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人犯罪而牽連無辜他人，這種刑罰制度叫做株連 。一般說來，株連又包括族株與連坐。所謂族誅，是指一人犯罪而夷滅其族，其中包括族滅，夷滅三族，夷滅九族等，它們都屬於死罪的一種執行方式。所謂連坐，則是指一人犯罪而株連他人，株連者不限親人，朋友、同族、鄰里和上下級等等都可被株連。受株連的除受死刑處，還可包括肉刑、徒刑、笞杖刑等各種刑罰，因此連坐的含義比族誅更加廣泛，但族株則更殘忍。
族誅深受宗法倫理思想的影響。中國古代強調家族倫理觀念，於是統治者就試圖用斷子絕孫的手段來警告人們不得輕易觸犯法律。
椐《尚書》記載，夏啟和商湯在出徵之前，曾訓令威脅部下，要求他們在戰爭中聽從命令，否則就會“罪人以族”，將犯者連同其子一起處死，這可以看成是族株在文獻上的最早記載。但是，正式實施族株之法的卻是春秋時期。據《史記•秦本記》記載，秦國第四代國君秦文公在公元前746年（文公20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除秦國外，其它諸侯國也不乏族刑之例。據《春秋》記載，當時有不少貴族在政治鬥爭失敗後都被“滅族”。典型的如晉靈公時期的趙盾事件。文臣趙盾與武臣屠岸賈不和，屠岸賈遂設計陷害趙盾，在靈公面前指責趙盾謀反。趙盾因此被滅族，滿門抄斬，其子趙朔當然也未能倖免。但趙朔之妻為晉靈公胞妹莊姬公主，因此並未遇害。趙朔被殺後，晉靈公把莊姬公主接進皇宮。當時，莊姬公主已然有孕，進宮後，生下一子取名趙武。莊姬公主恐嬰兒也遭殺害，由門客程嬰程嬰扮作醫生將嬰兒裝在藥箱之內，偷偷帶出宮去。十五年後，趙武方知自己是趙家後代，立志報仇雪恨。
這就是《趙氏孤兒》——中國十大古典悲劇之一——的歷史出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趙氏滿門被株，參與發兵絞殺趙家的晉國主政大臣欒書，死後其家人也遭同樣厄運。史書上記載，欒氏隨後亦被排擠，後來晉“盡殺欒氏之族黨”，欒氏五世為卿，自此覆亡。
戰國時期，族株開始走向制度化，其中尤以秦國商鞅變法為代表。商鞅為法家代表，崇尚“以刑去刑”的重刑主義立場，將株連制度法典化。《前漢書》謂：“秦用商鞅，造參夷之誅”。所謂“參夷”，也就是株三族。不過，讓人感謂的是， 商鞅後來亦遭極刑。秦孝公突然去世，即位的秦惠文王以意欲謀反為名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至邊境，因沒有公函證明，被客店拒之門外。店家告訴他，這是“商鞅之法”。商鞅逃往魏國，被魏國拒絕入境。此前，商鞅曾攻打魏國。商鞅想回封地抵抗，但軍隊直接歸中央指揮，自己無權調動，而這也是“商鞅之法”。最後，商鞅被處以車裂之刑，全家遭到族滅。可謂作繭自縛，自作自受。
商鞅變法之後，秦國的刑法，不僅有誅三族，甚至還發展到誅七族。刺殺秦始皇未遂的荊柯，其七族皆被誅殺，以至後世鮮有荊姓之人。何謂七族？一種解釋是：“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另一種解釋是：“父之姓，姑之子，姐妹之子，女之子，母之族，從子及妻父母，凡七族也。”無論哪種解釋，犯罪者的親屬幾乎誅殺殆盡，可謂駭人聽聞。
及至秦朝，族株制度已經系統化。根據罪行的嚴重性，大致可以分為“夷三族”和“族滅”。前者大都是謀反重罪。如曾經翻雲覆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秦宰相李斯，最後就是被趙高誣為謀反，被秦二世夷其三族。這裡的“三族”究竟是哪三族，歷史上一直眾說紛紜，有說是父母、兄弟、妻子；有說是父族、母族、妻族；也有說是父、子、孫；還有說是父親的兄弟、自己的兄弟、兒子的兄弟。無論如何，這種刑罰都是處死犯罪人一定範圍內的全部親屬。“族滅”對應的罪行則相對較輕。比如秦始皇在下令焚書坑儒時曾謂“以古非今者族”，此“族”正是指“族滅”，被殺之範圍大致就是罪人的妻子和子女。
至於“夷七族”，則是法外用刑的一個典型，皇帝皇權不受約束，生殺予奪，可見一斑。其實，無論是“族滅”、“夷三族”甚至“夷七族”本身都是極具任意性的濫刑。它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和適用標準，“族”、“三族”、“七族”並沒有明確定義，只要最高統治者認為罪大惡極，欲斬草除根，他就可以興之所發，任意擴大範圍。
殘酷的刑罰、暴虐的統治使得秦朝自食惡果，二世即滅，第一個皇權僅僅15年就土崩瓦解，帝國落入亭長出身的劉邦手中。
秦亡以後，西漢統治者曾採取一系列減輕刑罰的措施，但仍然保留族誅之刑。據《漢書•刑法志》所講：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法網疏漏，但仍保留夷三族之法。被判處“夷三族”之人，首先要“具五刑”，也即要混合使用肉刑、恥辱刑、死刑等多種刑罰。具體而言，罪人額上先被刻字染墨，割掉鼻子，斬掉左右腳趾，杖斃罪人，懸頭示眾，並將身體當眾剁成肉醬 。如果罪人膽敢詛咒辱罵，那麼行刑之前還要被割舌，該刑罰之殘酷，令人髮指，而大興株殺功臣風氣之先的劉邦就是將彭越、韓信以此刑論株的。
劉邦死後不久，呂后曾一度廢除“夷三族”之刑。漢文帝劉恆即位之初，也曾宣佈廢除此刑。但後來，由於新垣平欺騙文帝，文帝大為光火，於是恢復此刑。新垣平何許人也？他乃一術士，因為劉恆好鬼神之事，於是投其所好，自稱善於“望氣”。一次他對劉恆說，長安東北有神，結成五彩之氣，好像人帶的帽子。於是，劉恆就下令在渭陽修建五帝廟。建成後，劉恆到五帝廟祭祀五帝，對新垣平倍加寵幸，封為上大夫，賞賜黃金一千斤。後來有人檢舉新垣平所說都是在欺騙，被查證屬實，文帝一怒之下，遂決定將新垣平 “夷三族”。這樣“夷三族”又得以恢復。後世有人因為新垣平一事，認為乃文帝盛德之玷。
“夷三族”之刑到曹魏時期有一些變化，其突出表現就是已嫁婦女不再緣坐父母之刑。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毋丘儉起兵反對輔政大臣司馬師（司馬懿之子，其弟為司馬昭。後其侄司馬炎代魏稱帝，建立晉朝，追尊其為景帝），兵敗被殺。當時法律規定，謀反要被“夷三族”，毋丘儉的兒媳荀氏也在株殺之內，但荀氏家族與司馬家族有聯姻關係。為了救出荀氏，司馬師遂要求魏帝下詔，允許荀氏與夫離婚。但是荀氏之女毋丘芝雖然已嫁人，但作為毋丘儉的孫女仍然要被處死，只是因為毋丘芝已經懷孕，被關押在監，等待分娩之後被處死。其母荀氏多方營救，最後向擔任司隸校尉的何曾求情。於是何曾授意下屬主簿程鹹上書朝廷，稱：婦女在父母有罪和丈夫有罪時都要緣坐處死，這不太公平，所謂“男不得罪於它族，女獨嬰戮於二門”，“一人之身，內外受闢”。為此建議朝廷修改法律，未婚女子只緣坐父母之罪，出嫁後只緣坐夫家之罪，朝廷接受了這個建議，於是修改法令，規定株連不及於出嫁之女。
西晉時，此刑又有所改變。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解結被人誣告，當夷三族，其女恰好次日出嫁。夫家欲援引“嫁女不坐”的法律救她一命，讓她提前一天過門。但解女因家事傷心欲絕，說“家既若此，我何活為！”決定與家人同赴刑場，這引起輿論一片同情。於是朝廷又一次修改法令，規定女子無論嫁否，株連一律不再處死，只是沒為奴婢。
東晉初年，“夷三族”曾被廢止。其實在此前，對於士族高門來說，也大多未實行三族之法。更為典型的例子是明帝時大將軍王敦謀反，事平後，其家族成員也並未牽連。在筆者看來，究其實質，主要是因為東晉特殊的政治結構。
以王敦謀反為例，當時司馬氏皇權不穩，必須依仗門閥士族的支持，而王氏家族在當時實力最強，時人皆稱“王與馬共天下”。所以晉元帝司馬睿對於王敦謀反只能忍氣吞聲，王敦初次引叛軍入都城建康，司馬睿甚至有退位讓賢之意。待到司馬睿駕崩，其子晉明帝即位，王敦再次起兵謀反，雖然王敦兵敗病死，但王敦家族成員仍安然無恙。這是因為當時宰相王導（王敦族弟）仍然穩控朝中大權，皇帝也奈何不得，所以只能聽之任之、網開一面了。事實上，王敦謀反，王導甚至參與其中。王敦初叛入京，殺朝臣周伯仁、戴淵都曾諮詢於王導。王導後來曾說“吾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後來王敦再叛，王導也曾密告軍情。
因此，東晉初年，“夷三族”刑罰之所以閒置，並非統治者的寬大仁慈，而更多是因政治力量角逐的結果。當明帝站穩腳跟，藉助實力強大的將軍郗鑑牽制王氏家族，遂於太寧三年（公元325年）又“復三族刑”。當然，此時該刑仍不及婦人，這也算是對前朝律法的一種尊重，間接上緩解了族株之刑的殘忍性。
此後，族株逐漸走向規範化，僅限於謀反、大逆等反對皇帝的罪名，女性株連只被罰沒為奴的司法慣例也被後朝法典所吸收。南朝梁天監二年制定新律令就明確規定：“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姐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北魏亦規定：“大逆不道腰斬，株其門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沒縣官。”根據法律規定，僅父子從坐棄市，女子僅被沒為奴婢。
隋朝定《開皇律》時，也只規定“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顯然，在法典的正式規定中，“夷三族”的範圍已明顯縮小，當罪人謀逆，僅父親、兒子、兄弟被株殺。但是，封建帝王“口含天憲，朕即法律”，並不受法律的約束。隋煬帝楊廣就發明了“株連九族”之刑——
《隋書•刑法志》稱：“及楊玄感反，帝株之，罪及九族。”《唐六典》對此亦有記載：煬帝“末年嚴刻，生殺任情，不復依例。楊玄感反，株九族，復行裂首，磔而射之。”“生殺任情，不復依例”！寥寥八字，楊廣的殘酷以及皇權的廣無邊界，被勾畫的淋漓至盡。九族者，一說認為上至高祖，下至玄孫。而按王應麟《小學紺珠》的說法，則指“九族者，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姐妹之子、女之子、己之同族也。”總之，一切親屬盡在株殺之列。至楊廣始，“株連九族”正式進入漢語詞彙。
唐朝統治者吸收隋亡教訓，極大的限制了族株的範圍。《唐律》規定，僅“謀反”“大逆”兩罪適用族株。其株殺範圍為“父子年十六以上一同處死，其它親屬均免死刑”。罪人謀逆，兄弟也不再被株。
唐太宗時，房強因弟弟房任謀反而將被處死，死刑判決建議到了太宗手上，他覺得情有不安，命令官員詳議此事，“反逆有二：興師動眾一業，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均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耶？”房玄齡等議曰：“禮，孫為父屍，故祖有蔭孫令，是祖孫重而兄弟輕。”於是法律出現變化，“……令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沒；惡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也就是說，謀逆罪人僅父子受死，祖孫兄弟不再從坐被株，只被罰沒為奴流放之。
貞觀十七年，刑部以這種規定太輕，要求恢復夷族之法。當時的給事中崔仁師駁斥說：“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之酷法變隆週中興？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唐太宗採納了他的觀點。
但是，在實際層面上，法律的規定卻被屢屢突破，武則天時期著名的酷吏來俊臣被誅殺時，“國人無少長皆怨之，竟剮其肉，期須盡矣”，屍骨被踐踏如泥。則天皇帝又下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 赤族之誅，就是滿門抄斬，一個不留。古時多數代同堂，兄弟同居，赤族之誅顯然不止來俊臣父子受死。又據《新唐書•酷吏傳》記載“楊慎矜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楊慎矜、楊慎餘、楊慎名兄弟皆為隋帝楊廣的嫡系玄孫，也不知道這種族誅是否與楊廣有關。
時至明、清，族刑株連的範圍又呈擴大之勢，以明朝為甚。明太祖朱元璋毫不掩飾自己對重刑主義的偏好，他所授意制定的《大明律》加重對“謀反”“大逆”等罪的懲罰，罪人不僅本人凌遲處死，其祖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十六以上一律處斬。這種規定，較之前朝，嚴苛太甚。
在朱元璋時期，族株的最大對象就是有功之臣。株連最廣的要數 “胡（惟庸）獄”和“藍（玉）獄”，幾將開國功臣一網打盡。胡惟庸為明初丞相，深得朱元璋的寵信，因而持寵而驕，專權跋扈，朝中有人命生死及官員升降等大事，往往不奏徑行。對於不利於自己的奏摺，則匿而不奏。很多鑽營之徒莫不爭相投其門下，奉獻金帛財物，不可勝數。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的罪狀誅殺胡惟庸，又殺御史大夫陳寧、御史中丞塗節等數人。
十年之後，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以胡黨為題大開殺戒。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被賜死，時年已七十六歲，家屬七十餘人被殺。同時被殺者，又有陸仲亨等列侯多人。總計先後株連蔓延被殺者共三萬餘人。
此後，朱元璋又興藍玉黨大獄。藍玉為朱元璋愛將，驍勇善戰，立下無數戰功，被封為涼國公。但後來驕奢淫逸，橫行無道。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藍玉被告謀反，連坐被族誅達一萬五千多人。
但這還不是最殘酷的刑罰。及至方孝孺案，明成祖朱棣竟有“株十族”的“發明”。當時朱棣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孺之名起草自己的繼位詔書。但方孝孺拒不合作，在詔紙上大書“燕賊篡位”數字。朱棣威脅道:“汝獨不顧九族乎?”方孝儒大喝：“便十族，奈我何！”盛怒之下，朱棣命衛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開，一直劃裂到耳邊。然後，將其九族親眷外加門生數人，湊成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依次碎剮殘殺於方孝孺面前。最後，方孝孺被凌遲，時年四十六歲。對於方孝孺案，《明史》謂：“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裡為墟。”這意思是說，殺人就像拉瓜藤，瓜互相牽連，故稱瓜蔓抄。
清律在族刑上完全照搬明律，在具體執行上甚至更為寬濫。其中尤以大興文字獄，濫用族刑，為史家所詬病。按清律，凡謀反者和共謀，主犯凌遲處死，三代內父、子、兄弟、及同居之叔伯兄弟及子中 16 歲以上男子全部斬首，不滿 16 歲的男童閹割後罰為奴，母、妻、妾、姐、妹、不論長幼全部罰為奴。
而文字獄的犯人無一不是謀反罪。號稱盛世的康、雍、乾三朝興文字大獄竟達七、八十起之多，挖空心思、捕風捉影，株連之廣泛，處理之殘酷，讓人匪夷所思。曾任大學士，執掌翰林院的梁詩正甚至總結出了這樣的經驗：“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燬”。知識分子只能脫離現實、皓首窮經。龔自珍敘及此事，稱之“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全為稻粱謀。”意思是說一談到文章方面的事，我就趕緊走人，別惹禍上身，寫書純粹是為了混口飯吃。
今天，族誅這種株連制度已被拋入歷史的垃圾桶，現代刑法理念倡導罪責己身，反對株連。但是制度上的廢除並不意味著株連就一去不返，文革期間它就曾借屍還魂，至今讓人心有餘悸。對此，我們不可不警惕：明天，它還會回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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