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類壽命延長，人口出生率降低，老齡化已成為世界性難題，也很可能會成為未來世界恆久的常態。這道難題是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產物，也是人類追求生活品質的必然結果，亟待人類共同的智慧破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中的重要增長動力是人口紅利。然而從1990年開始，中國的生育率就已低於人口正常更替所需要的水平，2000年便步入老齡化社會，並且正在朝著深度老齡化社會快速邁進。與發達國家的老齡化不同，中國的老齡化是未富先老，中國的人均GDP尚處於世界中等水平，在經濟能力、制度建設和思想意識上都未做好充分準備。
如此背景下，中國的老齡化問題應如何破解？我們採訪了三位學者：易富賢、鄭秉文和楊燕綏，他們從人口政策、養老政策、公共服務等方面給出了自己的方案。
易富賢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
人口結構老化，經濟活力就會下降
新京報：西方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力是經濟增長三要素之一（還有土地和資本），人口數量與經濟增長呈何種相關性？怎樣的人口年齡結構最有利於經濟長期穩定發展？
易富賢：人口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在資源、區位、技術、制度、環境等非人口因素確定的情況下，年輕勞動力越充足，經濟發展的潛力就越大。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騰飛都是建立在年輕的人口結構的基礎上。當人口結構老化，經濟活力就會下降。比如，日本的人口老齡化最為嚴重，從1992年開始進入老齡社會，出現了“失去的二十年”；再如歐洲的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等國，也存在較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它們的經濟增長也很低迷。
人口年齡結構有幾種類型：三角形、柱形、紡錘形、倒三角形，能實現穩定可持續增長的是印度那種三角形和美國那種柱形。中國目前的人口結構是紡錘形，暫時活力還可以，但隨著時間推移就會變成倒三角形，出現勞動力不足和老齡化嚴重等問題。
上圖分別為我國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的金字塔圖。
新京報：為何會在全世界範圍內出現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現象？這種趨勢是可逆的嗎？一些人口低增長率國家鼓勵生育的政策，效果如何？
易富賢：從理論上說老齡化是可逆的，但實際上很困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如下：第一，現代經濟模式衝擊著傳統的家庭價值，生育的“精神收入”和動機下降；第二，社保制度取代家庭養老，由傳統的多子多福變成多子少福；第三，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提高，生養孩子的時間和精力減少；第四，婚育年齡不斷推遲，比如韓國婦女初育年齡從1974年的24歲推遲到2014年的31歲，生育的時間窗口縮小，生育缺陷率增加；第五，避孕措施和墮胎技術完備；第六，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的不孕率提高了10倍，現在每七八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不孕，一方面是因為婚育年齡推遲，一方面是因為生活方式改變；第七，結婚率降低，離婚率提高，單身、丁克人群增加；第八，養孩子的成本增加。這些因素大多是難以逆轉的。
日本鼓勵生育的政策有一定效果，生育率從2005年的1.25提高到2017年1.46，但增長依然緩慢。比較成功的是俄羅斯，通過恢復東正教傳統文化、成立母親基金、政府提供產假補助、為年輕人買房提供貸款等措施，生育率從1999年的1.16上升到2015年的1.78，不過2017年又降到1.62，這跟俄羅斯經濟不景氣有關。美國的生育率也從2007年的2.12下降到2017年的1.76。可見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2010年人口普查長表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18110，其中“城市”為0.88210，“鎮”為1.15340，“鄉村”為1.43755。圖/視覺中國。
糾正“人口是負擔”的錯誤觀念
新京報：中國在短短几十年內，從人口紅利期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如何？
易富賢：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之一，老年人口數量最多，老齡化速度最快，而且中國是未富先老，應對人口老齡化任務也最重。中國65歲及以上老人佔總人口的比例從1980年的4.7%提升到2015年的10%，並將繼續提高到2030年的18%、2050年的33%。
中國的生育率在1990年後就低於更替水平（人口相當於上一代不增不減），2000年以來比歐盟、日本還低。2016年全國婦聯的調查顯示，一孩家庭中只有20.5%願意生二孩，有53.3%明確不想生二孩。可見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勢在必行。
新京報：面臨嚴峻的人口形勢，在公共政策上可以採取哪些應對措施？
易富賢：首先，要提高生育意願或動機，需要強調傳統的家庭價值。信奉家庭價值的人，生育動機強，會將更多的時間、精力、財力用於撫養孩子。
第二，改革社保制。現在社保制讓養幼與養老脫鉤，需要改革社保制，讓養老與養幼掛鉤，多孩多得，讓年輕人既努力“造物”，又努力“造人”，並精心“育人”。
第三，提高養育能力。這需要降低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成本，讓人養得起孩子。還需要提高男青年的就業率，韓國的生育率降至2017年的1.05，原因之一是25歲至29歲男性勞動參與率從1980年的95%降到2016年的78%，養不起家。
第四，保護生育能力。在農業社會，生育能力和養育能力同步。但是現在有生育能力時，無養育能力；有養育能力時，喪失了生育能力。應該降低結婚年齡，並縮短學制，降低婦女初育年齡。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港臺地區的初育年齡已31歲，再怎麼努力也很難有效提升生育率。
此外，我們還要開展人口危機的國情教育，糾正“人口是負擔”的錯誤觀念，廢除不利於生育的法律條款。
鄭秉文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
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老齡化沒有想象的那麼可怕
新京報：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得益於巨大的人口紅利，現在人口老齡化快速到來，它是否會成為阻礙社會經濟進步的因素？
鄭秉文：“阻礙”這個詞不太準確。勞動、土地、資本是增長的三個基本要素，在土地和資本既定的條件下，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勞動力減少，進而導致經濟產出和財政收入減少，國家經濟投入的能力降低；與此同時，老年撫養比提高，需要投入更多的醫療、養老等基礎設施和服務，經濟增速減緩和支出增加確實形成尖銳的矛盾。
不過，後來人們把技術創新加入進來，並且這個要素的權重越來越大，所以，“經濟進步”的含義裡還主要是指技術創新導致的產出佔GDP的比例提高。發達國家老齡化最嚴重的是日本和德國，但是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卻在不斷進步，因為技術創新導致的產出佔比提高。只要有可持續性的研發投入機制，社會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能夠跟上，那麼國家的經濟增長將會繼續，這是人口老齡化對我們調整結構的啟示。從這個角度看，老齡化又不是那麼可怕。
新京報：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老齡化有何特點？
鄭秉文： 中國是一個投資驅動型經濟體，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力量大於任何其他國家，因而，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經濟增長減緩的作用是明顯的。另外，我國的老齡化是未富先老，對老齡化的經濟、制度和思想準備不足，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不成熟，因而形勢更為嚴峻。
歷史上最早的社會保障制度誕生於130年前，可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只有20多年時間。未來20年，中國人口老齡化會日益加重，老齡事業發展任重而道遠，我們必須深刻認識發展老齡事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著力解決老齡工作領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覆蓋我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示意圖。
新京報：近年來，中央政府多次提出要“提高統籌層次”，但進展緩慢，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的好處在哪裡？
鄭秉文：真正意義的全國統籌，是指養老保險的事權和財權都集中在中央，繳費收入與核算管理完全由中央政府來負責，當然，支出兜底也由中央政府來管理。判斷統籌層次的標準，就是資金流的管理層次，要實現全國統籌，資金流就必須在國家層面來管理。
實現全國統籌的意義重大，比如，可以提高不同地區的公平性、給予不同性質企業的員工同等的國民待遇、消除跨地區勞動力流動的障礙、消除福利損失等，而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減少財政風險。在提高統籌層次以後，可以利用大數法則，對收大於支的地區和收不抵支的地區實行統籌，對資金進行統籌預算和安排，減少無效或低效的轉移支付。
沒必要做實養老金個人賬戶
新京報：近年，社會輿論對養老金空賬問題關注熱切，養老金空賬為何會不斷擴大？你提議建立名義賬戶制度，而非做實個人賬戶，理由是什麼？
鄭秉文：養老金空賬規模越來越大，2007年是1萬億，2015年擴大到4.4萬億元。我們今年初發布了《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8-2022》，根據我們的測算，在未來五年裡，到2022年記賬額將會達到10萬億，其中絕大部分是空賬。現在空賬規模仍在擴大，原因非常簡單，一是來自存量，隨著時間推移，工資不斷提高，基數不斷擴大，空賬規模就自然擴大了；二是來自增量，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在不斷擴大，新參保的人不斷增加，他們的賬戶也都沒有做實。
不過，我認為在目前階段沒有必要一味強調所謂的“開源”，這些都是外行話，養老保險的主要供款渠道就是僱主和僱員的繳費及其投資收益，現存的歷年積累下來的5萬億元放在那裡都在貶值呢，再開源還有什麼用呢？進來不還是同樣貶值嗎？現在的問題不是當下缺錢，而是如何讓這麼多的錢保值增值。
空賬的出現，具有相當大的歷史必然性和不可抗性，那就是，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裡經歷了GDP和社會平均工資高速增長階段。在這種條件下，做實個人賬戶享受2%的利率，既違背了“生物收益率”的客觀規律，也違背了所有參保人的意願，因為那相當於強行讓財富去貶值。這就是為什麼老百姓更願意去買房子和其他投資品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空賬現象是必然的，帶有歷史階段性特徵，空賬也不是可怕的，5萬億的真金白銀畢竟在那裡，個人賬戶做實了，貶值的是個人；現在沒做實，貶值的是國家，因為是國家在兜底養老金。當然了，最終損失的是全社會，是全部納稅人。
《中國養老金髮展報告(2017)》(主編：鄭秉文; 版本：經濟管理出版社 2017年12月)為系列報告中的最新一本，2017年度的主題是中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頂層設計研究。
新京報：你主編的《中國養老金髮展報告2017》探討的主題是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可否介紹一下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
鄭秉文：建立一個公共與市場相結合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這應該是必然趨勢，因為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在高齡人口當中必然會出現失能群體，失能群體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成為經濟和福利損失的重要方面。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逐漸承擔起對這部分群體的長期護理責任，日本、德國等國家都建立了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中國也要針對國情，建立起適合本國的長期護理保險模式。至於採取什麼具體模式，目前15個城市正在試點過程當中，每個城市的制度設計存在較大差異性，各有千秋。
但總體看，所謂模式選擇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政府和市場因素介入的比例關係，從融資方式到服務提供，都是這樣。不應該讓政府作為唯一的養老服務供給者，這樣難以滿足社會不同收入群體和層次的需求，應該充分調動各個社會主體的積極性，降低門檻，讓不同社會主體都能夠參與進來。
楊燕綏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主任
大力發掘“老齡人口紅利”
新京報：你提出“銀色經濟”和“老齡人口紅利”的概念，認為人口老齡化並非社會老化，健康長壽意味著社會穩定和經濟發達。在你看來，老齡人口紅利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楊燕綏：過去，我們對老齡化的認識可能存在或左或右的偏差，“左”是過於樂觀，忽略人口老齡化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還期待高GDP增長率來發展經濟；而“右”則過於悲觀，認為老年人多了，很多事情都不好辦。實際上，人口老齡化並非社會老化，健康長壽意味著社會穩定。繼農業經濟解決溫飽、工業經濟解決發展後，隨著人壽命的延長，人類正在迎接人工智能與健康經濟相結合的第三大財富波，我們稱之為“銀色經濟”。
所謂銀色經濟，是基於不斷增長的健康長壽的消費需求和約束條件，組織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的活動及其供求關係與代際關係的總稱。人口老齡化帶來了新的消費需求，也促進了醫養結合理念和康復、護理、養老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同時擺在人們面前的是：如何面對人口結構的約束條件、改革福利制度結構、增加就業、延遲退休、由政府和社會聯合構建醫養服務的PPP模式、傳承中國孝道文化等議題。
面對老齡化加劇，積極的發展戰略是培育兩個人口紅利，即由投資帶動的勞動人口紅利和由消費帶動的老齡人口紅利。後者需要改善老齡人口的資產結構，通過健康管理、養老金賬戶、擁有住房等措施來培育第二人口紅利，提高老齡人口購買力，以消費拉動經濟發展。
新京報：建設銀色經濟，政府和民間資本可以分別從哪些方面著力？民間資本如何才能更好地進入養老服務產業？
楊燕綏：對於銀色經濟，現在很多民間機構和資本都表現出熱情，但是更多地還停留在研討層面。在一些地方進行試點，效果還有待考察。總體而言，政府應降低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行業的門檻，但也應建立相應的標準和規範，有配套的監管機制。
延遲退休的彈性化設想
新京報：目前，全國社保基金的資金來源渠道仍舊不足，應該如何拓寬渠道解決養老金空賬問題？在降低企業繳費負擔和確保養老金支付的雙重壓力下，該對養老金結構如何調整？
楊燕綏：為了實現養老金的充足性，國家建立了基本養老金、企業補充養老金和個人補充養老金的三支柱養老金運行機制。目前，需要做的一是夯實國家基礎養老金，建立國家社會保險局，打造中央統籌基礎養老金的生產機制，方便人員流動和平衡地區差異，夯實費基和徵繳機制，大幅減低企業養老保險費率；二是抓緊時機做大企業年金，提高職工養老金替代率，為發展職業年金創造社會環境；三是全國總動員，個人、金融機構和政府共同搭建個人養老金安全運營的平臺。
養老金開源之道主要有兩種，一是參保人繳費（當期收入延期消費），二是投資收益（分享優質企業的創新價值）。我國逐漸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繳費人減少，領取人增加，養老金支付壓力不斷加大，養老金對工資的替代率下降，因此，鼓勵個人積累養老金和增加投資收益是保證養老金充足性的主要措施。
制定養老基金投資策略，應當堅持市場化、多元化、專業化原則，在保證基金資產安全性、流動性的前提下，實現保值增值。大多數OECD（經濟合作組織）國家的資產配置數據顯示，債券和股票仍是最重要的資產類別。不過，短期內中國養老基金的股票投資佔市場化投資比例不會很高。需要注意的是，要建立養老基金投資信息披露制度。養老基金與投資績效的年報都是社會建設的重大問題，也是進入老齡社會以後銀色經濟的重要內容。
2018年3月23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和財政部聯合下發了關於2018年調整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的通知：“總體調整水平按照2017年退休人員月人均基本養老金的5%左右確定。”圖/視覺中國。
新京報：隨著人均壽命延長，延遲退休是世界大勢，我國政府已經提出多年，為何難以推行？
楊燕綏：根據全球普遍認可的精算規律，退休年齡應該比人均預期壽命早15年。歐美大部分國家的法定退休年齡都在65歲以上。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退休年齡過於年輕。未來十年，中國的人均壽命將達到80歲，按照上述標準，中國勞動者的退休年齡也應該在10年內提高到65歲，但目前來看，要延遲退休面臨很多障礙。
延遲退休需要兩個硬性條件，一是身體足夠健康，二是知識結構和工作能力能與時俱進。要達到這兩個條件，就需要勞動者在中年階段，即30-60歲之間進行自我投資——購買健康和知識。
但我國的中年人群在這兩方面的投資都非常少，到60歲以後，要麼是身體不行，要麼是知識結構老化，因為自身素質不能適應提高退休年齡的要求，所以才會出現一片反對聲。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有許多體制性障礙，包括社會保障體系不足、教育資源不均、產業結構調整緩慢、就業服務體系不健全等，這些因素導致中年人群不敢或沒有能力進行自我投資增值。歐盟在十年前就建立了幫助老年人就業的機制，中國雖然也有一些人退休後被返聘，但終歸是少數。
要把解決上述體制性障礙與提高退休年齡協調起來，不過提高退休年齡不是一步到位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縱觀全球，公務員退休普遍具有剛性（有財政預算約束），企業職工退休普遍具有彈性，即賦予企業和職工協商決定退休時點的權利，工作穩定和人力資本相對高的人群希望晚退休，反之則希望早退休。
圖/視覺中國。
此時，公共政策面對兩難，延遲退休年齡會增加就業負擔，不利於體力職工的利益；維持現有制度則要承受養老金支付負擔，損害部分腦力職工的利益，所以我們不妨設計彈性退休制度，允許職工在一定年齡範圍內、符合一定條件時，自由選擇退休時點，並取得相應養老金的較為靈活的制度安排。
5月26日《新京報·書評週刊》B01版～B12版
「主題」B01 | 老了的世界, 老了的我們
「主題」B02 | 泰德·菲什曼 鉅變面前, 故事比數據更接近真實
「主題」B03 | 反抗與放棄: 變老意味著什麼？
「主題」B04 | 未富先老: 中國老齡化不可承受之重(1)
「主題」B05 | 未富先老: 中國老齡化不可承受之重(2)
「主題」B06 | 學習做一個會老的人，如何優雅地老去？
「文學」B07 | 梁秉鈞: 雷聲中他依然選擇蟬鳴
「紀念」B08 | 向死而生, 才能死而後生
「藝術」B09 | 比亞茲萊、魯迅與《鑄劍》
「歷史」B10 | 對話大衛·阿米蒂奇: 重構歷史中的“內”戰
「書情」B11 | 《長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書》等6本
「視覺」B12 | 說你胖，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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