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这座城市一直“口碑很好”，近几年，它又凭借阿里巴巴从北上广深乃至世界范围内吸引过去一大批年轻人。当这家超级新工厂倾向于招收经验丰富的员工，它所在的这座城市，要接纳的就不仅是单个个体，而是一整个家庭，这对城市来说考验和影响无疑更深广。
摄影|步恩撒
阿里巴巴“飞猪”办公室内景，目前该企业有员工近千人
互相成就的杭州和阿里巴巴
逢“十一”长假，杭州都会上一次新闻，内容与游客数量有关，以去年为例，黄金周接待游客数量共计1864万人次，配图中西湖景区的人头密集度令人咋舌。但按照城市政策制定者的思路，西湖只是一个陈旧的杭州符号，“大杭州”格局从2001年设萧山和余杭两市为区后从未停过，2017年最近一次撤县设区后，城市已扩容至10个区。单从面积上看，已经超过北上广这3座城市，此外，它也是8个深圳，15个香港。
在这个过程中，西溪成了杭州新的符号之一，“西溪这一带发展得快”这一共识背后的根源，无疑就是阿里巴巴这家超级新工厂。10年前，阿里巴巴在这里建起一座占地26万平方米的园区，正是位于2001年设立的余杭区。从园区到西溪湿地，只隔着一条长深高速，从园区到西湖，行车距离20公里，以“城郊”眼光来看，杭州已有一线大城市的姿态。
尽管公共交通尚未完善，但园区5公里内的房价平均已超过4万元/平方米；5公里，也是在西溪园区上班的年轻人在选择住处时能接受的距离。这里高楼林立，道路宽阔，但是步行距离内并不容易找到一家饭馆，3个月前，园区第一家购物中心终于建成开放。它被阿里巴巴的员工戏称为“工资回收站”，这座商场互联网印记鲜明，在这里，他们“吃一次饭能撞见3个熟人”；与此同时，这一带仍有新的楼盘正全力施工。
阿里西溪园区内公共休息场所一景
出租车司机对一座城市的人流集散地最敏感。在杭州，他们愿意候客的地方，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北门是其中之一。在西溪采访的第三天，我从这个俗称“淘宝城”的园区出来，走向门口停着的出租车。排着七八辆，都打着空车灯，我上前询问，前三辆都跟我摆手，“我跑机场的”。师傅们也愿意去杭州东站，此去20公里，开一个小时，大约能收到80块钱。
一到夏天，杭州就非常热，“去年就有三四周，一出门就等于蒸桑拿”。
说这话的是“飞猪”产品部的王浩，在这个桑拿天之前，他有十几年没经历过类似的夏天。去年，他从“最热不过三十几度”的西雅图，搬到了杭州。春天到的杭州，在桑拿天到来之前，只来得及去西湖一次。那是还没像现在这样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的“蜜月期”，某个周中下午，王浩打了一辆车到西湖，沿着苏堤逛了一下午。
“那天下午还下着雨，我拍了照片，发给我老婆。”这个西湖烟雨蒙蒙的下午王浩不时地会想起，然后就会想到西雅图，因为这个城市的冬天就是类似的天气，阴郁着脸，常常下雨，“就像《西雅图未眠夜》里演的一样”。
王浩加入“飞猪”近两年，他期待今年暑假妻儿能到杭州与他团聚
王浩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美国，一直在美国生活，直到两年前回到杭州。父母仍在南京，一直不愿意跟随他去美国生活，所以王浩和妻子商量最终还是得回国。但他的困境是，两个孩子并不乐意。大儿子10岁，小儿子5岁，都在美国出生，适应的是美国教育体系。“老大几乎不会写中文，只会说，最大的顾虑就是小朋友上学的问题，其实不只是我，大部分海外华人回国，最关心都是这个问题。”最后这个家庭选择了折中，王浩先回来看看，是否习惯，能否落地。
2016年，飞猪时任总裁李少华曾带着四人团队飞到西雅图，接触了不少在此地工作的中国人，其中就有王浩。他当时在Expedia（亿客行）这家线上旅游公司担任技术总监，海外经验、国际视野，以及行业经验成为他跟雇主谈判的砝码。“我记得面试就发生在李少华下榻酒店的房间里，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当时我就决定要回来了。”
如果飞猪给出的工作机会地点是在北京呢？“那就真的要考虑一下了。”当时做回国计划，王浩一家一开始就排除了北京，他自己是南京人，对江南更有好感，所以第一理想梯队城市是上海、杭州和南京。今年暑假，两个孩子将到杭州跟他团聚，他希望这个夏天能够让孩子们改变主意。
“飞猪”印度籍员工AJ，他的工作用语是英语
西雅图是微软、亚马逊、星巴克等几个大型科技公司总部所在地，不少华人因为在这些公司工作而定居此地。此外，它距离北美最大的华人社区所在地温哥华不过三四个小时车程，这使得这座城市聚居着许多像王浩这样的中国人。他们年轻有为，在合适的时机进入互联网行业，并且希望在一流企业里有所施展。王浩周围有好多华人朋友都在寻找回国的机会，“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极为迅速，而在美国企业里，华人的玻璃天花板是不争的事实”。
飞猪目前有员工近千人，由于扩容迅速，从“淘宝城”搬到现在两公里外的乐佳国际大厦，这栋楼里的年轻人，上一个落脚城市名单中，除了王浩的西雅图，还有新加坡、中国香港，而来自“北上广深”的更是不在少数。
“90后”一舟，武汉人，已婚，和妻子二人同时从Uber离职，又同时跳至飞猪，是阿里这家超级新工厂里的另一个典型：双职工。
到杭州前，他们的落脚点是新加坡，住了半年，那时候晚上七八点才能下班。“我老婆比我还忙，有时候下班都晚上十一二点了。”一舟匆匆、小声地补了一句，“不过现在要忙多了。”再往前，一舟自己住过的城市还有北京和旧金山，分别都只有一年，到杭州的这一年半如今看来已算得上他个人历史最长的，“所以来杭州也不觉得多麻烦，反正一直在换城市”。相比于刘英东上有老下有小，考虑问题需要面面俱到，一舟更看重眼下这份工作的挑战。“新加坡住着很舒服，但久了也会感到无聊，觉得年轻的时候还得多折腾折腾。”
二人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房租8000元，户口、买房还没进入视野范围；到杭州4个月才第一次去西湖，那是晚上10点，觉得西湖“不过是家旁边的小塘子”，没有武汉的东湖大；在“断桥”这对双职工曾争论“杭州和上海哪个好”，上海胜出。与此同时，二人都对杭州的夜生活感到失望，因为“晚上10点Livehouse竟然就要打烊”。
飞猪还有一位印度籍员工AJ，他来中国已有15年，其间几乎在所有一线城市都有生活经历。一年前，他从定居城市上海到了杭州，在这座他从前只偶尔出差路过的城市生活，发现同事们周末郊游的去处竟然是西湖、茶园和千岛湖，“都是山和水的自然风光”。他对杭州这座城市颇为好奇。他办了杭州市民卡，发现这张卡可以解决看病、乘坐公交等好多项城市生活功能属性的问题，这让他有点归属感。
因为阿里巴巴这家全球一流的企业，杭州也成为这些寻求回国的互联网人才相中的城市之一。像王浩这样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企业和政府在政策方面并不手软，比如“浙江省千人计划”，它为入选者提供奖金（50万元或100万元）、子女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福利。而作为城市本身，杭州区别于“北上广深”这几个传统一线城市，无论是户口获取难易程度的政策层面，还是“有山有水”的宜居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为选择天平加上一重砝码。
双城记：城市间的通勤日常
一到周日晚，萧山国际机场就有一批相对固定的北京来客。在阿里工作、家却仍在北京的通勤者，将在此时返回杭州。
“80后”苏楠一年前刚刚成为其中一员。她是天津人，在上海读大学，户口随第一份工作落在了广州，房产和丈夫在北京；未曾想到，飞猪作为互联网公司的吸引力，会使得她和老公分居两地，跑到杭州工作，她说服自己的另一个理由是，“30多了，如果再不来互联网公司看看，就来不了了”。到杭州后头一个月，处处都新鲜。比如说杭州的房价，“我一开始找了一个两居室，80平方米，房子特别新，上班也近，一个月房租才5000元，下意识地跟北京比，觉得好便宜啊。后来才慢慢发现，我这还算贵的。”
苏楠每隔一周回一趟北京，上一次从北京返回杭州的航班晚了不到半小时。这个程度的晚点，苏楠并不觉得太过分。“雷雨季节才糟糕呢，不过我现在学乖了，天气不好，就尽量去乘高铁。”由于总在周五晚飞回北京，这些晚点使得她“凌晨几点的北京都见过了”。
在通勤这件事上，杨海的体会更深刻，他也曾是飞猪一员，如今转岗到了天猫。
周五下午5点30分，杨海就得开始从办公室撤。从他在4层的办公室到公司南门，大约需要10分钟。行至南门，能看到一长溜大巴车，最多的时候，阿里巴巴整个园区有千余名通勤上海者，他们从各个楼里涌出，又进入不同的大巴车。这些55人座大巴车需要提前一天预订，进入上海后还将分开走不同的路线，杨海要上的那辆，终点站写着“世纪大道”。
“80后”杨海是上海人，本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毕业那年却在宝洁公司应聘成功，“那一年东三省就招了3个销售”。那个时期，类似宝洁这样的外企在毕业求职者眼里还有着巨大的光环。杨海赶上了，之后又从销售转去做市场和品牌，4年前到跳槽来杭州前，曾是“百事可乐最年轻的品牌总监”。“奥运会、世界杯，以及春节Campain这几个最重大的品牌项目都做过了，再往下，就想看看其他的可能性。”当时飞猪做起来没多久，算是阿里内部一个创业项目，杨海决定转战互联网企业，“既然互联网是趋势，就想深度参与一下”。
他从小在上海长大，又与妻儿三人定居上海，住在上海杨浦区一间宽敞的公寓里。除此之外，父母也都在上海，所以一开始计划到杭州工作，他就做好了两地奔波的心理建设，只是没想到这一干就是4年。
杨海很少带行李，日常怎么上班就怎么走，但一定会背一个电脑包，因为周六得交周报。上了车，他会选择一个靠窗的位置，希望能远离手机，这是他“难得的休息时间”。这个表述同样也适用于车厢里的大多数人，因此车上挺安静。辛苦工作5天的通勤者们，偶尔有人接电话小声说上几句，大部分时间都静默，“尤其是冬天，6点来钟车开出没一会儿，天就黑了，更容易陷入睡眠状态”。
行至一半，大巴车会停靠在嘉兴路段的一个休息站，杨海会跟着大家下车，不一定上洗手间，但一定会买一颗五芳斋的蛋黄肉粽，权当晚饭，这款粽子4年来涨过一次价，现在是7块钱一个。4年算下来，杨海一共吃了200多颗口味统一的粽子，吃到口中，杨海头脑里冒出来的第一想法总是：“再有一个小时就能到家了。”
“工作的时候拼命，休息天也全力以赴，所以我都是周一一早再回杭州，这样就能陪家人吃上周日那顿晚饭。”儿子正处在小升初的紧张时期，周末送去上补习班的工作就落在作为父亲的杨海头上，实际上他再乐意不过了。周六，他母亲还会上家里来给儿子一家三口做两顿饭，对父母尽孝心、对孩子尽义务，一个周末里就都顾全了。
杭州到上海单程200多公里，4年200多个星期，杨海一共走了近8万公里。“赤道周长大概4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2圈了。”周一早晨5点15分起床，以前用手机做闹钟，会吵到全家人，后来戴手环，不出声响，只有自己知道。洗漱15分钟，5点半能出门。从家门口到班车上车点很近，车程也就10分钟，4年来，杨海只有一次错过班车。
早晨5点多的冬天，天还蒙蒙亮，这种氛围下关上家门的瞬间，杨海会感到心酸。最心酸的时刻是其中半年，因为工作调动，他租过2000元一个月的房子，“除了床和两个柜子，真是家徒四壁”。念及在上海温馨的家，对比之下，难免心酸。“跟举家搬迁这样的大决定相比，我单枪匹马奔波两地，辛苦也好，漂泊感也好，事先都有预期。”
由于反正家也不在杭州，西溪又远离市区，像杨海这样的“在杭单身”人士往往无所谓几点下班，“回家也就睡个觉”。在这座超级新工厂里，如果成就感能持续刺激自己，他们的“双城记”就还会写下去。
刘英东对“举家搬迁至杭州”这一决定异常笃定
移动的中产家庭
2016年，已在深圳生活了近10年的刘英东选择举家搬迁，目的地是杭州。
黑龙江鸡西人刘英东在深圳读完研究生后留在了这座城市，在中兴公司做产品，妻子则在沃尔玛采购部门工作。“首先产生的感觉是对深圳提不起兴趣了，好比跟这个城市有了七年之痒，我就跟我老婆说，让我们换个城市吧，你来选。”没想到妻子挺支持，很快就列出了理想居住城市：成都和杭州，宜居，节奏也不会这么快。他所擅长的工作，在成都没有合适的企业，而杭州，他给阿里投了简历。
现实层面的因素当然有，例如，刘英东工作繁忙，平均每隔一周就要出差一次，女儿出生后这种出差频率使得带孩子的任务几乎全部压在妻子身上，这让作为父亲和丈夫的他感到忧心。此外，在他眼里，深圳年轻、勤奋，但没有喘息的可能。尤其是，双方父母年纪渐长，需要将他们从东北接到身边，深圳的房价阻碍他在短期内实现这个愿望。
“想来杭州，等着来杭州，最后来成了杭州。”
2016年9月，刘英东开始跟着中介在杭州看房，“连租带买地看，下意识地跟深圳比，觉得好便宜”。中介跟他说，马上要限购，刘英东这种情况，非本市户籍且已拥有一套房产的，就买不成了，要买趁现在。“当时还没有买房的心理准备，而且以为这是中介忽悠的策略”，两周后的9月18日，限购政策下来了。
之后再想买，刘英东需要有杭州户口，或者两年社保缴费记录。这倒不是难事，刘英东可以先将户口随迁到集体户口，杭州的集体户口实现起来还挺容易的，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就能办下来，但刘英东的情况比较复杂。当时他妻子的户口仍在鸡西，“农村有地，没舍得迁出来”。但是办集体户口孩子不能随迁，他需要在户口本上将孩子与自己分开，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随母亲，所以，第一步是将妻子的户口迁到深圳二人的房产上，一家人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后，再将户主由自己改为他妻子，这样，刘英东才能从这个户口本上独立出来，自行前往杭州。
办下集体户口，才能买房。
2016年9月，杭州举办了G2O第11次峰会，房价在此刺激下，狠涨了一轮。去杭州前，刘英东他们关注了杭州房价，那时候不到2万元/平方米，对比之下，他们在深圳的房子已经7万元/平方米，而且还不是最中心地段。“所以觉得杭州好便宜。我记得我们当时还在地图上看，设想买在哪，想过城区，觉得那里才有杭州的风骨，还想过要买两套，一套给老人住。”等他们有购买资格了，杭州的房价也涨了一倍多，想买第二套只好再等一等。
女儿的外公外婆已经从东北到杭州生活了一年多，在杭州过了一次跟从前完全不一样的春节。“虽然并不适应，毕竟东北人过冬需要的是炕，但他们是乐意来杭州的。”
在一个城市驻足多年的中产阶层家庭，如今也在移动当中，这种举家搬迁有时甚至涉及三代人，杭州这座城市中正在流入更多这种类型的家庭。比如王浩，这个夏天之后，或许将在杭州迎来一家团聚，完成举家搬迁的第二个步骤。
王浩在飞猪的同事王玉顺，也曾在西雅图工作。他经历过在多个城市辗转，从西雅图回国后，他先到了北京，而后又到杭州，当他因为工作更换城市时，总以一家四口为单位移动。
涉及两代甚至三代人的举家搬迁，无疑是个分量很重的决定。因为它多少说明，相较于他们离开的城市，目的地城市让他们更满意：工作和居所，下一代的教育，乃至上一代的养老。这同时也意味着，城市被赋予更多信心。毕业生在选择城市时，容易倚重于某个单一价值，比如工作平台，比如薪酬，而一个已在各方面有所积累的家庭会均衡考量更多因素。从这个角度看，杭州这座城市从前在“工作机会”上的短板，被阿里巴巴这家超级新工厂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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