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殫精竭慮地北伐,卻被評價為元嘉草草,只因努力錯了方向

宋文帝殫精竭慮地北伐,卻被評價為元嘉草草,只因努力錯了方向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

辛稼軒一首《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既抒發了自己對江東射虎的孫仲謀那般英雄的嚮往,又借元嘉年間宋文帝北伐失利映射當時韓侂冑草率對金用兵,言語中不無憂慮。

那麼,當年文帝劉義隆的北伐為何會屢次失利,戰爭的過程是否真的那般不堪回首?自古以來所謂的“南強北弱”是否在那時便已成定局,劉義隆為何無法復現皇考宋武帝劉裕的豐功偉績呢?

所謂的元嘉北伐,包括了劉義隆在元嘉年間發動的三次對北魏的戰爭。第一次在元嘉七年三月,到彥之為主帥奉命北上,一度攻克洛陽、虎牢、滑臺等河南重地。但入秋後,北魏轉入反攻,到第二年初春,滑臺等地又重新失陷,前往救援的宋將檀道濟也被逼退,首次北伐以失敗告終。

轉眼二十年過去,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派王玄謨率領沈慶之、申坦等,駕著艨艟戰艦從東邊水路北進;臧質、方回等率步騎十萬從西邊陸路直逼洛州。

西路軍一度收復了陝城和潼關,但東路軍不幸為北魏擊敗。此時魏軍乘勝之威,深入劉宋腹地,一度威脅要讀過長江,文帝只得召還各路軍隊守護自家大本營。二次北伐的失敗,導致劉宋江北六州變得蕭條破敗,荒無人煙。

宋文帝殫精竭慮地北伐,卻被評價為元嘉草草,只因努力錯了方向

到了元嘉二十九年,太武帝拓跋燾被中常侍宗愛謀殺,北魏宮廷內亂,朝中無主,機不可失,文帝又分兵數路攻向中原。此番仍是東路軍出了岔子:張永遲遲無法攻克碻磝,反被守軍挖地道出城,燒了營壘,東路軍於是退兵。

單絲不成線,孤木難成林,西路的魯爽、臧質等也就無功而返了。也許文帝劉義隆還有心組織第四、第五次北伐,但時間沒有再給他這個機會。

翌年,太子劉劭因為巫蠱之事與文帝產生隔閡,為了保住自己的儲君之位,暴戾的劉劭竟率兵殺入禁宮將文帝殘忍殺害。劉義隆與老對手拓跋燾走了個腳前腳後,冥冥之中似有天定,不由讓人嘆息。那麼,三次北伐都鎩羽而歸,原因究竟何在呢?

其一,戰略問題

既然決意北伐,就應當在戰略上做好相應的準備。針對魏宋的戰爭態勢,淮河以北各個邊鎮的攻守部署尤為重要。

如果能將淮河南北的軍鎮與周邊鄉村聚落兵民合一,屯戍結合,則守可抵禦鮮卑侵擾,攻則能夠協同反擊。而如果淮北兵強馬壯,糧食豐足,就會在北伐時大大支持主力軍。

但宋文帝顯然忽略了這一點,他長期忽視招集流散、經營沿邊各鎮,導致淮北諸城陷於各自孤立。而北魏看淮河一帶宋軍毫無守備能力,更是猖獗地屢犯邊境,春天來搶麥子,秋天來收割莊稼,導致百姓疾苦,飢腸轆轆,反而把鮮卑騎兵養得膘肥體壯。

而到了北伐之時,宋文帝從荊州、建康等方面出兵,勞師遠征不說,糧草的補給也是個大問題。士兵們餓著肚子,仗自然打不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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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指揮問題

說到對前線的遙控指揮,我們要麼想到北宋趙光義在出徵前對大將“授以陣圖”,要麼笑談蔣委員長給戰場上營長、連長一級的軍官親自去電,卻不知劉宋文帝本人也是一個“自我迷信”的“軍事家”。

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宋文帝在歷次戰爭中一再違背這一常識,不僅在戰略決策上與二三謀士私下籌劃,而且在具體戰術安排上也憑空“遙制兵略”。

徐爰是文帝寵信的近臣,著有文集十卷,有《繫辭》《釋問》等行於世,讓他寫書立傳,可以說得其人哉,但徐爰最多的反而是到前線傳授和宣示文帝的用兵方略和中旨,行使實際上的臨陣指揮權,而將領們必須仰聽成旨,如同提線木偶。

第二次北伐中,東路的王玄謨敗退,統帥蕭斌根據“聖上旨意”打算固守碻磝,而白袍將軍沈慶之一眼看出此時碻磝已是孤城一座,留在這裡只會徒耗兵力,貽誤戰機。

但蕭斌不敢抗旨,還是留下兵力守城,結果碻磝仍未逃過陷落的命運。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文帝如果能遵照這句古語,放手讓前線將領便宜行事,很多戰役可能就是另一個結局。

其三,用人問題

將北伐的罪過完全歸咎文帝的瞎指揮,也確實片面。

宋文帝殫精竭慮地北伐,卻被評價為元嘉草草,只因努力錯了方向

實際上北伐的將領大多缺乏才能,甚至臨陣膽怯,這也成了元嘉北伐人謀方面的一大敗筆。

第一次北伐的主帥到彥之在文帝年幼時便輔佐其鎮守荊州。當初宋少帝劉義符被廢殺,朝中大臣徐羨之等擁立劉義隆為帝。

而劉義隆對來迎的隊伍疑慮重重,不敢東下,也正是到彥之極力勸說,才讓義隆下定決心,彥之自然也就成了宋文帝的心腹重臣。但此人忠耿有餘,軍略才能卻令人不敢恭維。

當時北魏乘冬季反攻,洛陽及虎牢失陷,滑臺遭到圍攻,此時部下垣護之認為青州豐饒,兵甲充足且漕運暢通,應當派兵支援滑臺,並率大軍進攻河北,向北魏施壓。但到彥之恰逢眼疾發作,又見黃河結冰,河岸守軍潰敗,且軍中有疫病傳播,最終還是決定退軍。

首次北伐的軍備物資相當充足,但由於到彥之撤退得過於惶急,物資被悉數拋棄,武庫一時間竟然空空如也。文帝也知道自己這位心腹實在難辭其咎,只得將其下獄,但隨後不久又被再度起用。

要說劉宋朝沒有善戰的名將也不公平,前文提到的檀道濟、沈慶之都是久經沙場,教敵膽寒的鮮卑剋星。

檀道濟在劉裕朝立有大功,到了文帝朝卻反而遭到猜疑。元嘉十二年,檀道濟被宋文帝抓捕處死,罪名是平時常散發財寶貨物招攬逃亡之人,並趁文帝病重期間謀劃造反。

宋文帝殫精竭慮地北伐,卻被評價為元嘉草草,只因努力錯了方向

沈慶之雖每每都在前線提出正確的意見方略,卻由於權小言輕,屢屢不被採納。文帝有能人不用,自毀長城,而所用之人往往出師時積極進取,希望僥倖略地,一旦遭遇攻擊,則立刻全軍崩潰,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元嘉北伐失敗的原因當然不會只有以上簡單的三方面,從更長遠的意義上看,自元嘉之後,南北攻守易勢,宋齊梁陳唯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地盤也是越來越小,終於被楊堅統一。設想一下,劉裕和劉義隆父子如果在天堂相遇,是不是會相對無言,嘆息一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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