千山萬水傳遞信息，將吉祥、幸福、快樂的佳音傳遞給人間。據說，西王母曾經給漢武帝寫過書信，西王母派青鳥前去傳書，而青鳥則一直把西王母的信送到了漢宮承華殿前。在以後的神話中，青鳥又逐漸演變成為百鳥之王——鳳凰。

南唐中主李璟有詩“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唐代有詩“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李商隱有詩“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崔國輔有詩“遙思漢武帝，青鳥幾時過”，借用的均是“青鳥傳書”的典故。

18·烽火狼煙：古代的聲光通訊

“烽火”是統名，分指煙及火。《墨子·號令篇》“晝則舉烽，夜則舉火”。唐兵部《烽式》載“每歲秋前，別採艾蒿、莖葉、葦條、草節，皆要相雜，為放煙之薪。”這是“狼煙”的主要材料，當然也可以加點狼糞調味。而之所以叫狼煙，是因為唐末突厥、鮮卑這些民族崇拜狼，唐朝統治者也把他們比作狼，狼煙的意思就是狼來了。“狼煙”這個詞是唐末才在文獻裡出現。段成式說：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戚繼光還抱怨過南方的狼少，找不到狼糞點火。

古代神話中有一段關於商紂王使用烽火的記載，把我國早期的“聲光” 通信，提到大約 3000 年以前。據王子年寫的《拾遺記》記載，昏暴的紂王想 要吞併鄰國諸侯，命令寵臣飛廉到附近鄰國去搞顛覆活動，並在當地點燃烽 燧向紂王報告。紂王登臺看到了烽火起處，立刻興兵前往，滅掉那個國家， 俘虜其民，搶掠其婦女，供己淫樂。這一行動引起了天神的憤怒，天神派神 鳥下凡，口中銜火如星之照耀，以惑亂飛廉的烽火之光，致使紂王找不到目 標，茫然無措。商紂只好停止了攻伐鄰國的活動。這段神話告訴我們，可能 在商朝末年，我國已經知道用光來通信的技術，比後來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還 要早 400 多年。

據甲骨文記載，商紂王時候，已經普遍利用了音傳通信的手段。史學家 郭沫若和陳夢家曾在自己的甲骨文專著中，幾次引到“■”這個詞。郭老說 此詞“讀若戚”，“其字形像於鼓”，好像旁邊有人跪而戍守（《卜辭通纂 考釋》第 431、512、513 片）。陳夢家進一步解釋說：這是古代的擊鼓之人。 通過響亮的鼓聲，“邊地諸侯報告敵國之入侵”（《殷虛卜辭綜述》239 頁）。 這是一種古代的邊報。此字的頻繁出現，說明商代末年已出現了有組織的音 傳通信活動，最廣泛的使用是在當時的邊境地區。

在高處建立烽火臺，當敵人來犯時，在峰火臺上點燃狼糞，因為狼糞點燃時的煙很大，可以看的很遠，就這樣，一個峰火臺接一個峰火臺的點下去，非常快地傳遞敵人來犯的消息。

另外，如果你所謂的通信延伸到通知信息這個方面的話，那麼就是烽火臺了，早在西周時期就有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事件發生了。那麼烽火臺究竟是何時出現的呢？這個在歷史上沒有具體時間，不過大多數都認為出現在商周時期。

1994年11月7日，原郵電部發行《中華全國聯合會第四次代表大會》小型張一枚，圖案為新疆庫車縣克孜爾尕哈的漢代烽火臺遺址，邊紙上的文字為1974年在甘肅居延地區破城子烽塞遺址出土的東漢初年《塞上烽火品約》木簡上的部分內容，再現了距今2000多年前我國西北邊陲“謹侯望，通烽火”的歷史遺蹟。

“烽火”是我國古代用以傳遞邊疆軍事情報的一種通信方法，始於商周，延至明清，相習幾千年之久，其中尤以漢代的烽火組織規模為大。在邊防軍事要塞或交通要衝的高處，每隔一定距離建築一高臺，俗稱烽火臺，亦稱烽燧、墩堠、煙墩等。高臺上有駐軍守候，發現敵人入侵，白天燃燒柴草以“燔煙”報警，夜間燃燒薪柴以“舉烽”（火光）報警。一臺燃起烽煙，鄰臺見之也相繼舉火，逐臺傳遞，須臾千里，以達到報告敵情、調兵遣將、求得援兵、克敵制勝的目的。

在我國曆史上，還有一個為了討得美人歡心而隨意點燃烽火，最終導致亡國的“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周滅商後建都鎬京，歷史上稱作西周。初期，周王為鞏固國家政權，先後把自己的兄弟、親戚、功臣分封到各地作諸侯，建立諸侯國，還建立了一整套制度，農業、手工業、商業都有了一定的發展。

19·鴻雁傳書

1958年7月10日，原郵電部發行了《莫斯科社會主義國家郵電部長會議》紀念郵票一套2枚，面值分別為4分和8分，圖案都是工作中的廣播發射塔和正在藍天上高高飛翔的大雁。這隻飛雁，用的是“鴻雁傳書”的典故來象徵郵政通信。

“鴻雁傳書”的典故，出自《漢書·蘇武傳》中“蘇武牧羊”的故事。據載，漢武帝天漢元年（公元前100年），漢朝使臣中郎將蘇武出使兇奴被鞮侯單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單于便將他流放到北海（今貝加爾湖）無人區牧羊。19年後，漢昭帝繼位，漢兇和好，結為姻親。漢朝使節來兇，要求放蘇武回去，但單于不肯，卻又說不出口，便謊稱蘇武已經死去。後來，漢昭帝又派使節到兇奴，和蘇武一起出使兇奴並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過禁卒的幫助，在一天晚上秘密會見了漢使，把蘇武的情況告訴了漢使，並想出一計，讓漢使對單于講：“漢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獵時，射到一隻大雁，足上繫著一封寫在帛上的信，上面寫著蘇武沒死，而是在一個大澤中。”漢使聽後非常高興，就按照常惠的話來責備單于。單于聽後大為驚奇，卻又無法抵賴，只好把蘇武放回。

有關“鴻雁傳書”，民間還流傳著另一個故事。唐朝貴遠征在外，妻子王寶釧苦守寒窯數十年矢志不移。有一天，王寶釧正在野外挖野菜，忽然聽到空中有鴻雁的叫聲，勾起她對丈夫的思念。動情之中，她請求鴻雁代為傳書給遠征在外的薛平貴，但是荒郊野地哪裡去尋筆墨？情急之下，她便撕下羅裙，咬破指尖，用血和淚寫下了一封思念夫君、盼望夫妻早日團圓的書信，讓鴻雁捎去。

兩漢時，關於通信，流傳著許多生動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鴻雁傳 書”的典故。據《史記》記載，漢武帝時，使臣蘇武被匈奴拘留，關押在北海苦寒地 帶多年。後來，漢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釋放蘇武，匈奴單于謊稱蘇武已死。這 時有人暗地告訴漢使事情的真相，並給他出主意讓他對匈奴說：漢皇在上林 苑射下一隻大雁，這隻雁足上繫著蘇武的帛書，證明他確實未死，困在大澤 中。這樣，匈奴單于再也無法詭稱蘇武已死，只得把他放歸漢朝。從此，“鴻 雁傳書”的故事便流傳開來，成為千古佳話。而鴻雁，也就成了郵使的美稱。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青鳥傳書”的神話。據說西方女神西王母曾給漢武 帝寫信，而傳書的使者是一隻青鳥。它把信一直送到漢宮承華殿前。從此， 青鳥也成為通信使者的另一代稱。還有一個“鯉魚傳書”的故事，也發生在 漢朝。說的是東漢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幾句：“客 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 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意思是說，有遠方來客，送給蔡邕一對鯉 魚，命兒輩剖開鯉魚烹食，卻發現魚腹中有一尺長的帛書。書信上講的是勸 他多加餐飯，同時還表達了長久思念之苦。這就是“鯉魚傳書”的典故。其 實，這故事的源流還更久遠。我國古代神話中說，早在商朝末年，當姜太公 在渭水邊垂釣的時候，他就曾捕獲一條鯉魚，這魚肚裡有一封信，預告他以後被封在齊地。後來他輔助周武王打天下成功，果真被封在那裡。

上述的一些神話和故事，當然不都是事實，但這些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 當時民間通信的困難。普通百姓幾乎沒有專門的通信設備，所以他們只好幻 想出讓天上和水裡的動物來給他們傳遞家書，以抒發自己的思鄉和思親之情。

漢代還有兩封名垂千古的書信。這兩封信感人至深，至今尚可作為激勵人們上進的精神食糧。一封是《李陵答蘇武書》，是漢武帝時被迫投降匈奴 的大將李陵給不屈的蘇武的一封回信。當蘇武被扣留在匈奴時，漢朝大將李 陵在一次戰爭中失利而被匈奴俘虜。李陵在匈奴與蘇武不斷有書信往還，蘇 武曾安慰和勉勵過李陵。蘇武被釋放回漢時，李陵寫給他一封充滿感情的信， 便是有名的《李陵答蘇武書》。信中說道：“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 勤，有逾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意思是：從前承蒙不棄，幾次通信 相答，有不少寬慰勉勵的話，實在情同骨肉。這些對李陵這個不成材的人來 說，豈能不感慨萬分！信中還表達了這樣一種思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這是人生最可貴的。這封信被收在《古文觀止》中，成為歷代學子們的範文。 還有一封是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司馬遷因替李陵辯護而被漢武帝處以宮 刑，他的朋友任安也因犯罪而即將判處死刑。司馬遷聞聽此訊後，給任安寫 了一封書信，表達自己不屈的鬥志，和著述《史記》的決心。書信中“人固 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成為有名的格言。這兩封信成為千古範文，說明漢朝時候書信這種文字體裁已經相當成 熟，也同時說明了當時文人之間書信往來的頻繁，已經被當作一種感情抒發 的工具。有一點值得提起的，就是由於兩漢時紙的發明，到東漢中後期，我國民 間紙已逐漸成為信件的書寫普及材料。史料中有不少這樣的記載。比如，《藝文類聚》留下了一篇東漢著名文人馬融給竇伯向的書信，信中提到：“孟陵 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無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 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又如張奐《與陰氏書》，亦有“篤念既密， 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於手”之語。另，《北堂 書鈔》引延篤給張奐書，也說到“惠書四紙，讀之反覆，喜不可言”。這幾 段史料，既說明了當時由於交通阻隔書信的不便，因而更為可貴，同時也指 明瞭紙已作為書信材料逐漸普及。馬融、張奐都是當時文化名人，紙的普及 對文化交流作用十分巨大。

以上“鴻雁傳書”的故事已經流傳了千百年，而“鴻雁傳書”也就漸漸成了郵政通信的象徵了。

20·飛鴿傳書·黃耳傳書

古代通信不方便，所以人們利用鴿子會飛且飛得比較快、會辨認方向等多方面優點，馴化了鴿子，用以提高送信的速度。信鴿傳書，大家都比較熟悉，因為現在還有信鴿協會，並常常舉辦長距離的信鴿飛行比賽。信鴿在長途飛行中不會迷路，源於它所特有的一種功能，即可以通過感受磁力與緯度來辨別。

信鴿傳書確切的開始時間，現在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但早在唐代，信鴿傳書就已經很普遍了。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一書中有“傳書鴿”的記載：“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系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為飛奴，時人無不愛訝。”張九齡是唐朝政治家和詩人，他不但用信鴿來傳遞書信，還給信鴿起了一個美麗的名字——“飛奴”。此後的宋、元、明、清諸朝，信鴿傳書一直在人們的通信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我國的歷史記載上，信鴿主要被用於軍事通信的目的。譬如在公元1128年，南宋大將張浚視察部下曲端的軍隊。張浚來到軍營後，竟見空蕩蕩的沒有人影，他非常驚奇，要曲端把他的部隊召集到眼前。曲端聞言，立即把自己統帥的五個軍的花名冊遞給張浚，請他隨便點看哪一軍。張浚指著花名冊說：“我要在這裡看看你的第一軍。”曲端領命後，不慌不忙地打開籠子放出了一隻鴿子，頃刻間，第一軍全體將士全副武裝，飛速趕到。張浚大為震驚，又說：“我要看你全部的軍隊。”曲端又開籠放出四隻鴿子，很快，其餘的四軍也火速趕到。面對整齊地集合在眼前的部隊，張浚大喜，對曲端更是一番誇獎。其實，曲端放出的五隻鴿子，都是訓練有素的信鴿，它們身上早就被綁上了調兵的文書，一旦從籠中放出，立即飛到指點的地點，把調兵的文書送到相應的部隊手中。

21·風箏通信

我們今天娛樂用的風箏，在古時候曾作為一種應急的通信工具，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傳說早在春秋末期，魯國巧匠公輸盤（即魯班）就曾仿照鳥的造型“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這種以竹木為材製成的會飛的“木鵲”，就是風箏的前身。到了東漢，蔡倫發明了造紙術，人們又用竹篾做架，再用紙糊之，便成了“紙鳶”。五代時人們在做紙鳶時，在上面拴上了一個竹哨，風吹竹哨，聲如箏鳴，“風箏”這個詞便由此而來。

最初的風箏是為了軍事上的需要而製作的，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作軍事偵察，或是用來傳遞信息和軍事情報。到了唐代以後，風箏才逐漸成為一種娛樂的玩具，並在民間流傳開來。

軍事上利用風箏的例子，史書上多有記載。漢初楚漢相爭時，劉邦圍困項羽於垓下，韓信向漢王劉邦建議用絹帛竹木製作大型風箏，在上面裝上竹哨，於晚間放到楚營上空，發出嗚嗚的聲響，同時漢軍在地面上高唱楚歌，引發楚軍的思鄉之情，從而瓦解了楚軍的士氣，贏得了戰事的勝利。

今天，當集郵者在春風中放飛風箏時，回味古時候用風箏來傳送情報的故事，倒也不失為一大樂事。

22·竹筒傳書

在我國曆史上，還有用竹筒傳書的故事哩。竹筒傳書的故事，得從隋文帝開皇十一年（590年）說起，那年十一月，南方各地紛紛發生叛亂，為了平定叛亂，穩定江山，隋文帝緊急下詔，任命楊素為行軍總管，率軍前去討伐。

楊素率領水軍渡江進入，接連打了好幾個勝仗，收復了京口、無錫等地，士氣非常旺盛。於是，楊素一鼓作氣，率領主力部隊追蹤叛軍，一直追到了海邊。面對綿延的山脈和茫茫的大海，楊素一面命令大部隊就地駐紮，一面指派行軍總管史萬歲率領軍隊兩千人，翻山越嶺穿插到叛軍的背後發動進攻。

史萬歲率部猛進，轉戰于山林溪流之間，前後打了許多勝仗，收復了大片的失地。當他想把勝利的戰況向上級彙報時，卻因交通的阻絕和信息的不暢而無法與大部隊取得聯繫。一日，他站在山頂臨風而望，看到前面茂密的竹林正波浪狀隨風而舞，忽有所悟，立即派人截了一節竹子，把寫好的戰事報告裝了進去，封好後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而下。幾天後，有一個挑水的鄉人看到了這個竹筒，便打撈起來打開一看，發現了史萬歲封在裡面的報告，便按報告上的提示將它送到了楊素手中。史萬歲一去無音訊，不知生死，為此楊素正焦急不安，忽見鄉人送來報告，大喜過望，立即把史萬歲部隊接連取得勝利的戰況向朝廷作了報告。隋文帝聽到喜報，龍顏大悅，立即提拔史萬歲為左領軍將軍。然後，楊素率領大部隊，繼續乘勝追擊反隋散兵，沒用多久，就徹底平定了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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