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內市場派經濟學家的扛大旗者，張維迎先生一直以敢思和敢言聞名。
2016年他與政府派經濟學家的代表者林毅夫的一場關於“產業政策是否有效”的論戰，曾經將國內經濟學界的路線之爭推向高潮。
有趣的是，張維迎和林毅夫雖然同樣都是中國高層經濟決策的重要智囊，同樣都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創始人，但共事多年的二人卻是中國經濟學界一對著名的老冤家。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兩人曾經有過四次針鋒相對的直接交火：
第一次是在1995年，學界稱為“北大交火”事件。二人交戰的議題圍繞國企改革展開，林毅夫認為國企之所以缺乏活力，是由於承擔了太多的社會負擔和政策負擔，因此國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為國企營造一個更具競爭性的市場環境，而張維迎認為國企的主要問題是管理層的權力與收益不對等，因此主張管理層應當獲得企業產權，國企改革的方向應當是民營化。
第二次交火發生在2004年，場合是北大國發院創辦10週年的慶祝活動。林毅夫認為堅持走政府主導的中國模式，中國經濟可以再保持二三十年的增長，並預計在2030年趕超美國。但張維迎則對此發出警告，認為未來二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如果不徹底解決市場經濟的一些制度性問題，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令人擔憂。
第三次交火是在2014年追思經濟學家楊小凱逝世十週年的學術會議上。林毅夫認為，過去幾十年中中國政府的絕大多數行動是正確的，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干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幹預更加有效”。張維迎則以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為例，指出如果沒有政府幹預，經濟發展有可能會更好，而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蹟正是由於市場經濟逐漸取得主導作用的結果。
第四次交火就是前文中提到的2016年二人圍繞產業政策的討論。在2016年8月舉行的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夏季峰會上，張維迎發表演講認為發展經濟不需要產業政策推動，並呼籲廢除一切形式的產業政策。林毅夫隨後發表文章回應，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離不開產業政策的促進作用。
兩人的四次交鋒事實上圍繞著同一命題展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究竟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或者說，在經濟發展中應當如何看待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場“無形的手”之間的關係。
圍繞這個話題的討論本該屬於小範圍的精英學術探討，但兩人的第四次交鋒卻在網絡和媒體的發酵下最終卻演變成大眾廣泛關注和參與的全民論戰。足以見得，在這個中國經濟轉型和政治體制改革步入深水區的關鍵階段，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未來應當往何處去，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從上至下各個階層關注的核心問題。
作為市場派經濟學家的代表，張維迎一直以來都秉承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基礎範式，即主張將一切權力還給市場，讓市場這隻“無形的手”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而政府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去儘量營造自由化的市場環境。
閱讀《市場的邏輯》同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張維迎的邏輯，因為它可以被視作張維迎經濟學思想的集大成。它實際上並不是一本系統的經濟學著作，而是一本講話稿和各類文章的合集。全書分為四個篇章：解讀市場經濟、思考中國改革、理解金融危機和把脈未來發展。第一章以精煉和生動的語言闡述了張維迎對於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基本理解。第二章是基於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對於中國正在發生的改革實踐的理性思考。由於本書成書於2010年，因此專門在第三章討論了2008年經濟危機的來源和中國政府的一系列應對措施。第四章，則是以較短的篇幅預言了市場經濟主導的中國未來。
解讀市場經濟——利己先利人
對於市場經濟，張維迎一向不吝讚美之辭：“市場經濟是人類最偉大的創造，是人類進步最好的遊戲規則！”而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邏輯很簡單，即如果一個人想得到幸福，他就必須首先使別人幸福。更通俗地說，利己先利人。例如，公司要獲得利潤，就必須向消費者提供滿意的產品或服務；企業家要想有員工追隨，就必須向他們提供足夠好的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員工想要維持家庭生計和改善生活，就必須努力工作以獲取報酬。
遵循這一簡單的內在邏輯，市場經濟有效地將個人對財富和幸福的追求轉化為創造社會財富和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德隆的研究表明，在從舊石器時代至今的250萬年中，人類在最近250年創造了社會財富的97%。但顯然，人類作為一種生物物種的智慧並沒有突飛猛進，而世界上的資源由於人類的消耗更是處於遞減狀態，因此對於財富迅猛增長更加合理的解釋是人類經濟制度的創新：西方經濟崛起於200多年前，而中國經濟奇蹟起源於大約40年前，恰好都與市場經濟在社會中被廣為接受和流行的時間點吻合。
或許有人質疑，認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性力量是技術革新。但有一個問題卻不容迴避：即究竟是什麼在推動技術進步，為什麼有的體制下技術會進步，而有的體制下技術就不會進步？而歷史發展的事實表明，只有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充分激發人的創新活力，推動技術進步並使新技術快速轉化為商業化的運用，從而為消費者創造價值、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被稱為四大文明古國，曾經有著名目繁多的技術發明，但社會財富卻在數千年中幾無增長的重要原因。
這同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三個基礎概念：企業、利潤和企業家。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中的責任主體，實際上是為消費者在選擇時提供信任背書。而企業之所以能被信任，是由於所有權的配置和利潤。打個比方，我們敢在京東上買東西，歸根結底是因為我們知道有個叫劉強東的人會為京東的所有行為負最終的責任，那劉強東為什麼會願意擔負這個責任，是因為他享有與他的股權對等的高能激勵——剩餘利潤。所以，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一種責任制度，它通過企業這一組織形態來劃分核算單位，通過利潤這一考核機制來追溯責任，並將企業家作為價值創造、責任承擔和利潤享有的最終主體，從而創建了一套人人對自身行為負責的自發運行的有效機制。
企業家是市場經濟中最為重要的創新主體。但是在一個政府習慣干預的市場中，企業家卻很容易墮落成權力尋租的套利者。美國經濟學家奈特曾經總結企業家最為重要的兩項工作：一是應對不確定性，二是推動社會的創新。但在完全發育的市場經濟中，企業家主要應對的是市場的不確定性，帶來的結果則是技術、商業的創新，而在非市場經濟中，企業家主要應對的則是政策的不確定，並將主要精力放在一些制度創新上。
筆者在工作中熟識很多中國企業家，如何處理和政府的關係，如何和政府博弈一直是最為困擾他們的問題之一，甚至有的企業家在關係營造和維繫上的精力要超過他們投入到公司經營中的精力。在中國目前非完全市場化的環境下，這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家如今面臨的最大困境。
市場經濟需要獨立自由的運行，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沒有存在的必要。相反，政府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重要保障。如前所述，企業存在的意義是為顧客創造價值，而顧客之所以信任企業是由於企業獨特的所有權安排，即企業家將會為企業的所有行為承擔嚴格責任，企業之所以願意承擔責任是因為他們能夠基於產權佔有與之對等的利潤。因此，有效地界定企業家產權、保護企業家產權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關鍵。引申開來，只有社會中每一個個人的私人產權得到保護，人們才會廣泛運用自己的資源和優勢在市場上進行充分的交換和合作，從而促進市場經濟的繁榮和社會財富的增長。所以，市場需要政府，但政府應當恪守“裁判員”角色，克服一切超越職責邊界干預市場的衝動。簡而言之，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應當起到的作用簡單而關鍵——保護私有產權。
思考中國改革——市場經濟的力量
當我們大體理解了市場經濟的邏輯，我們再用這一套框架去思考過去四十年中國改革的整體路徑。
與人們通常意義上理解的先有藍圖後有路徑的改革範式不同，中國經濟改革總體上是一個“走一步看一步”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隨機行走、走走停停卻“歪打正著”的過程。
中國經濟改革有著極為獨特的背景：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當時的中國基本處於“沒有時間等待”、“沒有人知道路在何方”、“沒有人知道怎麼去改革”、“沒有人有權力和權威去貫徹設計好的改革進程”、“沒有人願意冒更大的風險”但又“不得不改革”的尷尬境地。所以，選擇漸進式而非激進式的改革模式、通過實驗來摸索前進的正確道路實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改革的起初目標並不是要建立市場經濟，而是通過刺激人們的積極性，來完善當時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
但是，改革自己卻創造了一條通往市場經濟的道路，即當政策開始鼓勵和容忍人們的自利行為，當農民、工人和幹部都被允許追求私利的時候，原有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缺陷就會暴露無遺，一個更加自由、激勵更加充分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破繭而出也就成為市場規律自發引導並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
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市場經濟這一根本性力量的引導下，中國未來數十年的體制改革仍然會向前自發演進。中國改革的重點將很可能由經濟體制改革轉向政治體制改革，因為只有政治體制完成配套的改革，才能鞏固前面40年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理解金融危機——凱恩斯主義的謬誤和奧地利學派的復興
市場經濟的邏輯同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十年前的那場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
2008年正值筆者大學畢業，至今還能深刻地回憶起當時國內經濟的一片蕭條、股票市場的一片哀鴻和就業市場的一蹶不振。
經濟危機造成的恐慌絲毫不亞於當年上半年造成數十萬人傷亡的汶川大地震，中國政府隨之推出著名的“4萬億計劃”展開救市。但正是這“4萬億”在後來引發了巨大的非議，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政府當時止住了經濟危機，卻毀了中國經濟。那麼，從市場經濟的角度，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經濟危機？
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需求不足導致了企業生產的產品無法被市場消化，造成企業對未來悲觀，逐漸削減投資。而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儲蓄太多，因此，政府應對經濟危機的正確做法是介入市場，進一步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擴大公共投資，刺激居民消費，從而扭轉經濟的蕭條勢頭。
凱恩斯理論的一個基本假設是經濟是由單一的產品組成的，這個產品就是“GDP”。GDP=消費+投資+淨出口。假設第一年消費60、投資35、淨出口5，第二年投資減少了15、淨出口下降了5，那麼凱恩斯認為只要政府可以擴大內需，將國內消費由60增加到80，經濟體馬上就會從蕭條中恢復。
但這種對需求的孤立理解造成的謬誤顯而易見：需求的增長並不必然帶來投資的恢復。在幾乎所有出現經濟危機的經濟體中，供給側和需求側都存在一種結構上的錯位，刺激消費帶來的需求增長通常並不能被原先投資生產的產品滿足。例如，2008年後無論我們如何刺激居民消費，都會發現上游鋼鐵、水泥等大部分工業品的產能過剩問題無法緩解。
但事實證明，每一次危機後政府的干預救市都會實際上延緩經濟恢復的節奏。如格林斯潘所言：“當商業活動發生輕度震盪時，美聯儲印製更多的票據儲備，以防任何可能出現的銀行儲備短缺問題。美聯儲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美聯儲在經濟體之中所創造的過量信用被股票市場吸收，從而刺激了投資行為，併產生了一次荒謬的繁榮。美聯儲曾試圖吸收那些多餘的儲備，希望最終成功地壓制投資所帶來的繁榮，但太遲了，投機所帶來的不平衡極大地抑制了美聯儲的緊縮嘗試，並最終導致商業信心的缺失。結果，美國經濟崩潰了。”這也正是2008年後中國政府所面臨的非議所在。
與凱恩斯不同，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對於經濟危機的產生提出了自身的解釋邏輯。他們創立的商業週期理論認為，是由於政府實施持續的擴展性貨幣政策，利率不斷走低，信貸規模膨脹，才最終導致大危機和大蕭條。
完整的邏輯鏈條是：利率過低會扭曲資源配置信號，企業家會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尤其是類似於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的產業；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的投資熱潮，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等其它成本的相應上漲，最終使得原來的投資無利可圖；當政府無法繼續實施擴張性政策、股票和地產泡沫開始破滅時，原來的資金由於沉澱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中，企業極易爆發資金鍊斷裂危機，企業紛紛破產，大蕭條由此發生。
因此，奧地利學派提出：越是危機就越要自由化。政府救市只能延緩危機，而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只有讓包括貨幣在內的各類要素市場徹底自由化，才能讓市場向各類主體發出正確的信號，讓消費和投資同時歸於理性，從而消滅危機誕生的源頭，並讓經濟重新恢復健康有序的增長。
二十世紀的幾次經濟危機成就了凱恩斯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地位，但自1974年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特別是隨著過去二、三十年前蘇聯及東歐國家計劃體制的崩潰，奧地利學派的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企業家理論和反對政府幹預經濟的主張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奧地利學派的商業週期理論曾經兩次成功預測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或許會在不久的未來，它會成為唯一的主流商業週期理論。
把脈未來發展
放眼未來，中國將從人口大國重返經濟大國地位。中國將在全球化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需要注意的是，出口驅動的中國經濟增長已經不可持續。中國經濟增長的重心將回歸到內需驅動，考慮到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中國的內需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內在的“全球化”市場。與此同時，企業需要擺脫過去對低成本資源要素稟賦的依賴，通過產業創新與整合實現向高附加值創造的模式升級。中國應當堅定市場經濟信念，警惕“國進民退”，將市場化改革進行到底。
張維迎在本書的末尾呼籲：與市場化經濟改革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也需要提上日程。當然，正如他在本書中很多預測後附加的兜底式表述一樣：一切都還需要交給時間去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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