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單位裡，“誰來做”如果成為一個問題的話，要麼是缺少合適的人選，要麼是缺少足夠的激勵。解決之道，無非就是相應地培養和引進人才，以及給予合理的激勵。
放大至一個國家，同樣如此。所不同的是，國家之龐大和複雜，遠非一個組織能比，信息傳遞的不暢、各方利益的博弈，都可能導致決策的偏差、執行的走樣，計劃之手難免失靈，這是它遠比一個單位難以管理的地方。國家也並非單一的組織，在政府之外，還有一個具備強大自我調節功能的社會，“無為而無所不為”，市場之手往往有效，這又是它比一個單位“容易”管理的地方。
近年來，“誰來種地”之所以成為話題，背後主要還是“種地不掙錢”的問題。在主要農產品(這裡主要指依靠土地集約的糧棉油糖等大田作物)價格已經逼近天花板，畝均淨收入(農戶自身勞動投入折價+利潤)已經高於美國、歐盟和南美的情況下，種地不掙錢的問題，主要又是因為單個農戶經營規模過小的問題。
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需要計劃和市場兩隻手發力，但行政力量始終要注意“有為而有所不為”。一些地方操之過急，人為“壘大戶”、靠行政力量推動土地流轉等等，既有違社會公平，又人為推高了土地成本。
數年前，在一次出差途中，一名四川農業系統的幹部憂心忡忡，同筆者聊起農村青壯勞力大量流失，以後誰來種地的問題，並堅定地認為，政府就要主動加速土地流轉。筆者寬慰他，中國這麼多人要吃飯，如果真要沒人種地了，那我一定第一個去，因為那時候種地一定很掙錢。
筆者雖是隨口一說，聊以慰之，卻也是基於常識的推論。農業是一個低門檻的行業，身體健全的人幾乎都能從事，不說去搞高精農業，至少能夠入門。低門檻的行業，要能有普遍性的高收入，可能本身就不合理。另一方面，低門檻的行業，即便缺人，也不會成為長期現象。只要行業本身有資源有價值，缺人從事，其回報就會變得可觀。門檻既低，人就會馬上進去。
時下火熱的以農業生產託管為主要形式的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就是這樣一種市場的自我調節。如同隨著青壯勞力的進城，農村的婚喪嫁娶，如今都已由專業公司承包。大量勞力的外出，也讓農業生產的服務型規模經營有了可能。而相比一些地方在推進土地流轉過程中的冒進，這種現實需求引導的規模經營，更加富有活力。
至於執念過去全家老小齊下田、雞犬相聞阡陌間的熱鬧農業農村景象，則大可不必，也已經超出了誰來種地的問題。在留住上一代鄉愁的同時，也應思考該給下一代創造一個怎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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