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马云

重新定义马云

马云与罗汉堂学术委员合影

商业世界里的马云已经很少讲新故事了。阿里巴巴从婴儿期步履蹒跚,阵痛中发育成长,到成为深刻解构、塑造商业文明的庞大“经济体”的故事,都令人着迷。但是,当这些故事重复多遍,特别是当演说家马云站在舞台上偶尔讲一讲往事,之后这些演讲又被精明的书商集结出版成图书后,故事的张力和戏剧性反而淡化了。

作为商业观察者,我也在想,如果我遇到马云,会问他什么问题。问他对移动互联网的看法?问他阿里的战略?问他对当下竞争格局的判断?我相信,熟悉马云的人得皱起眉头:这些细节的问题,他的演讲里都有答案,阿里每年的财报上都有答案,还是换个问题吧。

在他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文本中,实际上还藏着另外一个马云。他试图跳出商业框架,思考、布局社会、未来等其他更富有价值的事,对组织、个体意义兴衰的感悟和体会,正在重新定义马云。

马云对价值、对时间、对意义的思考主要有两个维度。

其一,是他对企业生命周期的接受。马云多次强调阿里要活到102岁。一家公司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便迈向死亡之旅,这是难以违背的天命。一个企业家认清这个事实后所做的一切,便是倾尽全力摆脱名利的束缚。

其二,是他本人对生命的认知。去年,54岁的马云在浙商大会上称,他已经想好了墓志铭:“杭州人、杭州佬,喜欢太极拳、干过很多事,顺便做了一个企业。”

2017年,阿里计划三年投资1000亿元,专注探索新技术的达摩院成立。

马云当时做了演讲。他希望阿里巴巴有三样东西可以传承下去,第一是达摩实验室,它要活得要比阿里巴巴长,将技术留给后人;第二是湖畔大学,培养企业家,让世界有更多责任感的企业家;第三阿里巴巴的公益基金会活得很长,把公益留给世界。他说:“有一天阿里巴巴不在了,这三样就是我们留给世界最好的东西。”

达摩院与罗汉堂,虽然职能不同,但又在逻辑上衔接,并行前进。前者承担新技术探索使命,而新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社会治理问题,则由后者负责。

马云对罗汉堂的期许是:“在今天之前,我希望湖畔大学、达摩院和马云教育基金会比阿里巴巴能够更长久的存在。今天宣布罗汉堂的倡议,我希望罗汉堂也能存在300年。”

马云这些讲话让我想起了土豆网前CEO王微。王微曾碰到一个富豪,那富豪的长相让他想起了作家奈保尔。他问自己,是想当富豪,还是想当奈保尔?他给的答案是当奈保尔。在他看来,创造一些经典的东西,才会让自己更有价值。他开始向艺术靠拢,拍动画电影。

这又让我想起陕西作家陈忠实的一段往事。1987年,陈忠实为一部小说去长安县翻阅文史资料。某天晚上,他跟朋友喝酒,感慨自己已经45岁了,“人说没就没了”。“有愧的是,爱了一辈子文学,写了十几年小说,死了却没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但愿啊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

1988年清明节,陈忠实打开一个16开的硬皮笔记本,写下第一行钢笔字: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写完这句,他认为自己找到了那种可以统领全书的口气与自信。2017年清明节后不久,陈忠实去世,垫棺作枕的就是小说《白鹿原》了。

这是企业家、作家以及平凡大众们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人和组织总要面临不可逆转的兴衰规律,该如何去对抗时间,创造价值,并在社会留下印记?

当下,创业型公司各自为战,为生存焦虑,彷徨;学术界在封闭的圈子里讨论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而马云却成为一个连接者。他成立湖畔大学,连接创业者,教学的主张是坚守底线、完善社会。他成立达摩院,目的是“要成为国家创新的发动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创新”。他倡议成立罗汉堂,连接顶尖学术专家,研究社会形态的变化,将研究成果贡献给全社会。

这就是马云用来对抗时间,对抗兴衰的方式。他希望在速朽的时代找到一种长久存在的价值。因此,他的视野超越了企业发展的视角,开始面向社会议题。而当他开始以社会进步作为企业某种成效评估标准时,他的角色则由企业家向社会型企业家转变。

此种角色转变的成本极高。企业家需要兼顾企业发展以及股东利益的同时,又要秉持创业精神,组织资源去攻克社会的痛点。涉及社会议题,他的行动就有可能遭到误解、质疑、甚至阻挠。

马云的转变并非由公关塑造而成。这是几万亿元成交额将阿里推上经济体位置时,他出于道德自觉和责任感而做出的反应。他在去年说,阿里不是一家普通的商业公司,“阿里拥有这么多的资源,是社会和时代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为社会和时代做些什么,才能去回报这些资源。如果阿里巴巴只考虑赚钱,那阿里巴巴就是一家没有志气的公司。”

他的视野和责任感,他的时间和空间感皆令人敬佩。他正在承担着不属于个人的责任,他理所应当受到褒奖。

马云做出了承诺,世人都看到他的承诺。纠结其言论是否高调,是否煽动毫无意义。他通告天下他的所想所做,他也把监督权、批评权交给了舆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便是出现了掌握社会重要资源的企业家群体。但因为多种原因,中国的企业家们总是低估自己的地位。在社会转型的重大命题上,一些企业家们擅长“搭便车”,没有发挥出与自己地位相匹配的力量。

几年前,王石到无锡参观民国面粉大王荣德生修建的梅园时,感慨万千。荣家用自己的钱建立了公园,作为礼物送给城市和居民。王石说,中国企业家的担当不如荣家。荣德生还给政府提交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建议书,王石说,“我一看就冒汗,没有他的气度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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