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市场派经济学家的扛大旗者，张维迎先生一直以敢思和敢言闻名。
2016年他与政府派经济学家的代表者林毅夫的一场关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论战，曾经将国内经济学界的路线之争推向高潮。
有趣的是，张维迎和林毅夫虽然同样都是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重要智囊，同样都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创始人，但共事多年的二人却是中国经济学界一对著名的老冤家。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两人曾经有过四次针锋相对的直接交火：
第一次是在1995年，学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二人交战的议题围绕国企改革展开，林毅夫认为国企之所以缺乏活力，是由于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和政策负担，因此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是为国企营造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而张维迎认为国企的主要问题是管理层的权力与收益不对等，因此主张管理层应当获得企业产权，国企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民营化。
第二次交火发生在2004年，场合是北大国发院创办10周年的庆祝活动。林毅夫认为坚持走政府主导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可以再保持二三十年的增长，并预计在2030年赶超美国。但张维迎则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果不彻底解决市场经济的一些制度性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令人担忧。
第三次交火是在2014年追思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上。林毅夫认为，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政府的绝大多数行动是正确的，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更加有效”。张维迎则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为例，指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有可能会更好，而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正是由于市场经济逐渐取得主导作用的结果。
第四次交火就是前文中提到的2016年二人围绕产业政策的讨论。在2016年8月举行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峰会上，张维迎发表演讲认为发展经济不需要产业政策推动，并呼吁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林毅夫随后发表文章回应，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政策的促进作用。
两人的四次交锋事实上围绕着同一命题展开：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究竟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或者说，在经济发展中应当如何看待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之间的关系。
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本该属于小范围的精英学术探讨，但两人的第四次交锋却在网络和媒体的发酵下最终却演变成大众广泛关注和参与的全民论战。足以见得，在这个中国经济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的关键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未来应当往何处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从上至下各个阶层关注的核心问题。
作为市场派经济学家的代表，张维迎一直以来都秉承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础范式，即主张将一切权力还给市场，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去尽量营造自由化的市场环境。
阅读《市场的逻辑》同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张维迎的逻辑，因为它可以被视作张维迎经济学思想的集大成。它实际上并不是一本系统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本讲话稿和各类文章的合集。全书分为四个篇章：解读市场经济、思考中国改革、理解金融危机和把脉未来发展。第一章以精炼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张维迎对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基本理解。第二章是基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改革实践的理性思考。由于本书成书于2010年，因此专门在第三章讨论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来源和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应对措施。第四章，则是以较短的篇幅预言了市场经济主导的中国未来。
解读市场经济——利己先利人
对于市场经济，张维迎一向不吝赞美之辞：“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类进步最好的游戏规则！”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很简单，即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就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更通俗地说，利己先利人。例如，公司要获得利润，就必须向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或服务；企业家要想有员工追随，就必须向他们提供足够好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员工想要维持家庭生计和改善生活，就必须努力工作以获取报酬。
遵循这一简单的内在逻辑，市场经济有效地将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表明，在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的250万年中，人类在最近250年创造了社会财富的97%。但显然，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物种的智慧并没有突飞猛进，而世界上的资源由于人类的消耗更是处于递减状态，因此对于财富迅猛增长更加合理的解释是人类经济制度的创新：西方经济崛起于200多年前，而中国经济奇迹起源于大约40年前，恰好都与市场经济在社会中被广为接受和流行的时间点吻合。
或许有人质疑，认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性力量是技术革新。但有一个问题却不容回避：即究竟是什么在推动技术进步，为什么有的体制下技术会进步，而有的体制下技术就不会进步？而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充分激发人的创新活力，推动技术进步并使新技术快速转化为商业化的运用，从而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曾经有着名目繁多的技术发明，但社会财富却在数千年中几无增长的重要原因。
这同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三个基础概念：企业、利润和企业家。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责任主体，实际上是为消费者在选择时提供信任背书。而企业之所以能被信任，是由于所有权的配置和利润。打个比方，我们敢在京东上买东西，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个叫刘强东的人会为京东的所有行为负最终的责任，那刘强东为什么会愿意担负这个责任，是因为他享有与他的股权对等的高能激励——剩余利润。所以，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制度，它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来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这一考核机制来追溯责任，并将企业家作为价值创造、责任承担和利润享有的最终主体，从而创建了一套人人对自身行为负责的自发运行的有效机制。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创新主体。但是在一个政府习惯干预的市场中，企业家却很容易堕落成权力寻租的套利者。美国经济学家奈特曾经总结企业家最为重要的两项工作：一是应对不确定性，二是推动社会的创新。但在完全发育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主要应对的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结果则是技术、商业的创新，而在非市场经济中，企业家主要应对的则是政策的不确定，并将主要精力放在一些制度创新上。
笔者在工作中熟识很多中国企业家，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和政府博弈一直是最为困扰他们的问题之一，甚至有的企业家在关系营造和维系上的精力要超过他们投入到公司经营中的精力。在中国目前非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这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如今面临的最大困境。
市场经济需要独立自由的运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存在的必要。相反，政府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如前所述，企业存在的意义是为顾客创造价值，而顾客之所以信任企业是由于企业独特的所有权安排，即企业家将会为企业的所有行为承担严格责任，企业之所以愿意承担责任是因为他们能够基于产权占有与之对等的利润。因此，有效地界定企业家产权、保护企业家产权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关键。引申开来，只有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私人产权得到保护，人们才会广泛运用自己的资源和优势在市场上进行充分的交换和合作，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所以，市场需要政府，但政府应当恪守“裁判员”角色，克服一切超越职责边界干预市场的冲动。简而言之，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当起到的作用简单而关键——保护私有产权。
思考中国改革——市场经济的力量
当我们大体理解了市场经济的逻辑，我们再用这一套框架去思考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的整体路径。
与人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先有蓝图后有路径的改革范式不同，中国经济改革总体上是一个“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的随机行走、走走停停却“歪打正着”的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有着极为独特的背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当时的中国基本处于“没有时间等待”、“没有人知道路在何方”、“没有人知道怎么去改革”、“没有人有权力和权威去贯彻设计好的改革进程”、“没有人愿意冒更大的风险”但又“不得不改革”的尴尬境地。所以，选择渐进式而非激进式的改革模式、通过实验来摸索前进的正确道路实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改革的起初目标并不是要建立市场经济，而是通过刺激人们的积极性，来完善当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
但是，改革自己却创造了一条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即当政策开始鼓励和容忍人们的自利行为，当农民、工人和干部都被允许追求私利的时候，原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就会暴露无遗，一个更加自由、激励更加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破茧而出也就成为市场规律自发引导并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市场经济这一根本性力量的引导下，中国未来数十年的体制改革仍然会向前自发演进。中国改革的重点将很可能由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只有政治体制完成配套的改革，才能巩固前面40年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理解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的谬误和奥地利学派的复兴
市场经济的逻辑同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十年前的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
2008年正值笔者大学毕业，至今还能深刻地回忆起当时国内经济的一片萧条、股票市场的一片哀鸿和就业市场的一蹶不振。
经济危机造成的恐慌丝毫不亚于当年上半年造成数十万人伤亡的汶川大地震，中国政府随之推出著名的“4万亿计划”展开救市。但正是这“4万亿”在后来引发了巨大的非议，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当时止住了经济危机，却毁了中国经济。那么，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经济危机？
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需求不足导致了企业生产的产品无法被市场消化，造成企业对未来悲观，逐渐削减投资。而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因此，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正确做法是介入市场，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居民消费，从而扭转经济的萧条势头。
凯恩斯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经济是由单一的产品组成的，这个产品就是“GDP”。GDP=消费+投资+净出口。假设第一年消费60、投资35、净出口5，第二年投资减少了15、净出口下降了5，那么凯恩斯认为只要政府可以扩大内需，将国内消费由60增加到80，经济体马上就会从萧条中恢复。
但这种对需求的孤立理解造成的谬误显而易见：需求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投资的恢复。在几乎所有出现经济危机的经济体中，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存在一种结构上的错位，刺激消费带来的需求增长通常并不能被原先投资生产的产品满足。例如，2008年后无论我们如何刺激居民消费，都会发现上游钢铁、水泥等大部分工业品的产能过剩问题无法缓解。
但事实证明，每一次危机后政府的干预救市都会实际上延缓经济恢复的节奏。如格林斯潘所言：“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之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缺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这也正是2008年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非议所在。
与凯恩斯不同，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提出了自身的解释逻辑。他们创立的商业周期理论认为，是由于政府实施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不断走低，信贷规模膨胀，才最终导致大危机和大萧条。
完整的逻辑链条是：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会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尤其是类似于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的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等其它成本的相应上涨，最终使得原来的投资无利可图；当政府无法继续实施扩张性政策、股票和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时，原来的资金由于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中，企业极易爆发资金链断裂危机，企业纷纷破产，大萧条由此发生。
因此，奥地利学派提出：越是危机就越要自由化。政府救市只能延缓危机，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有让包括货币在内的各类要素市场彻底自由化，才能让市场向各类主体发出正确的信号，让消费和投资同时归于理性，从而消灭危机诞生的源头，并让经济重新恢复健康有序的增长。
二十世纪的几次经济危机成就了凯恩斯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地位，但自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特别是随着过去二、三十年前苏联及东欧国家计划体制的崩溃，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企业家理论和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曾经两次成功预测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或许会在不久的未来，它会成为唯一的主流商业周期理论。
把脉未来发展
放眼未来，中国将从人口大国重返经济大国地位。中国将在全球化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需要注意的是，出口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将回归到内需驱动，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的内需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内在的“全球化”市场。与此同时，企业需要摆脱过去对低成本资源要素禀赋的依赖，通过产业创新与整合实现向高附加值创造的模式升级。中国应当坚定市场经济信念，警惕“国进民退”，将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
张维迎在本书的末尾呼吁：与市场化经济改革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提上日程。当然，正如他在本书中很多预测后附加的兜底式表述一样：一切都还需要交给时间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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