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是享中外的千年帝都，自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王朝開始，先後有夏、商、西周、東周、東漢等十三個正統或中原王朝建都於此，是我國八大古都中建都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時間最長、居住帝王最多的古代都城。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中原大地，是最早的中國，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以洛陽為核心地域的河洛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文化，河洛文明是世界東方文明體系的根基或主要根基。正因為洛陽在中華民族、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文明發展史上這種獨特的無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2011年8月1日，在四川省成都市舉辦的“第二屆世界城市科學發展論壇”開幕式上，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署、世界城市科學發展聯盟、國際姐妹城市聯盟等三家國際級組織聯合把唯一的”世界文化名城”稱號授予了洛陽。
隋煬帝開修的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南達餘杭(今杭州)，北通涿郡(今北京)，貫通錢塘江江、長江、準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南北縱貫2700餘公里，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河，也是我國腹地唯一的一條南北走向的長河。它和長城同為古代中國創建的二大工程奇蹟。
一、隋煬帝以洛陽為中心開修大運河
隋煬帝修建大運河，其工程大體分為四段進行。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徵調河南、淮北諸郡一百多萬民工，開挖“通濟渠”。通濟渠分東西兩段；西段從洛陽西苑，引谷水、洛水，穿過洛陽城，沿東漢陽渠東流，在偃師東南入洛水，洛水在鞏縣(今鞏義市)入黃河；東段從板渚(今滎陽汜水東北)再引黃河經滎澤入汴水，復自大梁(今開封)東引汴水入泗水，通達準水邊的山陽(今江蘇準安)。全長約一千餘里。通濟渠又俗稱御河，唐時改名廣濟渠。通濟渠的東段，唐人也統稱為汴水、汴河或汴渠。
同年，徵調淮南十餘萬民工重開邗溝。邗溝，本為春秋時吳王夫差所開運河故道，東漢建安(196-220年)初，廣陵郡(治今揚州市)太守陳登開鑿新道，線路有所改動。此次隋煬帝重開邗溝，即略沿建安陳登新道，自山陽至揚子(今江蘇揚州南)入長江。全長三百餘里。
大運河寬四十步(一步六尺，一尺當今0.296米)，兩岸修成御道栽植柳樹，形成水陸並行的交通線。
大業元年(605年)八月，隋煬帝遊幸江都(今江蘇揚州)，由洛陽顯仁官出發，乘“小朱航”，順通濟渠出洛口(今鞏義境內)，改乘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舳舯相接二百餘里，照燿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參見《資治通鑑》)。
大業四年(608年)，隋煬帝徵調河北諸郡男女一百餘萬人，開挖“永濟渠”，引沁水南通黃河，北接衛河(上源出山西省，流經河南省北部及山東省、河北省，漳河、淇河等屬其支流)至涿郡(治薊縣，北京市西南)，全長二千餘里。
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二遊江都。到江都後，欲巡幸會嵇(今浙江紹興)，便徵調大量民工在長江以南開“江南河”，從京口(今江蘇鎮江)引江水，穿越太湖流域，直達錢塘江邊的餘杭，長八百餘里，寬十餘丈，可通行龍舟。至此，工程異常浩大、複雜的大運河全線告竣。
大業七年(611年)二月，隋煬帝乘坐龍舟，率文武百官，還有兩岸御道步行的候選人等共數千人，由江都出發，沿大運河邗溝、通濟渠北行，渡黃河，進入永濟渠，一路浩浩蕩蕩，夏四月，到達涿郡。
開挖大運河，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使得千百萬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無數民夫死於挖河工地，勞動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大業十二年(616年)，隋煬帝三遊江都。正值盛暑，天氣酷熱，隋煬帝令民眾沿堤裁植柳樹，江都郡丞王世充又獻上五百名吳越女子，充作“殿腳女”，挽纖拉船。船至寧陵、睢陽一帶，河淤水小，龍舟擱淺，隋煬帝下令查問當年挖河民工姓名，捕得五萬餘人，盡數活埋，更將開河總監工麻叔謀腰斬。
唐代詩人皮日休《汴河懷古》詩云：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唐代詩人李敬芳《汴河直進船》詩云：
汴河通準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
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膏脂是此河。
可以看出，唐時，人們已對隋唐大運河的作用和貢獻做出了比較公正和客觀的評價。到了北宋，以洛陽為中心的大運河，依然是南北交通運輸的主要幹線。
隋唐大運河的開通，既利於灌溉兩岸的農田，又是商業貿易的通道，對帶動運河沿岸洛陽、涿郡、餘杭、江都等城鎮經濟的發展繁榮、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繁榮，都發揮了重大作用。大運河是溝通南北的大動脈，對促進南北各界人士的交往，加強南北文化的聯繫和發展，對國家的統一，同樣發揮了重大歷史作用。洛陽是陸上絲綢之路與隋唐大運河唯一的交匯點，大運河是聯通陸上絲綢之略與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紐帶。上述這一切，為隋唐洛陽城、北宋洛陽城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與交通中心或中心之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洛陽市文物管理局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雙申遺紀實》一書中，有段“世界遺產委員會”對中國大運河的評價，現抄錄如下：“大運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業革命前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土木工程項目，它促進了中國南北物資的交流和領土的統一管轄，反映出中國人民高超的智慧、決心和勇氣，以及東方文明在水利技術和管理能力方面的傑出成就。歷經兩千餘年的持續發展與演變，大運河直到今天仍發揮著重要的交通、運輸、行洪、灌溉、輸水等作用，是大運河沿線地區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運輸方式，白古至今在保障中國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符合世界遺產標準(i)(ii)(iv)。”
二、今日穿洛陽城而過的洛河就是隋唐大運河首段通濟渠的一部分
據唐・社寶《大業雜記》載：洛水從西苑進入外郭城，在皇城正南門端門前分為三道，“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渠闊二十步，上有黃道橋三道。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橋，跨水長一百三十步，橋南北有重樓四所，各高百餘尺。過洛二百步，又疏洛水為重津，渠闊四十步，上有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樓船入苑。重津南百餘步有大堤，堤南有民坊”。
天津橋是為溝通洛陽城內南北交通，隋煬帝在大業元年(605)，詔令尚書令楊素、將作大臣宇文愷在洛水上修建而成的。天津橋初為浮橋，用兩條又粗又長的纜繩捆綁多條船隻，並舷排列，漂於水面，再以鐵鎖勾連起來。有專人根據河水的漲落，調節鐵鏈的高低，負責橋樑的安全。由於天津橋是一座浮橋，沒有地基石固定，因此《元和郡縣誌》記載說“洛水溢浮橋輒壞”。天津橋鄰近端門，是洛河南北往來的主要通道。隋末，李密率瓦崗軍攻打洛陽城時，與隋將王世充在天津橋邊激戰三天。最後，天津橋被投降李密的原隋將裴仁基縱火燒燬。
又據隋《大業雜記》、元《河南志》記載，一開始的時候，洛水流過天津橋後，雖然河面寬闊，但因水灘多石磧，不能通舟航，故又開挖漕渠。漕渠本名通遠渠，開鑿後，成為當時航運的主要通道，是江淮物資運入的必經之路。洛水入漕渠處有斗門，在漕渠口建一橋，名斗門橋，橋上有屋。由此推測，斗門應該是由兩道壩組成的下邊小、上面大，呈“鬥”形的水利設施。斗門的作用是控制水的流量。漕渠在北城區衝出一個大水潭，稱新潭。新潭東邊是東都北市，水運便利。東都南市、北市之間隔著洛河，河上有浮橋相通(參見李永強《隋唐大運河的中心一一洛陽》)。
《隋書·食貨志》載：始建東都，“開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於洛。又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有研究者認為：這段文字所記諸事，有多處值得注意：一是為開通濟渠而引谷、洛水確是採用開渠的辦法；二是引引谷、洛水形成的通濟渠，當時不稱洛水，而謂之御河；三是御河“自苑西入，而東注於洛”。此話應理解為渠水由西苑入城，最終復歸於洛水的意思。而實際上，唐人所說的洛水，就是隋大業元年所開的通濟渠。通過進一步研讀史籍，重新整理、研究與之相關的河渠和城建資料，尤其是1949年以後考古調査、發掘的新成果，在新的基礎上，又有了一種新的看法：在隋大業元年營建洛陽城並開通濟渠以前，洛河“是由宜陽進入洛陽轄區後，經周山、三王陵南，再經隋唐洛陽城南而東去的”。再向東，當與漢魏洛陽城南的洛河故道相接。只是這條古河道，在唐代可能便已逐漸乾涸廢棄了。如此，隋唐東都“洛陽”城便是名符其實的在“洛河之陽”了。既然橫貫隋唐洛陽城東去的今洛河，為隋代所開的通濟渠，是否可以說，經漢魏洛陽城南東去、俗稱李密飲馬河的今洛河，也有可能是隋代通濟渠的一部分(參見方考廉《隋開通濟渠與洛河改道》、段鵬琦《漢魏洛陽故城》)。
《全唐詩》收有唐代著名詩人王昌齡的的《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毋潛李頎相送至白馬寺宿》一詩。詩曰：
鞍馬上東門，徘徊入孤舟。
賢豪相追送，即棹千里流。
赤岸落日在，空波微煙收。
薄宦忘機括，醉來即淹留。
月明見古寺，林外登高樓。
南風開長麻，夏夜如涼秋。
江月照吳縣，西歸夢中游。
隋唐洛陽城外廓城東垣有三座城門，南永通門，中建春門，北上東門據文獻記載，唐上東門，隋稱上春門，位置應在外廓城東北角(今唐寺門村)以南約1310米處，即今塔灣村南近300米處。可惜門址已被洛水沖毀，早在1954年進行考古調查時已無蹤跡可尋(參見閻文儒《洛陽漢魏隋唐城址査記》、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隋唐洛陽城的墈査和發掘》)。上東門是唐時送往迎來的主要城門之一，當年往返海上絲綢之路赴印度求法的高僧義淨抵達洛陽時，女皇武則天就曾親迎於上東門。由此詩可以看出，東京洛陽府縣諸公、綦毋潛、李顧、王昌齡等一行人，到了位於今塔灣村南、毗鄰今日洛河一帶的上東門後就登船了(“徘徊入孤舟”)，此事似可視為今穿城而過的洛水，即隋唐大運河首段通濟渠其中一段的佐證之一。詩中的“即棹千里流”“赤岸落日在”等句都描繪的是“乘船航行”的景象。
三、隋唐大運河是聯通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紐帶
我們一般說的絲綢之路，是指“陸上絲綢之路”，它是橫貫亞洲大陸，連結亞、歐、非三洲的一條交通大動脈。該路的東起點是“漢代的東西兩京(洛陽、長安)”，向西經中亞、南亞、西亞到地中海東岸，再轉達歐洲和北非。這是一條商貿交易之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由於當時產於中國的絲和各種絲織品大量經由此路西運，1877年，德困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他的《中國》一書中提出“絲綢之路”一稱。30多年後，即1910年，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在他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絲路》一書中，將這條路線延展到地中海及小亞細亞，使“絲綢之路”的長度達到7000多公里，以後人們所稱的“絲綢之路”，即多指這條延展後的路線。
絲綢之路把包括四大文明古國在內的亞、歐、非三大洲連繫在了一起，把眾多文化和宗教背境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眾多經濟區連繫在了一起，這對加強各國、各地區的相互往來和相互瞭解，對促進各國、各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和進步，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按一般傳統說法，西漢武帝時張騫通西域開闢了絲綢之路，實際上，幾十年來的研究和考古資料表明，“絲綢之路”有一個長期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原地區和其他邊陲地區、甚至域外的交通、交往，從很早的古代就開始了。
西晉太康二年(281年，或說成寧五年即279年)，汲縣人不凖盜掘汲郡古墓，導致大量竹簡出土，相傳有數十車之多。晉王朝令運回京師洛陽進行整理，發現是一批古書。其中的《穆天子傳》記載，西周第五王周穆王十三年(約公元前989年)，周穆王率領大隊人馬，攜帶大量絲織品等禮物，從洛陽出發，北過黃河，入山西，最終來到西王母之邦，會見西王母。西王母在瑤池設盛宴招待周穆王一行。
周穆王此次西遊，據後人研究，其路線大體是：由洛陽入山西，出山西北部雁門關到內蒙古草原，再沿黃河過寧夏至甘肅，再到青海，入新疆，西越蔥嶺，到達中亞。回程時，東返新疆，經甘肅入寧夏，再經內蒙古入西，返達洛陽，往返行程約三萬五千裡。值得注意的是，周穆王西行的起點、返回的終點都是洛陽。“西晉初年在戰因墓中發現的竹簡書籍《紀年》和《穆天子傳》都載有周穆王西行的故事。這些故事帶有一定的神話色彩，但近年來對西周青銅器銘文的研究已經證明其間的若干人物實有其人，並非虛構，所以還是反映了周人與西域交通的真實”(李學勤《洛陽一絲綢之路的起點・序》)。
漢代是我國曆史上繁榮昌盛的時期，張騫通西域的成功，標誌著絲綢之路的正式形成西漢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堂邑父等100多人，從長安出發，過隴西郡邊塞出使西域，先後歷十三年，返回長安。張騫向漢武帝報告了他所經歷的西域各國的情況，大大拓展了中國人對西域的認識。
此後，漢武帝又任張騫為中郎將，再次出使西域。張騫到達烏孫(今伊犁河至天山一帶)，並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等，從此開啟了漢與西域諸國交好的新局面，絲綢之路也隨之正式開通。
西漢末年，王莽篡政，天下大亂，絲綢之路隨之斷絕。
東漢建都洛陽，洛陽成為西域各國、各地使者、商人、文化人、僧人沿絲綢之路東來的主要目的地，也是沿絲綢之路西行西域的主要出發地，於是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轉移到了洛陽。
據《後漢書》記載：東漢永平十六年(73年)，漢明帝派竇固率兵攻打匈奴，會戰於天山。在這次出擊匈奴的戰爭中，“投筆從戎”的東漢著名軍事將領和外交家班超奉命出征，立下戰功。竇固派他出使西域其他國家。班超率屬員36人，出使鄯善(今新疆若羌縣一帶)，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雄氣概，夜攻縱火，殺匈奴使者，後於闐國(今新疆和田縣一帶)也殺了匈奴監督官，班超又更換了臣民怨恨的疏勒王，新立了另一位疏勒王。至此，隔絕58年的西域及“絲綢之路”，重新暢通。
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護班超派副使甘英等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經安息、條支(今敘利亞)，直達條支西海(今波斯灣)邊，“距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因安息國一向用東漢的絲和絲織品與羅馬交易，不想讓甘英到達大秦、開通漢與大秦的直通商道，故意誇大航海困難，甘英不得已返回。這是中國使者第一次遠達波斯灣。
班超在西域經營30年，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回到洛陽，一個月後辭世，年71歲，葬洛陽北邙山。今孟津縣張陽村旁有高大墓冢，歷來相傳為班超墓。
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東漢派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長史。班勇保護了邊塞與絲綢之路的暢通。他撰寫的《西域記》一書，是范曄撰寫《後漢書西域傳》的重要依據。
東漢之後，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均曾以洛陽為都，洛陽也一直為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
據《隋書》等記載說，隋初，因突厥、吐谷渾阻遏，“故朝貢不通”。其中，吐谷渾大體佔有今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一帶。大業五年(609年春正月，隋煬帝從洛陽出發，御駕親征吐谷渾，吐谷渾大敗，所部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降隋。隋以其地置西海郡(今青海湖西)、河源郡(今青海興海東南)、鄯善郡(今新疆若羌)、且末郡(今新疆且末)等四郡，發人戊守，進行屯田。隋煬帝此舉，對於打通和西域的聯繫，保障絲綢之路暢通都具有重要意義。
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了“對話之路：絲綢之路整體性研究”項目，拉開了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序幕。國家文物局在申報絲綢之路世界遺產研究專題會議上，對絲綢之路所下的定義和性質為：絲綢之路是橫跨歐亞大陸的商旅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絲綢之路(中國段的)起止時間和主要線路為：“絲綢之路中國段始於中國漢代的東西兩京(洛陽、長安)，止於清朝末期……”(轉引自政協洛陽市委員會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洛陽一一絲綢之路東方起點》)。2014年6月，洛陽作為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或起點之一)，其遺產點漢魏洛陽故城內城、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址(含明教坊、寧人坊)、新安縣函谷關遺址，已被公佈為“世界文化遺產”。
如前所述，洛陽又是隋唐大運河的中心，於是陸上絲綢之路就與隋唐大運河在洛陽交匯了。而隋唐大運河就成了聯通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紐帶。
開封(大梁)、揚州(江都)都是隋唐大運河上的重要城市，杭州(餘杭)是隋唐大運河的南端終點。這些城市又都與海上絲綢之路有密切的關係。
在洛陽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委員會編纂的《洛陽市志・交通志》中，稱“絲綢之路”為“洛陽古代交通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列出的線路共有七條，除這七條中的第一條：洛陽通西域道、第二條：洛陽通中天絲道、第三條：洛陽通撣國道、第七條：洛陽通雲中道等四條線路外，其餘第四條：洛陽通林邑道、第五條：洛陽通日本道、第六條：洛陽通高麗道等三條線路，均屬海上絲綢之路之列。
隋唐大運河開通後，因開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實為大運河航運要衝。尤其唐中期後，朝廷經濟依賴江南更多，大運河的作用更為突出。北宋建都開封，與陪都西京洛陽，是北宋一百多年間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以及中外交往的兩大中心城市。兩大城市之間，相距不遠，水陸交通十分便利，交往極為頻繁。
揚州“是南北交通的樞紐，江、準鹽茶漕米和輕貨，先彙集在這裡，然後轉運到關中和北方各地。揚州有大食、波斯賈人居住，多以買賣珠寶為業，朝廷在廣、揚二州等置市舶使，足見揚州也是一個對外資易的重要商埠。詩人張祜(唐憲宗時人)《縱遊淮南》詩，有’十里長街市井連’句，商業大概比廣州更繁盛”(范文瀾《中國通史》)。
說到揚州，我們要提一下曾“杖錫東都，因入長安”、“巡遊遊二京(洛陽、長安)，究學三藏，後歸淮南，教授戒律，江準之間，獨為化主”(《唐大和上東征傳》)、與東都洛陽頗有緣份的揚州大明寺鑑真大和尚。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日本僧人榮睿、普照第九次以唐使入華，當時駐蹕洛陽的唐玄宗令他們居住東都洛陽大福先寺，由大福先寺主持定賓給他們授戒。再後來，榮睿、普照抵達揚州，拜請鑑真大和尚東赴日本。鑑真大和尚是中日友好交往中的一位標誌性人物。
杭州，自唐以來被稱為“東南大州”，宋置有市舶司，用以掌管出入海港船舶，徵收商稅。西起蕭山縣西興鎮的浙東運河，聯通了寧紹平原的錢塘江、浦陽江、曹娥江、餘姚江、甬江(大浹江)和東海，聯通了海上絲綢之路。
明州(唐置，治鄮縣，即今寧波市南，後移今寧波市。五代時，吳越改名鄞縣)，水航極為方便。西由余姚江(姚江)聯通大運河，東由甬江東出東海，聯結海上絲綢之路。由此港海路赴日，是中日之間距離最短的航線。唐代日本多次遣唐使、阿倍仲麻呂(朝衡，晁衡)、名僧空海等均系沿此航線入華。
阿倍仲麻呂，唐開元(713-741年)初隨遣唐使入華，年16歲。“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為朝衡”(《舊唐書·日本唐傳》)。他常隨唐玄宗往來洛陽，《全唐詩》收有唐著名詩人儲光羲的《洛中貽朝校書衡》一詩：
萬國朝天中，東隅道最長。
朝生美無度，高駕仕春坊。
出入蓬山裡，逍遙伊水旁。
……
朝生即朝衡(晁衡)，“天中”指洛陽，伊水，流經洛陽。五代十國時，明州與高麗(今朝鮮)、東南亞、西亞等眾多國家交往。宋時置市舶司，為重要貿易港口。
由上述內容可以看出，作為隋、唐、北宋的首都(或陪都)，作為陸上絲綢之路的東端起點，作為隋唐大運河的中心，洛陽和海上絲綢之路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四、已經被公佈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洛陽大運河遺產點
為轉運或貯存由運河運到洛陽的糧食，在洛陽及其周邊修建了多座糧倉，如今日現義境內的興洛倉(洛口倉)、今河南孟州境內的河陽倉、隋唐洛陽城北七里的回洛倉，城內的含嘉倉、子羅倉等。其中尤以興洛倉、回洛倉、含嘉倉更重要。
興洛倉(洛口倉)，位於鞏義市東北、沙魚溝村西到窯村東的廣闊高原上，近洛口。據《資治通鑑》載：隋大業二年(606後)，“置洛口倉於現東南原上，築倉城，週迴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並鎮兵千人”。
大業十三年(617年)春，李密率精兵七千，攻取興洛倉，佔據倉城，打開糧倉，賑濟災民，百姓紛紛歸附義軍，李密的隊伍很快壯大，並多次打敗隋軍，步步逼近東都洛陽。不久，在興洛倉城建立了政權。由於眾望所歸，李密被翟讓和眾將領擁戴為主，稱“魏公”，年號“永平”。接著，李密率兵攻克鞏縣(今鞏義市)，輕取回洛倉，兵臨洛陽城，雙方戰於東都洛陽郊外。
含嘉倉位於隋唐洛陽城宮城東北角之外、東城北面、今洛陽老城北郊帶，始建於大業元年，唐代曾擴建並大規模使用含嘉倉。自1971年元月開始，文物工作者對含嘉倉進行鑽探發掘，取得了大量考古資料，有重要價值。
整座倉城為長方形，南北長710米，東西寬612米，總面積約43萬平方米，由城牆、道路、倉窖和管理區等部分組成。城牆為夯築。其中北牆和南牆即外廓城的北牆和東城的北牆，東牆北起北牆東端，南與東城東牆相連，西牆壓在現代建築之下。倉城四面各有一門：南含嘉門、北德猷門、西倉中門、東倉東門。德猷門是糧食輸出的門戶。倉城內有寬12米的東西大道、寬10米的南北大道各一條，把倉城內分成四個區，也是進出糧食的主要通道。東南部為漕運碼頭，南部、東北部為糧窖區，已探出近300座倉窖，東西成行，南北成排，井然有序。按其排列推算應共有400餘座倉窖。倉窖之間小路縱橫交錯，在2米寬的路面上，當年獨輪車、雙輪車的車轍痕跡，鑽探發掘時還歷歷在目。
倉窖口大底小，直徑大者18米，一般10多米，最深12米。據《通典食貨》卷十二載：唐天寶八年(749年)，含嘉倉貯糧583萬多擔，幾近當年全國大型官倉貯糧1265萬多擔的一半。新中國成立後，在考古發掘中曾發現一整窖穀子保存下來，共約50萬斤，雖已碳化，但顆粒可辨。
發掘出士的“銘磚”上面墨書(或陰刻)倉窖位置、編號、糧食來源、品種、數量、存放日期、管理官員姓名、職務等。所見年號，大多為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時期，有調露、光宅、天授、長壽、聖歷、開元等。糧食品種有糙米、粟、小豆等。來源有蘇州(江蘇蘇州)、徐州(江蘇徐州)、楚州(江蘇淮安)、潤州(江蘇鎮江)、滁州(安徽滁州)、隨州(湖北隨州)、越州(浙江紹興)、邢州(河北邢臺)、冀州(河北衡水市冀州區)、德州(山東德州)、濮州(河南濮陽)、滄州(河北滄縣)、魏州(河北大名)等(參見河南省博物館、洛陽市博物館《洛陽隋唐含嘉倉的發掘》、洛陽陽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洛陽市志・文物志》)。
回落倉位於今洛陽市老城東北郊，邙山南麓馬坡村、小李村西，310國道北、瀍河以東約600米處，始建於大業元年(605)，毀於隋末。
據考古資料可知：整個倉城呈長方形，東西長1000餘米，南北寬35米，包括管理區、倉窖區、道路等。倉窖之間，有十字形交錯的土路四條已發現倉窖200餘個，東西成排，南北成行，倉窖間距8-10米，據推測，應共有倉700餘個。
糧窖個體基本為口大底小的圓缸形，口徑一般10米左右，大者可達7、18米，深8米左右，最深者可達10米以上。倉窖出土遺物有磚、瓦、瓦當、石柱礎等建築材料，也有陶罐、陶甕、瓷盞、資硯等生活用品，均為隋至唐初遺物。
其中一倉窖內出土刻銘磚兩件，有“大業九年”“賓衛”字樣。《隋書・食貨志》載：“煬帝即位……始建東都……新置興洛及回洛倉。”《資治通鑑》卷一八〇載：隋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化七里，倉城週週回十里，穿三百窖”。《隋書・李密傳》載：“(李密)遣(裴)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回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略。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回洛倉而據之。由有關文獻及出土文物看，此處倉窖即應為隋代回洛倉(參見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洛陽市東北隋代倉窖遺址的發掘》)。
2014年6月，在中國大運河(包括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和浙東運河)申遺活動中，洛陽含嘉倉、回洛倉二處大運河遺址已被公佈為“世界文化遺產”。
本文為“大運河沿線八省市社科聯+北京市網信辦”聯合主辦的“我身邊的運河故事”徵集發佈活動(河南段)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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