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3月21日，郭树清出任了新组建的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首任主席。
3月17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在金融监管方面，银监会、保监会不复存在，重新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就在一年前(2018年2月23日)，深夜回京的原山东省省长郭树清，成为银监会第三任主席。相对于如今的就任，一年前的任命则是一个略出乎市场意料、亦在相当部分业界人士预计之中的重要金融监管部门人事任免。
郭树清已有过大行董事长、证监会主席、经济大省省长的经历，并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共同完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被业内人士称赞为“真正的改革者”。
今天的这篇文章，来自郭树清于改革开放30年之际所作。深度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规划工作的郭树清，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当年的改革战略选择，并对其后直至2008年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反思。
在具备其他必要条件的情况下，改革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战略和策略。
研究中国的改革战略，有两个最基本的制约因素。其一是改革开始的基础，即内部很不平衡、总体上极为落后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其二是改革期望达到的目的，即通过改变体制模式，加速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这两个方面，从根本上规定了我国改革战略的基本性质和选择空间。
经济改革最基本的战略选择是与发展模式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一回事。发展道路的确定使得我们对改革的实质性任务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第一，改革要尽最大可能建立和发展市场机制，在此基础上重新塑造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企业，形成广泛竞争的格局；第二，与此同时，国家从直接控制转变为间接控制为主，改变其经济职能和干预方式、干预手段，在此基础上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作用。
在不影响改革基本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尽量维护各方面既得的利益水平，逐渐地拉开收入差别，避免过早明朗某些方面的目标等等，不仅仅是策略问题，事实上也带有战略意义。
目前我们面临的现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上面还没有最后制定出政策，下面就已经有了种种对策。利益关系较大幅度的变化及其过早明朗化、敏感化是主要原因。这些方面需要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有力措施。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的改革开放决策，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解决之后，“怎么改革”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后者就是本文所说的改革战略问题。
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改革战略确定了若干最基本的方针。在我看来，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先农村后城市；二是鼓励基层和群众大胆试、大胆闯，发生缺点错误及时改正；三是“不争论”，主要是指所谓姓“社”姓“资”的定性问题，不提倡早下结论、早定框框，不是指具体改革方式的讨论；四是把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不同时期的不同重点；五是开放与改革并重，两者之间形成了非常积极的互相促进作用。这些方针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改革在大的格局上形成了稳步前进的态势。
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战略问题重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改革的具体目标模式；二是过渡办法和合理时序；三是主要的配合条件。
十二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改革的号角，甚至在这次全会召开之前，各地的改革和发展步伐都已加快。改革战略是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更是实际部门的操作课题。然而不同意见纷呈，政策研究领域争论异常激烈。焦点有五个方面。
一是，推进改革的力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如何平衡。二是，政府在开放市场过程中怎样发挥作用。三是，改革中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四是，混合模式与价格“双轨制”。五是，承包制与价、税、财配套改革。
全面改革从1985年起步之后，几经曲折，1988年底开始，进入了特殊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转眼之间七年时间过去了，体制转轨虽然比我们在开始时期的预想要慢一些，但是比我们在中间时期的预想则快得多。
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迄今的实践很不相同，中国的改革走过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从思想理论准备的角度而言，中国改革来得最为突然。除了若干最一般的指导原则，中国改革将许多问题都留给实践，具体的目标、步骤、办法等等都是在过程中不断对一系列难题做出选择而逐步自然形成的。
中国改革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渐进、迂回、给基层以极大自由度、力求从局部突破、不断“试错”、经常反复的道路。这也就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
这样的改革战略，必然地形成了三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由中央统一安排、部署、组织和实施的改革步骤。例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利改税”，分离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外贸改革，等等。
第二条战线是局部推进，即某些省、市，甚至县一级地方政府，或中央直属部门在局部范围内，使单项改革或多项改革显著地超出全局而走在前面，反过来对全局又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
中国经济改革还存在着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第三战线，其意义同样不可低估。所谓第三条战线，是指那些并非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主动安排部署，而是由经济体系在现行体制和政策框架内自发演化而引起的改革性变化。
这样一个改革战略的内部包含着矛盾，三条战线之间也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在改革的实际进程中，必然地造成这样的格局:一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可以肯定的，或者说是为事实证实了的是，自从1985年以来，各种矛盾、问题和危险基本上依照着主张调整和转换战略的经济学家们的担心和最“坏”的预言，一步一步发展过来。但是，许多人(包括笔者)都曾经忽视和低估了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在种种摩擦、冲突和危机式震荡中，商品货币关系同时也得以发展，机制转换的车轮并没有停止。
1990年代前期的综合配套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可以说至此已实现了经济体制的基本转轨，市场经济已经取代计划经济。然而在一些重要领域，改革的进展及对应方面的发展，表现得远不如预期，事实证明我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初期的预测是过于乐观了。这些领域的情况相互之间也很不相同。
首先是农业、农村与城市化问题。其次是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重组问题。三是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四是社会保障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问题。五是教育与文化的问题。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改革也是长期滞后的领域。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过25年。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是转轨经济中最成功的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中国能够顺利前进并不是偶然的，不是一系列的“碰巧选对”带来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既是市场导向的，也是发展导向的。这两个导向本质上是一致的。未来的改革所需要完成的任务，也首先是通过发展所遇到的挑战提出来的。一旦我们来仔细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敢过分乐观。
一是，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亟待提高。二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要认真克服。三是，要建立起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相适应的，高效率低成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形成能够有效保障市场统一的法律体制。五是，从制度上保证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六是，使社会服务领域和事业单位充满生机和活力。七是，政府管理方式需要现代化。八是，改进和完善城乡社区管理体制。
总之，我们需要发展多样化、网络化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组织体系，并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全面贯彻民主和法制，形成协调和自律的机制，从基础上保证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定、安全、不断进步的社会环境。
最近30年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在世界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首先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另一个30年为其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没有之前的成功、失败、曲折、反复，不可能有毅然决然的战略转变。同时，国际上冷战的缓和、东亚经济的起飞，特别是海外华人的存在，香港、澳门和台湾与大陆的多种联系，都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条件。
中国经济改革总体上采取了渐进方式，这是我们的道路被看作最成功转轨模式的主要原因。从计划经济基本上转变为市场经济花了大约15个年头，比最初的预期超出一半时间；而完善这个新体制已经又花去了15个年头，未来还需要很长时间。
曾经非常坚定地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全面改革，第一阶段本来可以节约4－5年时间，至今也确信这是正确的。然而，前一个顺利，很可能会预告另一个挫折。出现反复大概是无法避免的。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
影响未来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可能不止一个，但是最重要的因素不会再是资源或资本，而是知识和人才。教育、科技和文化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30年前难以想到，中国的体育选手能够赢得世界最多的金牌，与此同时，我们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创造能力与许多欧美国家都无法相提并论。
然而，今天的经济如果要实现长期持续发展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担当起领先者的角色，因为我们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依靠模仿和追踪。如果未来还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那么就会是从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逐步转变为非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这种意义的改革大概还不能算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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