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17年底，萬通地產僅剩一塊待開發土地，面積為29.28萬平方米；萬通地產2017年全年營業收入為32.95億元，甚至沒能超過2008年的業績，這組數字成為萬通遠離地產主流的真實寫照。和萬通地產的境遇相同，萬通地產創始人、萬通控股董事局主席馮侖，這位曾經的“地產思想家”如今已淡出地產圈，和曾經的“萬通六君子”之一潘石屹一道轉型成為“公眾人物”。
以水滸的方式進入，以商人的方式退出
曾經在地產圈，“萬通六君子”的老大哥馮侖有著和王石不相上下的影響力，被業界譽為地產圈的“段子手”、“思想家”。
這位20歲入黨，27從中央黨校研究生院畢業，46歲獲得中國社科院法學博士，早年間寫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職能》一書的馮侖，與業內眾多大佬相比，擁有更為深厚的學術功底和思想深度。
王石曾經評價熟讀馬列哲學的馮侖“多少有點烏托邦”。也正是這種敢於實踐理想的性格，讓馮侖在1989年毅然離開海南省委改革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的位置，“下海”經商。從商之初馮侖便成為中國商界風雲人物牟其中的助手。1990年底，馮侖從北京的一家信託公司借到了500萬元作為啟動資金，在海南開始了他的地產征途。
1991年馮侖拿下海口一別墅項目，挖到第一桶金。萬通集團成立之初，馮侖、潘石屹、王功權、劉軍、王啟富、易小迪“六君子”按照“水滸模式”，以水泊梁山的“座有序、利無別”的組織方式平分了集團65％的股權。馮侖認為，在集團成立初期，產權從不明晰到明晰的過渡中，“平均主義”是比較好的做法。在他看來，創業沒有貨幣資本，人力資本便是無比重要、不可替代且難以估價的，因此6人平分股權成為相對合理的選擇。
1993年，海南地產泡沫破裂，馮侖和萬通北上進入北京市場，萬通新世界一炮而紅，成為首都西二環的重要地標。這一項目的成功也把馮侖和萬通的行業地位推至巔峰。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合夥時間長了，6人內部的分歧越來越多，到1995年，6人之間發生了第一次震盪，三位合夥人要求退出。從1995年到2003年間，王啟富、潘石屹、易小迪、劉軍、王功權相繼離開。王啟富等人退出萬通的過程，馮侖用“討價還價”來形容，儘管談判過程充滿曲折，但結果彼此都接受。
“以江湖的方式進入，以商人的方式退出”，馮侖指出通過談判，讓“六君子”再見還是朋友。
押注輕資產，萬通錯失“野蠻生長”
在獨掌萬通後，馮侖提出了“學先進、傍大款、走正道”， 改走“輕資產”之路。馮侖提出，萬通將實施“導演+製片”的輕資產模式，由專業的房地產投資和資產管理公司負責運營商業地產項目，實現收入的多元化，並始終將“輕資產”模式視為轉型的終極目標。
這一戰略讓萬通地產在此後的住宅土地市場缺乏大動作。縮減住宅投資，致力於商業地產，也讓萬通的資金流動變緩，擴張節奏趨緩。
然而，就在萬通押注“輕資產”時，中國地產的“跑馬圈地”時代正進入新一個黃金週期。萬科、恆大、萬達等企業都在“大規模拿地開發”狂奔向前。因此當萬科等公司營收早已突破千億時，放棄幹“體力活”而轉向“手藝活”的萬通，業績則總在50億上下浮動，逐漸淡出主流房企隊列。
分析萬通掉隊的原因，有人認為6君子分家，萬通的資源和團隊被分裂；也有人說是土地招拍掛之後萬通實力不夠，拼真金白銀拿不到土地；還有人認為是萬通在商業地產、工業地產、立體城市多線佈局，分散力量，結果萬通樣樣“不通”。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評價或許才是正解，他認為馮侖一直給人一種理想化、詩意的人生態度。這種特質，在萬通的業務開發和經營中也會體現出來。馮侖著有《野蠻生長》一書，但是萬通的經營卻顯得很中規中矩。萬通在業務發展上的步子邁不開，缺乏大房企咄咄逼人的戰略擴張態勢。
對於這段錯失的“野蠻生長”期，馮侖自己是這樣總結的：“2002年後，萬通剛剛還完債，我們不想高負債，用高槓杆來撬動市場，結果萬通失去了一段發展的好時期。於是慢慢地，安全變成了企業最大的目標，萬通開始了‘窒息式死亡’。”
殘酷的市場法則從來不會因為藍圖和規劃的美好而懷有惻隱之心，萬通地產的發展都並未遂順馮侖的心願。如今馮侖淡出地產主流，曾經的“六君子”也如流星散落，但馮侖和萬通在中國地產發展最初階段的探索和經驗，早已成為留給開發商的寶貴經驗，並一直在地產江湖中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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