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衛星通訊技術的普及讓全世界得以同時觀看在越南發生的一切。美軍的炸彈在熱帶爆炸後的琥珀色煙霧、越南村民流下的鮮紅血液，讓戰爭第一次具體而又可感地展示在發達國家市民客廳中的彩色電視機上。觸目驚心的電視畫面成為了重要的導火索，促使世界各地幾十萬人走上了街頭。從美國的民權運動，到法國、德國、意大利的學生／工人運動，再到日本的學生和市民運動，儘管派系林立，反抗對象各有不同——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官僚主義，“反戰”和反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卻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連結。
在1968年，全球對切•格瓦拉的狂熱崇拜達到了頂峰——他在1967年10月於玻利維亞被殺，死時正在貫徹古巴的新革命計劃，古巴四處可見切的餘韻——“直到勝利，永遠”。1968年，越南戰爭和激進化的黑人解放運動驚醒了美國曾經封閉而自洽的自我認同，人們開始意識到，國內外的痛苦、災難，在帝國框架裡是同構的。1968年，阿拉伯世界剛剛經歷了上一年“六日戰爭”的慘敗，數十萬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進攻下流離失所。戰敗後，阿拉伯左翼以馬克思主義武裝了其反殖民運動，填補了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伊斯蘭興起前的政治真空。1968年，冷戰中的社會主義陣營也並不太平。從羅馬尼亞到波蘭，再到最終爆發於捷克斯洛伐克，東歐開啟了對蘇聯模式的幻滅，呼喚“民主社會主義”。1968年，日本的學生和市民在校園和街頭與防暴警察拉鋸，成為1950年代開始的新左運動的最高峰……
時隔50年，冷戰後的今天，提起1968，人們想起的，是法國的五月風暴、“激進哲學”、新浪潮電影、搖滾樂、嬉皮士。能夠象徵反抗、激進、自由解放聯想的符號，如今統統可以購買。切•格瓦拉的頭像遍佈另類潮流的文化衫，甚至女子偶像組合AKB48也在日本拍出東京大學“全共鬥”畫風的MV。“六八”一代的反叛，似乎僅僅讓抗爭成為了景觀，而最終幫助了資本主義大獲全勝。
而1968年最沉重的部分，也通過記憶實現了遺忘。毋寧說，50年之後，人們樂於沉浸在同質化的對激情、反叛、解放的浪漫懷舊裡，而不願意沾染上那個時代的血腥氣，不願碰觸屬於不同地區全然異質的掙扎。那些異質的掙扎所勾連出的世界圖景，正是全球的一九六八。《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在1968五十週年之際，推出系列專題文章，嘗試從世界不同區域的不同問題意識出發，重組一張1968年的拼圖，以此重訪1968年的世界圖景。敬請關注。
一切安好？作為境遇的五月之後
黑色屏幕上出現了大字：MAI 1968（五月 1968）。然後大字變成了：MAI 1972。再然後：FRANCE 1972。大字的顏色以紅白藍——法國國旗的三色，象徵平等、博愛、自由——反覆交替。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和讓-皮埃爾·戈蘭（Jean-Pierre Gorin）執導的《一切安好》（Tout va bien）就是這樣開始的。這部實驗電影以1968年五月風暴刻度測繪著1972年法國的現實，並由此展示作為境遇的“五月之後”：
戈達爾《一切安好》電影截屏。
“一個國家。有國家，就有農村。就有城市。有很多房子。很多很多人。有農民。有工人。有資產階級，小的，大的。很多很多人。農民幹農活。工人做工。資產階級呢？當資產階級……”
這是電影的畫外音，也可謂分鏡頭劇本，該片的鏡頭語言以此鋪開。一方面，電影徵召著五月風暴所使用的政治話語/意象，另一方面，正是五月風暴刺激著人們質疑話語/意象以及它們背後的社會差別和分野：城鄉、階級、體力與腦力勞動、性別、言語和行動、一國和國際，等等。五月之後意味著這樣一種境遇，人們必須繼續思考，繼續行動，或者說，繼續用行動來思考：何為社會？何為革命？何為日常生活？何為平等？隨著68年五月資本主義生活驟停而綻放出的社會平等的可能性，成為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五月之後綿延。“後五月”之為境遇，充滿了危機與歧義，也催促所有人——包括“五月”的反對者——做出回應。也就是說，五月之後首先是政治的繼續，它提示我們，五月風暴絕不僅僅是1968年的某個月份，正如在法語中“68之年”（années 68）必須是複數一樣。
但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對68的印象已經縮減為媒體反覆引用的畫面，僅限於那年、那月、那城？而五月的後續則近乎一張空白底片，難以在歷史回顧和思辨中顯影。
回到1968年五月30日——那個月的末尾。支持戴高樂總統的人群湧上了香榭麗舍大道，在凱旋門集結。為了壓倒工人遊行的國際歌聲勢，他們高唱馬賽曲。為了蓋過全國漫卷的紅旗（共產主義）和黑旗（無政府主義），他們在樓頂揮舞三色旗。共和國萬歲！法蘭西萬歲！他們的訴求是什麼？他們支持戴高樂同一天的廣播講話（電視臺已經參加全國總罷工，所以只能用廣播發表）。他們要求社會盡快回歸“正常”：學生就該好好學習，工人就該工作在流水線上，校園是用來上課的，工廠是負責生產的——一句話，每個人各就各“位”（即，“無需質疑的”階級地位、職業角色、兩性關係、國族身份……），讓法國資本主義重新“安好”。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這位知名的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雖然明確反對過戴高樂，但出於對“五月”的厭惡，竟也出現在了這次支持第五共和國的遊行中，和“殖民地戰爭的老兵、秘密集社分子、警察、打手、罷工破壞者……走在一起”（羅斯，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 59頁）。在阿隆看來，五月的學生叛逆（而工人運動以及學生、工農、知識分子的聯合則遭到了無視）全無理性可言，“野蠻”、“難以捕捉”（untrouvable），甚至算不上“事件”。什麼都沒有發生。保守勢力迫切地要求“五月”儘快結束，並讓“五月”永遠停留在五月，然後宣稱：什麼都沒有發生，除了一場春夏之交的熱病“發作”——後來，阿隆和更多、更新潮的知識人都會用社會代際生理學、乃至動物學的修辭來譏誚地取消“五月”的意義（阿隆當然是從保守自由主義的角度出發來敘述/取消五月的。不過，近年來左派中也有不少聲音，認為“五月”反國家、教會、家庭和傳統身份，是文化資本主義的鋪墊，這方面齊澤克可算一個代表。一保守，一左翼，都有“取消”五月意義的傾向，但思路終歸不同，這是後話）。五月結束，一切正常，一切安好，tout va bien。
薩特（左）和雷蒙·阿隆（右）
真的一切安好？新浪潮電影人戈達爾和戈蘭用他們新片的反諷標題來刺穿話語和假象。作為“五月”和“五月之後”的情境中人，他們深知“五月”沒有結束，他們體驗著“五月”的綿延、68的後續，並痛切地面對著藝術的也即政治的難題：如何表露、表達、表徵這一綿延和後續？1968年五月底，戴高樂宣佈解散國會，要求工人復工，並以緊急狀態相威脅（他事先確保了軍方站在他一邊）。總工會（CGT）勸工人們接受格雷奈勒協議（les accords de Grenelle），畢竟僱主聯合會和政府已經同意大漲工資。法國共產黨也要求人民守紀律，復工復課後別忘了按時投票。但對於在資本主義的中斷中用身心感知新的政治可能性的一部分群眾，這一切已不再僅僅是關於經濟收益和選舉遊戲。正如丹尼埃爾·辛格（Daniel Singer）的五月紀實所指出的，雷諾車廠工人面對協議所喊出的經久不息的“Non”在各地得到呼應。運動完全推開了傳統左翼建制，總罷工繼續。當巴黎的警察已經忙著拆除街壘（這是最後一次街壘在這所城市乃至全世界發揮革命作用，以至於Eric Hazan最近專門著述，追溯了街壘的整個前史），媒體和社會評論家們則要拆解一場運動的連續性。克里斯汀·羅斯（Kristin Ross）提醒我們，這不啻為一次話語的“警察行動”。她再三強調，其實，在外省——比如在南特和卡昂——學生、工人和農民的聯合抗爭正如星星之火，卻早已在關於五月的種種“說法/看法”之中（被）失蹤。六月初，弗蘭（Flins）的雷諾廠的工人自組織遭到武裝警察的強力鎮壓，但儘管遭到極大阻撓，還是有學生和知識分子前來增援，各界合力反抗——《一切安好》以布萊希特式的手法復現了這一幕，其中有流血，有槍聲，有打鬥，有法共對警察和工人的雙重指責（“黨說了，不要打！”），有哀悼和沉思。類似的起義和鎮壓並非少數。左翼學生開始在工廠“紮根”（etabili，這是法國激進左派從中國借來的關鍵詞之一）。在不斷的搜捕之下，一些激進組織轉入地下——這一點《一切安好》也順帶有所表現。五月催生的行動委員會（comité d’action）中有一些到了七十年代依然活躍。以各種工會和政黨架構之外的群眾民主為模式，工人佔領工廠並接管生產場域、政治活動和日常生活的事件還是時有發生。七十年代初，拉爾扎克（Larzac）地區農民反對軍方徵地的運動又一次燎原，學生、知識分子、工人乃至環保人士紛紛參與，很快具有了全國性影響，再次體現了五月最偉大的精神：社會運動、政治抗爭、思想論辯和日常生活創新的大合流。利普（LIP）手錶廠佔領運動則開始於1973年，同樣歷時長久。當公司申請破產，工人們接管了工廠，施行自我管理（autogestion），並於次年重新僱傭了所有下崗人員。1976年公司再次資產清算、變賣，工人再次發起鬥爭。就連已經不再“激進”的《解放報》（Libération）也宣稱這是七十年代的核心“社會衝突”。“五月”也即“五月之後”。《一切安好》中最完整的情節橋段就是肉聯廠的一次短時間工人佔領。正如電影中開頭和結尾的大字所明示的，1972年也是“五月”。
紀錄片導演伊文思（Joris Ivens）於1968年拍攝的表現越戰的影片《十七度緯線》。
我會在其他場合介紹羅斯筆下狹義五月風暴的幾方面，本文將更多引述她對五月之後的鉤沉、對亡佚的抵抗，對遺忘的診斷。不過，在此之前，我希望首先以《一切安好》為五月之後的切入，這部影片不在羅斯的論述之列，但我以為是五月之後最精彩的“五月”電影，是境遇中的電影。我並非隨意使用“境遇中”一語。這部電影遠遠超出了藝術對現實的膝跳反應或鏡像投影。相反，它痛快而又痛苦地扯開五月之後的難題性和矛盾性。從國際政治到日常生活，現實中的每個人、每件事都處於政治的綿延和去政治化的“安好”之間的拉鋸。這部電影聚焦這些內在矛盾，要求對問題的決斷但不提供答案。同時，電影也不是任何現成的工具或媒介，而是矛盾的一部分，境遇的一部分。
《一切安好》中肉聯廠工人罷工的情景。
經理對著鏡頭開口說話了。雖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自信滿滿，有的是說法和看法：“我們廠從沒有受到‘五月’的汙染——直到現代……階級鬥爭？那是十九世紀的語言……我不否認社會有很多缺陷，但鬧事是出於心理疾患……我隨時可以談，可以讓步，但他們得派合法代表來，不能亂整。”工會領導也來了，要求大家立刻釋放經理，他同樣有的是說法和看法：全球資本行情，食品工業重組，市場份額，工資獎金明細……總之，各種數據。勞資談判很複雜，得靠“工人們搞不通”的數據說話，還是讓工會出面才是。有些工人們動搖了，另外女工們還得擔心家裡的丈夫有沒有接孩子、會不會做飯——她們不得不同時糾葛於這個社會給定的性別角色。不過，是不是也應該讓採取行動的工人說一說他們的道理？他們的說法和看法又如何在電影媒介中再現？
激進工人終於面對鏡頭了。他們行動的邏輯當然在經理和工會所嫻熟的話語之外（所以他們“被”命名為瘋子、破壞分子），但也不能用任何左派的所謂“主義”來解釋。他們今天的“過火”、他們“侵犯人權”的行徑，是基於工人的全部身心體驗的直接性。“就這麼簡單！但是……又有點複雜……”工人體驗的直接性為什麼“複雜”？因為它沒有自身的語言，無法轉化為“說法和看法”。但至少，工人們在顯影，在開口，在行動，也就是在對抗既有的話語——不論是各色“主義”還是社會學的實證。工人在那八小時中要麼被當作歷史的火車頭要麼被看作可更換的勞動力。但他們不僅僅存在於那八個小時之中，而是完整的人。
《一切安好》在反思電影能做什麼。在當年的訪談中，戈達爾把自己的作品和另一部反映罷工的電影《為自由而戰》（Coup pour coup）加以對比。馬蘭·卡爾米茲（Marin Karmitz）的《為自由而戰》採取高度的寫實風格，記錄埃爾伯夫（Elbeuf）紡織廠女工七十年代初佔領工廠的事蹟。但是，戈達爾認為，這部同樣完成於1972年的電影相信鏡頭本身的誠實和透明，而不去反思電影之為媒介。在《一切安好》中，雅克拍不出政治電影，正是因為他對媒介本身和知識分子身份的高度不適感。然而，反諷的是，他因此成為了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生產的一部分：廣告製作人。在片場，流行音樂伴奏下，他拍攝高度商品化的性感肉身，背景中時不時傳來越南戰場的新聞。
同時，政治也在私人生活中如影隨形。當蘇珊把對新聞媒體的沮喪感帶到了兩人的小日子之中，雅克卻勸說要把工作和生活分開：“昨夜我想性交你不想，沒關係，但不要一直這個情緒。”蘇珊反過來質疑公共生活、私人領域和性之間的切割。其實，她的邏輯和肉聯廠工人有相通之處：為什麼完整的生活感知要被分為職業活動、政治立場、私人性、愛情和性關係……傢俱生活的內景：沙發是藍的，茶壺是紅的，牆是白的。
蘇珊的出走引發了雅克的自省。他和那些肉聯廠的工人也許在68年五月的街頭就行進在一起，但當親歷他們的具體鬥爭時，他卻是“被動的”。他又想起來了他一直拍不出來的政治片。他來到外景地，俯瞰大型廠區。無形中，他還是接受了太多傳統左派的假定，太多對感知的分配：工人在廠區，所以政治在廠區，但其實政治無處不在——又似乎哪裡都不在。
由此我們就來到了該片中又一個經典的平移長鏡頭，題為“今天（2）”（Aujourd’hui <2>）。蘇珊來到（外省的）家樂福超市做“調查研究”（enquête,法國激進左派實踐的又一關鍵詞），這一場景的確是發達國家後工業消費社會的最佳寓言：所有人都在安靜、嚴肅、守紀律地採購然後排隊結賬，沒有交流，只有流通。就連各種黨派宣傳（以某種紅色小冊子的形象出現）也和“蔬菜一樣”在打折促銷。鏡頭平移到超市舞臺的極右端，衝進來一幫革命者，領頭的是一位女鬥士，由著名電影人兼作家安妮·維亞澤姆斯基飾演。他們四處奔走，但超市的秩序如常。終於，他們開始呼喊：“一切免費！”並且行動起來，幫助每個消費者把購物車填滿。這一無政府主義（準）“暴行”究竟是對消費社會邏輯的打破，還是把消費推到極致？長鏡頭回到最左端，又開始下一次平移，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人們完全不知所措，經過一番遲疑，終於開始停止結賬，木然地把“免費”的一切攬入購物車中——這種行為本身和“佔便宜”大采購毫無區別。還是沒有交流，還是隻有商品流通。蘇珊試圖採訪消費者，沒人理她。也沒人理那些革命者。這樣一個高度去政治化的後工業日常空間，有“很多很多人”，是否可能激發成一個政治情境？特警到來，警棍落在馴良的消費者頭上。超長鏡頭結束。
《一切安好》中題為“今天（2）”的長鏡頭，革命者衝進家樂福超市，呼喊“一切免費！”這一無政府主義（準）“暴行”究竟是對消費社會邏輯的打破，還是把消費推到極致？
在影片的結尾，導演只是有一搭沒一搭地給了一個愛情片俗套，告訴我們“他”和“她”和好了。誰去找的誰？兩人問題如何解決？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正如畫外音所說——每個人都應該在“語境”中生活、行動、思考。“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五月之後，一面是繼續鬥爭的意願，一面是一切安好的“虛偽”，每個人都應該把自己最切身最日常的境遇問題化、歷史化，而不是接受現成的感知。這樣才有政治。
但是，歷史本身的反諷隨後駕到。五月之後的境遇——包括電影中所涉及的一切——遭到了遺忘。可以說，今天最常見的對五月及五月之後的理解，和戈達爾所期待的語境感或歷史化恰好相反。根據羅斯的考察，這是因為在七十年代中期，另一種五月之後的“說法”開始冒泡。下文我們將看到，這一種“五月之後”以五月的遺產為名，開始了對廣義的五月（包括五月之後的激進階段）進行改寫。很快，“遺產”成為了遺忘，一種遺忘的史學，一種意識形態的複寫紙，最終在當代新自由主義語境中獲得了所謂“共識”之名，完全模糊甚或抹去了68的綿延。也就是說，在法國有兩種“五月之後”，一種是法國人簡稱的68後的左翼時期，一種是遺產/遺忘的後現代功業，而後者致力於埋葬前者。因此，在繼續討論68的後續時，我的系列評述不得不直面這重包裹著我們的迷霧。接下來我將簡介羅斯對“遺產/遺忘”的意識形態所進行的批判性研究。
為了忘卻的紀念：轉向、改寫和所謂“共識”
發達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常態有著稀釋政治化境遇的邏輯，這一點我們都不陌生，從《一切安好》的工廠經理的振振有詞中也可以窺知一二：社會的問題當然多的是，但“看看人均收入吧！”還有“馬克思、恩格斯時代”人民的困難嗎？但總有一些“找麻煩”的人。所以，“五月”是心理疾患、是“汙染”、是偏離。“五月”，作為發生在戰後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最大規模的群眾反抗，從一開始就遭到輕描淡寫，意義縮減。
克里斯汀·羅斯在2002年出版著作《68五月及其後世生命》（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
轉向，在二十世紀革命運動和激進思想的歷史中，是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對中國的語境也並不陌生。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左翼也面對著“方向轉換”“轉向”這些從日本政治運動中傳來的概念。同樣，在《一切安好》中，“方向轉換”一詞也有閃現：那位在超市中兜售政治觀點的人物，所“叫賣”的正是從法共中“方向轉換”的號召。可以說，轉向是一個主體性和歷史觀的命題，對應著革命能量的消長。如果“事件”代表了“主體性的湧溢”（化用巴丟的事件理論），那麼，轉向則意味著主體性的稀釋，既有結構的迴歸。
在“五月之後”的語境中，轉向、新哲學家和媒體的糾纏則有更具體、甚或更戲劇性的一面。羅斯對此的研究表明，這些媒體弄潮兒的“權威”地位恰恰來自於他們作為左派的過去，這既富於諷刺意味，卻又“順理成章”。他們張口閉口“我們68一代”，在轉向時，他們與其說是在反思（懺悔？），不如說是在自我吹捧、自我冊封、自我認證：“是的，我們搞了五月；我們當過左派；所以，我們的轉向才這麼有意義，我們才最有資格告訴世界，五月和五月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於是，正如羅斯所反覆強調的，通過轉向和代際修辭，前五月分子們搖身一變為媒體人格，成功竊取了五月的“代表”地位，並開始綁架五月的遺產。五月最重要的命題是“平等”，但在他們的意識形態改寫中，五月最偉大的遺產是“個人自由”。沒錯，五月採取了左翼激進主義的語言和行動，但據這些五月“代表人物”說，那一切僅僅是表象，一層薄紗，一道風景，一種煙霧。當年他們高喊毛派、無政府主義或反帝國主義口號，現在他們卻告訴大家，五月的真正內容只有“個人”、個性解放，是年輕一代對傳統的挑戰，是法國從傳統資本主義向後現代消費社會的轉型，是文化調整，是消費和享樂自由，是一次不可避免的社會調整和文化變革，是街壘之內（！）大和解、大交流的節日。這一當時令人震驚的重述已經若隱若現地遵循於消費主義、後現代主義、市場自由主義的邏輯。五月和五月之後的暴力鎮壓彷彿從沒存在過（羅斯一再指出，“五月沒有死人”，這是個謊言），工人抗爭的綿延沒有了，第三世界主義沒有了，思想論戰沒有了……從革命主體到社會學代際，從政治鬥爭到倫理衝突，這一改寫歷史的戲碼只剩下一個主角：青年學生/個體/消費者；只剩下的一個後臺導演——資本。“個人自由”的主題，一言以蔽之——去政治化。
1968年《紐約時報》對法國“五月風暴”的報道。
就這樣，隨著轉向人士們對五月的所謂“紀念”，對“五月”和“五月之後”的歷史改寫大面積出現。這類改寫有以下幾種模式、套路或方向。首先，“五月”被敘述為一種代際現象，而這種社會學分析完全遵循市場調查和民意測驗的邏輯。其次，與此相關，既然是代際衝突，那“五月”就是父子、主從關係的心理劇，是個人的成長小說，是長大成人。在八十年代，出鏡的轉向人士和前五月分子的確都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意義上的“成功人士”，而且他們大都是男性。再次，法國的（後）現代化一直在進行，“五月”只是話語、文化、意象，是陣痛的精神表徵，此外無他，如果有，那也是拖慢了（後）現代化。最後，“五月”竟成了一種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思想圖景。在這所有改寫中，這最後一種也極為離譜，因為正如羅斯所提醒的，不管福柯、德里達、拉康、阿爾都塞、布爾迪厄的思想多麼重要，他們和他們的著作同“五月”的關係並不像後人想象得那麼大。福柯當時在突尼斯，而且他似乎以此為傲，因為他喜歡歷史的邊緣位置；德里達對五月風暴態度非常保留（Bruno Bosteels的新書會探討為何解構主義只願在“五月之後”的遠處反思“五月”）；拉康對“五月”的冷感在當時完全符合人們對他的印象；阿爾都塞，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大師兼法共黨員，68年五月在住院；布爾迪厄不願讓自己的學生參加遊行。根據羅斯的調查，到了68年以後，法國人才開始大量閱讀馬爾庫塞、居伊•德波和國際情境主義著作。在運動突然爆發時，青年們真正讀過的主要還是一點點馬克思和一點點毛澤東，而幾乎所有人都讀過的思想家，只有薩特。真正參與到五月風暴和五月之後的作者們——薩特、布朗肖、杜拉斯等等——反而在所謂“68思想”之中邊緣化了。遺忘的力度不可謂不大。
總之，這種種改寫抹去了”五月”和”五月之後”最具突破性和潛能的幾大主題：平等政治、思想論爭和工人運動的結合、團結第三世界的反帝國主義。取而代之的新敘事則是：“文化變革、法國和現代性的一次約會、新個人主義的誕生”（羅斯書，215頁）。”五月”成為了“資本主義的一次春季大掃除”（183頁），而“五月之後”的政治綿延彷彿根本沒存在過。如果說在1978年這種為了忘卻的紀念還受到了“五月”繼承者的大聲質疑，引發過大規模論戰，那麼，到了1988年時，它已經加冕為“共識”，不容置疑。羅斯注意到，在紀念68二十週年的電視片中，警察的暴力沒有了，工人的流血沒有了，越南沒有了。遺忘不再需要掩飾，因為它就是共識。
羅斯對五月後世生命的書寫出版於2002年，現在，已經是2018年。今天回看，我們不得不說，這些對“五月”和“五月之後”的改寫和遺忘仍然控制著我們的想象。紀念五月風暴五十週年之際，對“五月”的庸俗化有增無減。不是有人真的以為，五月是由於大學擴招造成的嗎？又有多少人還記得外省的工人？還記得戈達爾電影中的農民，用焚燒收穫物表示抗議？左岸的街壘已經被市政改造完全抹平，現在記憶中的街壘也被共識的媒體依次拆除。今年，《紐約時報》的兩篇紀念文章，一篇以“五月革命把法國推入現代世界”為題（May 1968: A Month of Revolution Pushed France Into the Modern World），一篇要從五月的“非革命”（non-revolution）中獲取教誨。和羅斯當年所分析過的“（後）現代化”意識形態改寫可謂大同小異。紀念的力度約等於共識的霸權。
羅斯卻引我們留意1968年當年的一部短片《奇妙廠復工》（La Reprise du travail aux usines Wonder），幾位當年的電影專業學生記錄了五月之後復工那個下午的十分鐘，片中，一位女工氣憤痛哭，反對復工，（男）工友們上前相勸，“這是勝利”。然而她還是不能接受“迴歸正常”（retour à la normale）。然而……影片就這樣結束了。這位女工沒有留下名字，九十年代又有電影人想找出她，卻已難覓線索。她是無名的“五月”參與者，用羅斯的話說，她體驗過“五月”打開的可能性，並抗拒這種可能性的關閉。深刻的不適感，才是“五月之後“的基本經驗，就像《一切安好》中戈達爾借方達之口所說，“五月之後，一切都不對勁”。這樣的經驗現在卻依舊無名。這位無名女工（以及戈達爾虛構的肉聯廠女工、《為自由而戰》中自己扮演自己的紡織女工）的“五月”和“五月之後”，是“（男）新哲學家”們可以代表的嗎？今天，我們已經和五月隔開了半世紀的距離，必須竭盡全力撕破共識的迷陣，穿越遺忘的意識形態。
羅斯相信，五月的“後世生命”指向所謂“共識”的瓦解。這意味著重新體認“五月”和“五月之後”的經驗、政治和難題。這意味著從女工拒絕復工而又不得不復工的瞬間再出發。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將嘗試叩訪七十年代的文化政治複雜性，撿拾被埋沒的一份刊物，並以兩個“斷代”思想案例透視68後續的震盪、探索和矛盾。這其中，政治性的堅持和消逝凸顯出“斷代”的概念，也從法國68的語境帶出“全球六十年代”的爭議，那是”五月“和我們的最後關聯之一，那是最終意義上的“五月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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