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胸臆”
“
90年前，王國維一頭扎進頤和園昆明湖裡。
他的投水自沉，成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一樁重大事件，一個難解的謎題。
劉小楓曾在《拯救與逍遙》中說：中國詩人自屈原之後少有自殺，走向陶淵明和蘇軾式的逍遙之路——政治失意，信念受挫時迴歸田園，或自怡自樂。直到近代王國維受到西方叔本華悲觀思想薰陶，才又看見中國詩人的自殺。
王國維所處的是一個政治紛亂的時代，也是一個“禮樂”崩壞、精神斷裂的時代，他又極具敏感的詩人兼哲人氣質，如他自己所說，“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胸臆”。
王國維生前知己陳寅恪曾說：“縱覽史乘，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是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終於消滅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
在王國維自殺的8年前，梁漱溟的父親、學者梁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留萬言遺書說：“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
有人說，為人類提供巨大精神支持的，總是那些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的絕望者。絕望者之所以絕望，是因為他真正熱愛生活。
”
1927年6月2日，離端午節還有兩天。
如往常一樣，王國維早起梳洗，至飯廳早餐。按王家規矩，孩子必須與父母同進早餐，是不準睡懶覺的。餐後，王國維進書房小坐，似乎在整理東西。隨後，他獨自一人前往清華學堂。
在研究院教授室，他和同事們商議下學期的招生事宜，並囑咐辦事員去他家把批改好的學生成績稿本取來，他拿出昨晚給學生謝國楨題的紙扇，想了一下，把上款由“兄”改為“弟”。
處理完這些事，他向研究院辦公處秘書侯厚培借兩元錢，侯厚培身邊沒有零錢，就遞給他一張五元紙幣。兩人又聊了許久。
王國維離開辦公室，走到清華南校門口，叫了一部人力車，讓車伕送他去頤和園。到頤和園門口，他付了洋角五毫，交代車伕在這裡等候。
上午10點多，王國維步入頤和園，沿著長廊慢慢走，在石舫前坐了片刻，然後向東進入魚藻軒，抽了一會兒紙菸。大約11時，一個身影從石階上縱身入水，激起了巨大的水花。
園中清潔工聞聲趕過來救助，待撈起後，人已斷氣。他把頭埋入淤泥，窒息而死。當時湖中水淺，死時，衣服背後未溼。
當天下午，消息已傳遍清華校園。晚7時，吳宓、校長曹雲祥、教務長梅貽琦等二十餘名清華師生趕到頤和園。
6月3日下午，法醫到現場驗屍，從王國維內衣袋裡搜出遺囑一封，字跡清晰：“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王國維三子，此時剛從上海轉入燕京大學）先生收。”
自絕書以十六字開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短暫的黃金歲月
在清華園的兩年，是這位常年生計窘迫的窮書生一生裡難得的安舒時光，也是他個人學術成就的頂峰時期。
為了請到王國維，清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秋，清華決定從留美預科學校變更為大學，並籌備國學研究中心。時任校長曹雲祥特意向胡適諮詢意見，胡適表示：“非第一等學者，不配做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
胡適與王國維有過多次書信往來，曾向王國維請教詞史、戲劇史方面的問題。12月8日，在胡適陪同下，曹雲祥去拜訪了王國維在北京地安門內的寓所。
1925年1月中旬，胡適寫信給王國維，附上了一紙清華研究院的聘約。王國維這次並未回絕，只說需“一週考慮”。這讓胡適有了為清華繼續遊說的希望，他又寫信說：曹君許諾“先生到校後，一切行動均極自由”，“鄙意亦以為先生宜為學術計，不宜拘泥小節。”
這番話，顧慮的是王國維與遜清皇室的關係。
2月中旬，吳宓去王國維家中送清華聘書。一進廳堂，他先恭恭敬敬行三鞠躬。王國維到職後，對吳宓說：“我本不願意到清華任教，但見你執禮甚恭，大受感動，所以才受聘。”
清華本想請王國維出任院長之職，因王國維堅辭不就，後改聘吳宓主持研究院院務工作。
最終，清華國學院聘得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為教授，李濟為講師。為表示他們的身份高於一般教授，並稱為“四大導師”，極一時之選，堪稱中國學術史上再難複製的“神話”。
2001年，畫家陳丹青為清華大學90週年校慶創作了大型油畫——《國學研究院》。左起：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2001年，畫家陳丹青為清華大學90週年校慶創作了大型油畫——《國學研究院》。畫面呈棕黃色調：王國維居中，頭頂瓜皮小帽，身著罩衫馬褂，戴一副圓眼鏡，雙手籠在袖裡，神情憂鬱凝重；梁啟超在左側稍前，佔去畫面最多位置，自有一股政治家氣度；右側是戴毛皮帽子、著青色長袍的陳寅恪，神情天真裡透著執拗；最左是西裝革履的趙元任；最右為吳宓。
在學生們的追憶中，梁啟超是四大導師中最活躍、最喜歡向學生髮表意見的一位。但他有事都會和王國維商量。碰到學生來請教問題，他有不瞭解的，就說“去問王先生”。
對學問廣博精深的王國維，國學院同仁和學生們都報以十分的尊敬。
在清華，王國維擔任經學小學導師，主講《古史新證》、《尚書》和《說文》。據學生回憶，上《尚書》課時，王國維向學生鄭重宣佈的第一句話是：“諸位，我對《尚書》只懂了一半。”這番開場白，讓清華學生們感受到這位首席導師的老實，也領教到這背後的自信。
無論給學生上課還是答疑，遇到回答沒有把握時，王國維會明確地說“不甚清楚”。有時，他會點起一支菸，顯然在思考。仍然想不起來，他再告以“不甚清楚”。
王國維長女王東明晚年在臺灣完成的《王國維家事》，揭開了王國維在學術之外的尋常生活。
王家租住了位於清華西院的16號和18號房。16號是王國維研究寫作的所在。正中一間房為客廳，西邊就是他的書房。書房前面臨窗，其餘三面牆被高至牆頂的書架所覆，臨窗處設有書桌一張，兩旁各有木椅一把，主要備學生來請教答疑時用。書房正中間是一張藤椅，供他休息、思考時用。
每次王國維寫起文章來，桌上、椅上、茶几上，甚至地上，都攤著翻開的書。每次，他都是寫完文章才會整理。等到第二篇著作將要動筆之前，書又隨處攤滿了。這地方，他從不讓人整理。
中午，他穿過後門回18號午飯，稍事休息，抽支菸、喝杯茶，與家人閒聊數句，一點多鐘又回書房工作了。下午兩點鐘，18號東間房傳來王家孩子的讀書聲。
在清華園裡，王國維和趙元任、陳寅恪、朱自清來往最多。
王國維沒有娛樂消遣，唯一的愛好就是買書。在北京城，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廠，在那裡可以消磨上大半天。遷居清華以後，他去的次數少了。一次，他從城裡回來，臉上滿是笑容，到了房間把隨身的包裹打開，裡頭是一本書。他告訴太太：他要的不是這本書，而是夾在裡頭的一頁舊書。“我看到的不過是一張發黃的書頁。”王東明說。
沉靜內斂的王國維很少流露情感，但他很愛孩子們，一有空閒就把他們抱在懷裡。
在清華時，最小的孩子已經6歲。家裡養了一隻波斯貓。王國維有空坐下來，呼一聲貓咪，它就跳到他膝蓋上。他用手撫摸著貓的長毛，貓就在他的膝蓋上打起呼嚕來。後來，這隻貓不見了，潘夫人找遍了園裡的各個角落，都不見蹤影。
孩子們在家，總愛跑到父親工作的16號院去玩耍。潘夫人擔心他們吵擾丈夫，時常拿著一把尺子裝模作樣要把他們趕到後院。於是，孩子們躲到王國維的身後。王國維一邊拿書繼續讀著，一邊母雞護小雞似的擋在太太面前，滿屋子轉。這番景象常常引得潘夫人啼笑皆非。
在安靜清雅的清華園裡，王國維把離世前的最後兩年傾注在蒙古史、元史的研究和撰寫上，完成著述如下：
1925年作《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蒙文元朝秘史跋》、《蒙韃備錄跋》、《魏石經考自序》、《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耶律文正公年譜》、《古行記四種校錄》、《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重刻施國祁元遺山詩箋註序》、《韃靼考附年表》、《遼金時蒙古考》、《韃靼考》、《長春真人西遊記注》、《元朝秘史地名索引》等。
1926年作《記現存歷代尺度》、《克鼎銘考釋》、《樂庵居士五十壽序》、《宋代之金石學》、《耶律文正年譜餘記》、《古史新證》等。出版《蒙古史料校注四種》。
1927年作《黑車子室韋考》、《萌古考》、《金界壕考》、《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水經注箋跋》、《中國曆代尺度》、《莽量考》等。
一如好友蔣汝藻兩年前力勸他切斷和溥儀小朝廷的藤葛，接受清華聘任時所說的那樣——“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有用文字，即為吾人應盡義務。”
沉重的辮子
——自有隱痛在心中
在清華園中，有兩位先生的背影，遠遠一看就能辨認得出，一為王國維，一為梁啟超。梁啟超的肩膀有高低，王國維則因為腦後的辮子。
每日清晨洗漱完畢，潘夫人都會替他梳辮子。一次大抵是事多心煩，夫人嘀咕了一句：“人家的辮子都剪了，你留著做什麼？”
一向寡言的王國維開口道：“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每次學生們回憶當年上課的情景，最獨特的細節是：每次他轉向黑板寫些什麼的時候，垂在腦後的細長辮子輕輕從學生眼前掃過，“和黑板上的殷墟文字一樣，給人一種悠遠、夢幻般的感覺。”
在世時，王國維的辮子就引起過許多人的注意和討論，他也因此被歸為“遺老”之列。洋派人士胡適晚年作口述，說起王國維的小辮子，評價是：“真難看！”
日本著名漢學家青木正兒曾在一篇《王靜安之辮髮》中寫下自己的不解：
曾經接觸過西方新文明的先生，在壯年時還頑固地留了髮辮，即便是我也不能不感覺到有一點滑稽。然而現在一看到那髮辮，我就想著那實在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東西。那髮辮實在是標榜著先生的主義的東西。這就是所謂的“餘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那是牢固地組合了先生的信念、節義、幽憤的所在。
在當時的許多人看來，用留辮子來作效忠清室的表徵，好像沒有必要。清廷早在遜位之前就頒佈了剪除髮辮的明諭。據末代皇帝溥儀在《我的前半生》裡回憶，他自己在召王國維入值南書房前就早早剪去了髮辮。
雖然有過兩次“入朝”為官的經歷，其中一次榮耀至極——做了溥儀的師傅，陪廢天子讀古書，王國維終其一生仍是個遠避政治的書生，也並無真正明確的政治信仰。
這一條看來古怪的辮子，與其說是政治的，倒不如說是情感的、文化的，代表著他無法割捨、放棄不了的一些舊物。
當年年底，蔡元培被黎元洪大總統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他懷著“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理想，一心想把北大辦成有崇高學術地位的高等學府。他很希望能請到這位國學大家。
蔡元培先寫信給王國維的同鄉和朋友馬衡，表示想聘王為“京師大學堂教授”，王國維推辭了。1918年，蔡元培再次托馬衡出面禮請，又被王國維以遷家北上有困難為由婉言謝絕。
馬衡深知羅振玉對王國維的影響力，1920年他請羅出面勸說王國維。羅振玉當著馬衡的面寫了推薦書。第二天一早，又另寫信給王國維，說明昨晚的信“不得不以一紙塞責”。王國維再次以“遷地為畏事”回絕了馬衡。
孜孜以求的馬衡一次又一次地送達蔡元培延請的心意，最後提出請王國維擔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這樣就無須“遷地”了。在北大當助教的顧頡剛特意到上海面請王國維，並帶來了北大薪水。王國維拒收，但留了餘地。隨後，北大國學門正式寫信懇求，“大學同人望先生之來若大旱之望雲霓。”
這回，王國維終於答應了。但是，他幾次三番拒收北大派人送來的薪水。
前清翰林出身的蔡元培體會到了王國維的心意，他以特有的智慧托馬衡轉告王國維：這是郵資，不是薪水，既然靜安先生已經接受了通訊導師的名義，那麼“郵資”總該接受的。
這番言辭，讓王國維打消顧慮，收下了北大送來的每月二百大洋“束脩”。
王國維此時在上海的生活清貧窘迫。在他給親友的私人書信裡，可以得知他當時的處境：薪水微薄，米價、物價日貴，家中又添人口，東挪西補，央人借貸維持開銷，遇到家中有人生病，孩子上學要交學費，日子越發難過。
這讓人聯想到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齊。在一個易代鼎革的時代，以前朝遺民自居的人能不能拿中華民國國立大學的俸祿呢？可以想象王國維內心的煎熬。
出任北大通訊導師後，一向嚴謹的王國維自然兢兢業業：他為北大出研究題目，通過書信指導學生讀書、做學問，為北大出版的《國學季刊》供稿，還向馬衡建議在北大設立滿藏文講座。
他的學問贏得了學生的尊敬。1922年春，顧頡剛寫信給王國維說：“服膺十年，前日得承教言，快慰無既。唯以拙於言辭，不能自達其愛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問業，如蒙不棄，許附於弟子之列，剛之幸也。”
看到年輕人對研究中國古文化有熱心，王國維也十分高興。他在給馬衡的信裡寫到，已經見過北大的兩名年輕助教鄭介石、顧頡剛，說“二君皆沈靜有學者氣象，誠佳士也”。
1923年，王國維接受遜帝溥儀“御詔”，北上入值南書房，北大專門為他的到來辦了一場歡迎會。
當時，北大學生時興給遺老遺少們剪辮子。王國維出入北大，卻安然無恙。他自有一種沉靜莊嚴的氣度，沒有學生敢於或者忍心去侵犯他的尊嚴。
王國維在北大的任教就職，卻因一樁事件而中斷了。
辛亥革命後，清遜帝溥儀經常託人把宮中寶物偷帶出去變賣，以維持宮中開銷。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因此發表了一個反對清皇室出賣國寶的宣言，裡頭直呼其名地點了溥儀的名字。
此時，王國維“以考古學者之資格”站出來為清皇室說話。他批評北大學生：清皇室的財物本屬私產；按中華民國政府簽訂的《清室優待條件》，民國國民應待清遜帝以外國君主之禮，“今《宣言》中指斥御命至於再三，不審世界何國對外國君主用此禮也。”
他於是以“近來身體羸弱，又心緒甚為惡劣”為由，停止了在北大的導師任職。
王國維生前好友陳寅恪曾說：“縱覽史乘，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是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終於消滅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
賢者拙者如王國維，心有大隱痛如斯。
新舊之人
29歲那年，在北上就任清廷學部“總務司行走”的幾個月前，王國維寫了一篇《屈子文學之精神》。此時，正值清廷宣佈“預備立憲”，有志新學的人似乎大有可為。
文中，王國維把中國的道德政治理想和詩道傳統分為兩派，一派是入世的帝王派、國家派和貴族派，他們熱情進取、內心堅韌，常有廟堂之憂；一派是出世的隱士派、個人派，這一派逍遙超脫，寄情於江湖之間。按其地理文化淵源，他稱前者為“北方派”，後者為“南方派”。
無論是道德政治理想還是詩歌想象，這兩派文化傳統都與社會現實構成一種衝突性的緊張，因為“詩之為道，既以描寫人生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
於是，“南方之人，以長於思辨而短於實行，故知實踐不可能，而即於理想中求其安慰，故有遁世無悶，囂然自得以沒齒者”；“若北方之人，則往往以堅韌之志，強毅之氣，持改作（社會）之理想，以與當日之社會爭。”
在王國維看來，屈原兼具“北方人之情感”與“南方人之想象”，一方面潔身自好，有所不為，這是南人的超脫；另一方面又輾轉激憤，為所不能為，這是北人的執著。集南人北人品性於一身，無法超脫又堅毅執著，糾纏不清，執擰不開，投江自沉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宿命”。
屈子之自贊曰廉貞，餘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女嬰之詈，巫咸之佔，漁父之歌，……皆不足以動屈子，而知屈子者惟詹尹一人。蓋屈子之於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於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慼，其於懷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
1923年，經前清大學士升允舉薦，王國維入值清遜帝“南書房行走”，成了末代皇帝的“師傅”。升允也和羅振玉有極密切的關係，兩人後組成小朝廷中的一派力量。
“南書房”設自康熙十六年，是清代皇帝文學侍從值班的地方。康熙帝在乾清宮西南角特闢房舍以待，名“南書房”。在翰林等官員中，“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入值，稱“南書房行走”。由於“非崇班貴檁、上所親信者不得入”，隨時承旨出詔行令，使南書房成為皇帝的機要秘書機構。自雍正起，另設“軍機處”，南書房不再參預政務。
清初不少著名文人學者入值過南書房。對士人來說，這是至高榮耀——既是對自己一生學術的肯定與褒揚，也意味著成為儒家入世的最高形式的代表——帝王師。
溥儀對這位師傅可謂天恩浩蕩：入值三個月後即賜五品銜並食五品俸，次年二月又賜紫禁城內騎馬。
王國維也心懷感恩。在給羅振玉的一封信裡，王國維書呆子氣十足地援用某書中的詩句為證，說自己所得的騎馬之賞，在康熙年間有先例，此後“內廷二品官亦有不得者”，若在承平年代，是“特之又特矣”。“報稱之艱，公將何以教之？”
滑稽的是，緊接著又說上月津貼未發，自己和人商量借款二百元，於年下歸還，還請羅振玉方便時幫忙向對方再提一下——他要靠借債度日來領受這樣的浩蕩天恩。
很快，這位老實書生身不由己，捲入小朝廷裡的權力紛爭。
羅振玉進入紫禁城後，展露出越來越強烈的政治野心。他資助、擁戴滿清“遺老”升允上位，企圖搞倒鄭孝胥一派，同時拉攏以陳寶琛為中心的另一派遺老勢力，頻頻寫信催促王國維按他的意思遞摺子，讓他在溥儀面前多談論用人之道，並建議他多向皇帝的英文老師莊士敦施加影響。
在權力遊戲裡，羅振玉玩得不亦樂乎，王國維的處境則越來越艱難。生性清高自守的王國維不願捲入這些紛爭，他對羅氏的所言所行也有了諸多看法，因而不願按羅的指示行事。
這讓視王國維為同黨的羅振玉非常不滿，他在給王國維的信裡寫道，“高見與弟十九不合”，抱怨說“勸公之北上，不免蛇足”。相交三十多年後，兩人的裂痕產生。
羅振玉後來籌劃了聯合日本關東軍、日本浪人組織以實現復辟滿清帝制，並在偽滿洲國任參議府參議、滿日文化協會會長等職，被當時人批為“漢奸”。
小朝廷裡的烏煙瘴氣令王國維心煩不已，他幾次三番想從中抽身而出，遂向羅振玉提出以“請假”方式告辭，心想以後“閉門授徒以自給，亦不應學校之請，則心安理得矣”。
1924年，馮玉祥的軍隊把大炮架在景山，對準紫禁城，等於撕毀了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和清政府議和代表於1912年簽訂的《皇室優待條例》。在一班隨從的護送下，溥儀逃離紫禁城，先躲進日本大使館，後又前往天津。
原本決意離開的王國維此時選擇伴駕左右、不離半步。他還和一幫遺老相約投神武門御河，後被家人看住，沒能成就“君辱臣死”的大節。這番“忠義”之舉，在遺老們那裡博得一片讚歎。
王國維的內心是苦澀的。在給老友、藏書家蔣汝藻的信裡，他訴說了“數月以來，憂惶忙迫，殆無可言”的心情，“然窮困至此，中間派別意見排擠傾軋，乃與承平時無異”。他決定就清華之聘，“收召魂魄重理舊業耳。”
1925年，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教師合影。前排左起：李濟、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後排左起：章昭煌、趙萬里、梁廷燦
老友的回信明確而乾脆：此去清華就職，應是王國維最好的選擇；自己早就想勸他離開小朝廷。勸他勿再留戀，斬斷種種藤葛，“從此脫離鬼蜮，垂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有用文字，即為吾人應盡義務。”
“至於挽回氣數，固非人力所能強為……來日大難，明眼人皆能見到，生死有命，聽之可也。”
“來日大難，明眼人皆能見到。”知力深沉若王國維，如何又看不明白呢？
對於清室，他至死都有一種“去之既有所不忍，就之又有所不能”的心理——“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王國維在頭腦裡接受、消化了西方的哲學、美學，但在心靈、在道德和文化上完全是一箇舊式文人。
辛亥革命後的一片亂世之象，也令他徹底悲觀：袁世凱背信棄義，軍閥間混戰，馮玉祥毀約“逼宮”。這個世界真的會好麼？
1926年中秋剛過，長子王潛明在上海因傷寒症復發病逝，王國維悲痛不已。
王國維拒絕了。
新舊往復
王國維曾用史家之筆追溯過北宋末年守太原之副總管的先祖王稟之的忠烈事蹟：
城陷時，被圍二百五十日矣，公率羸兵與金人巷戰，身被數十創，遂入原廟中負太宗御容，與子合門袛候荀赴汾水死。
七百年後，王國維選擇了與他的遠祖王稟之父子同樣的人生終局——投水自沉。
1877年，光緒三年，王國維出生於浙江省海寧州城內雙仁巷王宅中。
這裡是清代乾嘉學派文風昌盛之地。其父王乃譽在鄉里有文名，少時孤貧失學，曾在茶漆店做生意，後在溧陽縣令府中當了十餘年幕僚。王乃譽聰明過人，能詩善畫，長於篆刻，身後留下日記、詩歌、畫、古錢考等雜著11種，如今都保存在上海圖書館。
王國維5歲那年，祖父去世，王乃譽回鄉，自此守孝課子。他每天佈置王國維習字、寫詩，親自批改訂正。他對長子寄予厚望，常在日記裡留下恨鐵不成鋼的感慨。
王國維7歲時就讀於鄰傢俬塾，學四書，寫八股文，接受傳統舊式教育，16歲州試中秀才，和同鄉另三位舉子並稱“海寧四才子”。他好讀各類古籍，對科舉應試興趣寥寥。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變法維新之說興起。這股新風也吹進了這座浙東小城。王國維和同城來往的秀才們談論起新學，他常常借來上海出版的《時務報》一讀。這時，海寧開始有留日學生。一心向往新學的王國維因家貧不能成行，鬱鬱寡歡。
1896，黃遵憲、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籌辦《時務報》，邀梁啟超主持筆政。主編《時務報》時期，梁啟超以新穎犀利的議論和通俗流暢的文字，寫出了《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統闡述維新變法理論。他還大力介紹西學，明確提出要改革中國羸弱落後的面貌，就必須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制度。
《時務報》的影響迅速擴大，數月間銷量即達一萬餘份，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具有很強的感染力，“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
王國維在海寧結識的好友許家惺當時正在《時務報》任職。1898年，許因事回鄉，託王國維代職。王國維欣然同意。當年農曆正月，在其父王乃譽的護送下，22歲的王國維坐王升記輪船奔赴上海。
在報館裡，王國維月領薪水12元，具體工作是校對報紙、代寫信作文、校對書籍。後得報館准許，每天在工作之外去東文學社念三小時外文。
在那裡，王國維結識了對他一生影響極大之人——羅振玉。
羅振玉，江蘇人士，近代金石學家、古文字學家。早年因科舉不順在鄉間教私塾為業。甲午戰爭後，他大受震動，認為只有學習西方才能增強國力。1896年，他與汪康年、蔣伯斧在上海創立“學農社”，設“農報館”，創《農學報》，專譯日本農書，自此與日本人交往漸多。1898年，羅、汪等人又在上海創立旨在培養翻譯人才的“東文學社”。
據羅振玉悼王國維之文所言，他當時是在一位學員的扇子上見到王國維的詩句——“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認為出語不凡，由此對他予以特別關切。
此後三十多年裡，兩人亦師亦友，後來還結成兒女親家——王國維的長子潛明娶了羅振玉的次女。羅振玉是王國維在學術上最初的引領人和資助者。因兩人於甲骨文研究上的成就，甲骨文學一時被稱為“羅王之學”。
1898年變法期間，《時務報》停辦。羅振玉聘請王國維在東文學社任學監，使王國維得以在上海繼續新學。在社中兩位日籍教員的影響下，他對康德、叔本華的哲學萌發了研究興趣。
在羅振玉的資助下，王國維1901年留學日本，未及半年因病回國。自此，王國維繼續研讀西方哲學、美學，開始了自己的“獨學時代”。
回國後，他協助羅振玉辦《教育世界》雜誌。當時，他的對外身份是“哲學專攻者社員王國維君”，是該半月刊的“事實上的主編”。此後幾年，在羅振玉的舉薦下，先後在南通通州、蘇州兩地的師範學校教書。
自1903年起，王國維在《教育世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譯文。
此後兩年間，他先後撰寫《論性》、《釋理》、《原命》、《論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叔本華與尼采》等哲學論文，全面介紹叔本華與康德的宇宙觀、知識論和倫理觀、美學觀。
王國維《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
王國維認為中國最需要的是哲學。在《哲學辨疑》中，他引用了德國哲學家巴爾善的話——“人心一日存，則哲學一日不亡。”
在他看來，西方算術、天文、地理知識的傳播於中國，“皆形下之學”，即使嚴復譯書，也只是功利論，“故嚴氏之學風，非哲學的，而寧科學的”，也即工具的，非心靈的。此種學說，僅於社會有益，“此其所以不能感動吾國之思想界者也”。
王國維研究哲學，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
五年後，年近而立的王國維卻決意放棄哲學研究，轉向文學。
他在《靜庵文集》自序中袒露心跡：“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可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然而，詩詞創作的成功，並沒有讓王國維感到滿意，他自覺“欲為哲學家，則情感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理智、情感兼備的稟賦，中西之學的來回往復，為王國維做了最好的學術準備。
“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
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王國維一生著述精深博大，晚期思想越發邃密。
他的研究領域橫跨哲學、教育學、文學、美學、戲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甲骨文和金文學。每涉足一領域，必作出獨創性的第一流成就，故有人稱讚他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儘管彼此的政治立場和學術主張不盡相同，他的學術成就還是博得了梁啟超、胡適、顧頡剛、吳宓、郭沫若、陳寅恪等一批近代學術大師的敬意。在他們的著作、日記、隨筆、書信中，留下了對靜安先生學問和人品的敬仰之情，以及向他請教種種問題的記錄。
1923年12月16，胡適第一次拜訪王國維。兩人談了一個多小時。期間，王國維提及清代大儒戴震的哲學，說他的弟子都不懂，幾乎及身而絕。接著又問胡適小說《薛家將》中樊梨花弒父有何意義，以及美國電影耗費巨資的問題。
這次拜訪，讓二十來歲就因新文化運動“暴得大名”的胡適受到了一次意外的刺激和震盪。他在當天日記裡記下王國維談話的三個要點，其實都被放在了中西、新舊的比較文化意義的審視中：一論清代是否真是“有學問無哲學”；二論西方戀母弒父的“俄狄浦斯情結”；三論中國傳統戲曲和西方電影的舞臺表現方式比較。
從王宅出來，敏感的胡適立馬到馬幼漁那裡借來戴震後學焦循的《雕菰樓集》一部。當天晚上，他便開始著手研究戴震，為陶行知發起籌建的“東原圖書館”試作了一篇題為《述東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文章。
胡適曾感慨中國學術界的凋敝零落，“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化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
在王國維身後留下的龐大著述中，《人間詞話》是流傳最廣、大眾接受度最高的一部。近年來，得益於葉嘉瑩先生在大陸所做古典詩詞系列專題講演，《人間詞話》在面世百年之後又獲得了一次舞臺的聚光。
1918年，王國維在《國粹學報》上分三期連載《人間詞話》。當時，他在北京就任學部圖書局編譯員，興趣已轉向文學，陸續創作了《靜庵詩稿》和《人間詞》。
《人間詞話》是一部完整的文藝批評著作。王國維以西洋美學思想為養料，融合了中國舊有的詩詞批評，提出“境界”的新學語，以及“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隔”與“不隔”等論說。葉嘉瑩先生評價說：“為中國詩詞之評賞擬具了一套理論雛形。”
《人間詞話》中，王國維對李煜的詞作天才和“赤子之心”的評價，令人折服：
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尼采謂：一切文學，餘愛血書。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
在王國維諸多具開創性的學術成就中，殷墟甲骨文和中國古史研究是最具標杆性的。辛亥革命爆發，王國維攜家眷隨羅振玉“避亂”日本。在幫助羅氏整理古書古物的過程中，他的研究興趣再次從文學轉向經學和史學。
1915年，羅振玉的甲骨文著作《殷墟書契考釋》出版，被認為是清代小學成就的高峰。他考定河南小屯村為殷墟所在，並考出商朝帝王名號十有八九。
關於該書的實際作者一直存有爭議。許多學者認為王國維對此有主要貢獻。同為甲骨文領域專家的郭沫若則乾脆認定：《殷墟書契考釋》實為王國維著作，“王對羅，似乎始終是感恩懷德的，為了報答他，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獻給了羅，而後羅坐享虛名。”
期間，王國維陸續完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殷商制度論》。
在幾年的專研中，王國維運用甲骨文上的記載，對照《史記》，成功釋讀了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證明《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殷墟時期商王朝的事蹟為信史。在此基礎上，他結合《尚書》《禮經》與卜辭立說，進一步對商周社會制度進行研究。
王國維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周之所以定天下，是因其制度開始，其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度。由是而生宗法與喪服之制，再則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其二是廟數之制。其三是同姓不婚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他特別指出，自己在這裡所說的，都是有確切的事實根據的。
由此，他把甲骨文研究從古文字發展到史學，使其成為一門真正成熟的學科。這次，一向謙虛低調的王國維禁不住自我肯定說：“於考據之中寓經世之意，可幾亭林先生（顧炎武）。”
1925年在清華開設“古史新證”課時，王國維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歷史研究新方法——“二重證據法”，即運用地下材料（考古）與紙上材料（文獻）相互印證比較以考證古史的真相，該方法很快成為一種公認科學的學術正流。
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又運用了西方實證主義的科學考證方法，在古史研究上開闢了新的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並不贊同當時聲勢頗大、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運動”。王國維肯定了他們“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但他認為：他的時代是一個發現的時代，甲骨文出土、流沙墜簡的發現、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打開，出現這麼多新材料而不去利用、研究，只去片面懷疑，是十分可惜的。
王國維故居坐落在浙江海寧鹽官鎮西門內周家兜
“今人勇於疑古，與昔人之勇於信古，其不和論理正復相同，此弟所不敢贊同者也。”在他看來，不管是新史學還是舊史學，“勇於疑古”與“勇於信古”都是不科學的，以“事實決事實”——是為王國維的“古史證”也。
學術見解固有不同，但這並不妨礙顧頡剛對王國維懷有很深的崇敬和情感。王國維自殺後，他在日記中兩次記下夢見王國維，一次是“攜手而行”，一次為“同座吃飯”，字裡行間充滿眷慕之情。
顧頡剛和傅斯年一直被視為胡適兩大得意弟子，他所發起的“古史辨”運動和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在精神上也一脈相承。但他一直堅稱：“在當代學者中，我最佩服的是王先生。”
梁啟超稱讚王國維：“每治一業，恆以極忠實、極敬慎之態度行之。有絲毫不自信，則不著諸竹帛。有一語為前人所嘗道，輒棄去，懼蹈剿說之嫌以自點汙。蓋其治學之所根本所蘊蓄者如此，故以之治任務專門之業，無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嘗不深造而致其極也。”
在《人間詞話》裡，王國維提出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
這正是王國維三十年學術人生的寫照。
世變與辱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震動了社會各界。一時間各種說法紛紛揚揚，有殉清說，有摯友絕交說，有畏懼北伐說，有喪子之痛說。
自絕書中留下的“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八字，更令許多人茫茫然不得其解——一個思想成熟、心智發達、以學術為性命並且成就卓越的人何以心境如此荒蕪，最終不惜以死為生命的解脫？
遺書裡，王國維委託陳寅恪和吳宓做他的後事處理人，這也意味著他們被王氏視作能夠信任和理解他的人。
思索數月後，陳寅恪為王國維作了一段輓詞；“凡一種文化值衰弱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對於此處的“文化”，他也做了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
此前，陳寅恪曾和吳宓談到自己對王國維自沉的理解，吳宓大為讚歎認同。
在當年6月14日的日記裡，吳宓寫道：“而宓則謂寅恪與宓皆不能逃此範圍，唯有大小輕重之別耳。”
一語成讖。
（參考書目：劉焰著《王國維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王東明著、李秋月整理《王國維家事》，安徽人民出版社；葉嘉瑩著《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周寧著《人間草木》，商務印書館；王國維著《人間詞話》；李恩績著《愛儷園夢影錄》，生活讀書新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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