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和定位，成为了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从此科技界涌动起无穷的活力，中国的科技事业开始了新一轮的飞奔。
一个复苏的季节到来了，科学家们获得了耕耘的权利，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中科院开始了大规模恢复重建科研机构的工作。然而究竟谁应该作为科研机构的领航者？邓小平讲了一句话，叫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而后一封来自院长方毅的辞职信，将中科院推向了大胆探求（探索）科研机构改革的道路。
1981年5月，一位谈吐幽默的长者踏着春天的脚步，走进了中科院的学部委员会。从这一刻起他正式执掌中国科学院，成为了第三任院长，他就是66岁的化学家卢嘉锡。
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卢老，他是中科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经过选举而产生的院长。卢嘉锡从事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研究，对中国原子簇化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所指导的新技术晶体材料科学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绩。
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是卢嘉锡所面临的最大难题。经89位学部委员联名建议，国家拨款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并且要面向全国。
1985年3月13日，一条消息震动了整个中国科技界。财政科技拨款制度改革打响了，这次改革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为了解放科技生产力，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在这套方案中，大部分研究机构事业费大幅缩减。有的甚至要求三五年内达到自给，而早在一年前，嗅到了国家改革气息的中科院，就率先在本系统开始了经费改革，成了第一个吃螃蟹者。
十年浩劫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百废待兴之际，国家投入又有限，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再加上科学院曾两次核减了事业费，除掉人员工资之后，科研经费所剩无几。
在当时的中国，人们称这样的群体大逆不道，这件事情很快就引起了极大争议。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这时一篇新华社的内参让事情有了转机，1983年初，当时胡启立、方毅等，对此事先后做了批示。
这个批示犹如一剂定心丸，让忐忑不安的创业者放下了心里的包袱。由此在中关村的大街小巷，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各种科技企业，陈春先也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
198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下海者说》的报导。为科学院的创业者摇旗呐喊，“下海”也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词。到1987年底，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F”形地带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已经有148家，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有中科院的背景，有的是科学院人员自筹资金成立的公司，有些是科学院直接投资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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