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跟著工人遷徙的現象在中國出現了。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可以說明國內有多少加工工廠往內地的河南、湖北、四川、安徽遷移，但身處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卻明顯地感覺出這樣的趨勢。
2015年4月。河南周口市商水縣。5點45分，手機鬧鐘響起。趙惠娟伸手把鈴聲摁掉，起床。
半個小時後，趙惠娟把兒子叫醒。兒子極不情願地起來穿衣、洗漱、吃早飯。
6點45分，母子二人準時出門。今年剛上小學一年級的兒子要趕在7點15分之前趕到學校。送完兒子以後，她便可以放心去工廠上班。
趙惠娟所在服飾加工廠的上班時間是每天早上七點五十分，不過她騎自行車通常只要20分鐘就可以到達。換上工作服，把披散下來的頭髮紮成馬尾，低頭看看時間差不多了，趙惠娟便同工友們一起進入車間。
回家鄉上班去
趙惠娟今年31歲，14年前她離開家到經濟更發達的長三角去打工。“時間過的真快。”趙惠娟說。2008年，在家人的催促下，趙惠娟回老家相親，然後迅速結婚生子，“在老家，我已經算是晚的了。”
和她一樣外出打工的同鄉女孩子幾乎都是沿著這樣的生活軌跡行進。“唸完初中出來打工，過幾年就回老家結婚。”趙惠娟說她們這裡的女孩子鮮少外嫁。
“這兩年，市裡、縣裡建了很多工廠，都要招人。”趙惠娟現在一個月的收入比她當時七年前在外打工時多不了多少，聽說現在沿海城市的工資已經翻了翻，但她不羨慕，“老家消費比大城市低，而且親戚朋友之間還能有個照應。”
2009年，姜信陽發現，他在南通的服裝加工廠裡工人人手不夠用了。“那些從內地來打工的女孩子，做著做著就沒人影了。她們過年回家然後過完年常常就不回來上班了。”在中國大多數的服裝加工廠裡，女性工人佔到8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超過90%。
早幾年前，姜信陽的工廠和河南商水的一家職業學校有合作，職校開設培訓班，向工廠輸送工人。所以他在南通的服裝廠裡有許多河南籍打工者。人員不斷迴流讓他決定去河南當地考察。他證實了趙惠娟的說法，“當地的風俗是女孩兒不外嫁，最好就是本村的，最差也要是隔壁村。”
樓小軍的服裝廠位於鄭州郊區。說是廠，其實裡面不過有三四十個工人而已。樓小軍目前的訂單源於他的前老闆陳賢忠。離開前，樓小軍已是廠裡的一個監工，熟悉服裝代工的整個流程，一年的收入和一個大城市白領的年薪差不多，“一個月一萬多，還是賬面上的。你信不信?”2014年年底，他回到家鄉創業，自己做了老闆。
“杭州那邊的老闆自己開始做品牌，原來接的訂單做不完，就外發給到我這裡。”樓小軍在車間裡忙進忙出。他信心十足，今年的計劃是擴充到100個工人。“在這行做了十幾年，有了資源。”他補充說，“這裡（鄭州）的成本也(相對)便宜點。”
沿路驅車開往樓小軍的廠，那一帶幾乎都是xx服裝廠的標識。“大的一千多人，小的十幾個人也有。”按照樓小軍說的話，是“各有各的活法”，許多大工廠接了單子，有些來不及，就會外發給附近的小工廠甚至小的加工作坊來操作，業內稱“飛單”。
河南省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2012年~2014年，河南省農村外出務工人員選擇到省外務工的比例逐年下降，分別為47.4%、43.6%和39.0%;選擇在本地務工的比例逐年增加，分別為24.2%、30.3%和38.1%。
家鄉風俗習俗、大城市生活壓力、老家同樣有商機等原因讓他們選擇回到老家工作。
這也許是好事。但對有一些人來說卻不是。比如姜信陽。
老闆跟著工人內遷
時鐘指向上午11點半。
姜信陽在車間裡走了一圈後發現襯衣檢驗處的機器沒有擺好，他立刻把小組長叫來。剛說完，電話就響了。前兩天接待的日本客戶已經到了機場。
姜信陽內遷到河南的服裝工廠
姜信陽的服裝工廠1992年在江蘇南通創立，當時是中日合資。1997年經濟危機，日方撤資，姜信陽的家族全盤接下了這個工廠。
“南通工廠裡的本地工人平均年齡已經超過40歲，而那些最早從事這個行業的工廠老闆年齡大多都接近60歲。”在姜信陽看來，沿海地區的富裕讓當地的人口紅利不復存在。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80、90後的獨生子女幾乎不可能到工廠裡來工作，老一代的工人年紀大了，但新的卻接不上，於是當地諸多服飾加工廠出現了工人斷檔。“即使有訂單也不敢接，因為沒有人來做。”姜信陽說。
劉易斯拐點出現了。
於是，姜信陽從河南考察回來後拍板決定舉家內遷。2010年，他們將南通的工廠搬到了比河南東部的周口，這裡經濟水平要比鄭州落後許多。“我來的時候，這裡沒有酒店，我們住在招待所裡，晚上起來上廁所，開燈一看地上都是蟑螂。”
雖然如此，他還是覺得，這裡毫無疑問比他的家鄉更加容易招到工人。此外，綜合成本的上漲也是讓他內遷的一個重要原因。“工廠租金、人工工資、工人的待遇都在漲。”姜信陽嘆氣道，“10年前，工人工資只有現在的一半不到，但客戶給的訂單價相比下幾乎沒有上漲過。”
工廠跟著工人遷徙的現象在中國出現了。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可以說明國內有多少加工工廠往內地的河南、湖北、四川、安徽遷移，但身處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卻明顯地感覺出這樣的趨勢。
距離樓小軍廠十公里有一個服裝加工園區，那裡匯聚了80多家服裝類的加工廠，大多數都是幾年前政府招商引資吸引來的大工廠。
這些工廠多從江浙等地搬過來。現在的運輸時間比原來大約增加了10個小時左右，而運輸成本平攤到每件衣服上則不過增加了0.1~0.2元。這與沿海那些日益增加的租金以及人力平均成本一比，就不算什麼了。
但姜信陽並不承認內地的工人便宜很多。他稱，大多數服裝工廠給予工人的工資都是按件計算，比如一個熨燙襯衣的工人完成600件，按照0.3元一件來算，每天就可以賺180元，月工資4680元(服裝工廠單休)。傳統沿海的加工廠工作時間很長，不論是珠三角還是長三角，加班到晚上9、10點的現象很正常。但在內地，工廠的工作時間沒有那麼久。以他的工廠為例，工人中午12點放工。她們有一個小時休息的時間。下午1點開工。如果按照正常8小時的上班時間，工人們應該是下午5點下班，不過工廠規定的下班時間是7點鐘。當然多出來的兩個小時算是加班。
此外，姜信陽說，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內地的人工水平也不能與沿海地區的工人比。計算一個新手，操作不熟練，那麼也許她一天只能熨燙300、400件衣服。“這也就是為什麼江浙的工人平均一個月可以拿到三、四千甚至更高，而內地的只有兩、三千。”他說，也許其它成本會降下來，比如工廠的租金、稅收(不少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給予企業的優惠政策)等其它方面。
不過，上述這些優勢也許將不復存在。
2014 年11月27日國務院下發的《關於清理規範稅收等優惠政策的通知》。這份被稱為62號文件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實規範各類稅收等優惠政策，包括統一稅收政策制定權限、規範非稅等收入管理以及嚴格財政支出管理;全面清理已有的各類稅收等優惠政策;建立健全長效機制等。簡而言之，62號文件主要內容就是不允許用稅收等優惠補貼來盲目競爭招商，規範企業稅收管理制度。
“再往內地遷的工廠就享受不到原來的那些優惠政策了。”姜信陽說自己“運氣很好”。他的工廠現在有近3000人，平均年齡24歲。他的計劃是在2017年增加一倍的人數。
另一個“對手”出現了
那麼，那些位於沿海地區的服裝加工廠已經大規模往內地遷移了嗎?也許未必。
中國服裝協會常務副會長陳大鵬掌握的數據顯示，目前珠三角和長三角的服飾加工廠依舊佔比75%。“雖然是有內遷的現象，但這個產業不會完全轉移，沿海的技術、成熟度遠超過內地。”陳大鵬表示，內地工廠的發展需要一個過程。
即使已經往內遷，但姜信陽在南通的工廠還是保留了500多人的規模，貿易、採購、設計、板房還留在南通，“這裡的工人不行，很多習慣需要慢慢培養。”據他說，目前培訓工人上崗的時間從原來的15天增加到了現在的35天。
還有另一個讓國內加工廠們擔心的問題是，國內壓力山大，開沒能踹口氣，國外的競爭對手也出現了。
品牌商們開始核算成本，特別是那些外資品牌。UNIQILO、ZARA、H&M等快時尚提供給消費者更便宜的貨品，它們需要找到更廉價的供貨商。東南亞成為另一個選擇。相對於中國，那裡的人工無疑更便宜：一個越南工人月工資大約是200美元，柬埔寨為120美元，孟加拉和緬甸只有50~80元美元。 除了人工便宜，相對於中國9%的出口稅費，東南亞出口日本可享受免費稅費。
縱觀國內，凡客誠品將部分訂單轉移到孟加拉，寧波申洲針織集團斥資3000萬美元在柬埔寨建立紡織工廠，“試水海外生產”逐漸成為國內大中型紡織服裝企業的新趨勢。
但東南亞真的可以替代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嗎?
一些日本、香港的公司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曾表示，柬埔寨工廠效率低下，“中國有最好的技術工人，柬埔寨在努力追趕。”由於技術工人及當地監管者的緊缺及過高的電力成本，投資者對在柬埔寨投資仍然感到束手束腳。
柬埔寨服裝製造協會秘書長盧肯恩(KenLoo)對《華爾街日報》說：“柬埔寨不可能承擔起從中國撤走的全部訂單。”盧肯恩表示：“從中國撤走的訂單達到數百億美元。東南亞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吃掉’。”
很多從事服裝行業的人還是相信中國未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還是有不可取代的優勢。陳大鵬稱，通常中國大陸工廠的交貨期是35天，但東南亞需要60~75天。“物料都在國內，需要從中國運出去。”
找到了更多解決辦法
作為中國首批對外開放的14個沿海城市之一，南通匯集了一批國內最早出口到日本的服飾訂單加工。2010年前後，一位開設日本服裝出口貿易公司的人士稱，日子最難過的是那些專接日本外貿單的工廠。“許多工廠的利潤甚至下降了50%。”最要命的是，國內的工廠缺乏議價能力。這位人士說他的一個下家工廠從原來的13000人縮減到了600多人。
上海服裝協會會長戴自毅說，國內的服裝業依舊不景氣。但聰明的工廠主們已經找到辦法去應付危機。
姜信陽手上的客戶已經不再是當年的100%的日本客戶，調整後，目前的客戶構成大約是一半外貿一半內貿，他的國內客戶有以純、森馬、拉夏貝爾、歐時力等，他給這些品牌做OEM(貼牌加工)。“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風險太大。”
而在浙江杭州，這個主要從事女裝行業的城市，得益於馬雲的阿里巴巴，這裡有著大量的“淘品牌”。
陳賢忠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他擁有一個兩三百人的服裝加工廠，兩年前創立了一個自己的品牌。“就是放在網上賣，自產自銷。”據陳賢忠稱，他自創的品牌吊牌價(FOB)可以是成本的10倍以上。
“很多杭州工廠都是這樣，現在加工廠太難做了，淘寶那麼發達，杭州很多加工廠都是邊做（自己）品牌邊代工（OEM）。”他說。
自創品牌的利潤無疑非常豐厚。這樣的解決方案被陳大鵬提倡，“加工廠應該走多元化路線，只幫別人做訂單很容易走死路。”
據悉，UNIQLO的FOB報價是成本的3倍，ZARA和H&M的則大約在4~5倍。而一些國內品牌他們的FOB報價往往是成本價格的7-8倍，有些甚至更高。但這並不意味著快時尚的的利潤會少。”邏輯是一樣的。“姜信陽說，有些國內品牌訂單隻有1000~2000件，但像UNIQLO這種單品的訂單甚至可以達到10萬件。“雖然給工廠的訂單價格低，但批量大了，工廠也一樣接單賺錢。而品牌商則也是跑量，成本低了，它們就可以以低的價格出售給消費者。”
本土的品牌近年來的業績都在下滑。不少品牌企業也給其他公司做OEM“搶”服裝加工廠的生意：比如希努爾男裝給UNIQLO加工做男裝，而另一家更為知名的波司登則給多家品牌加工羽絨服。這家公司去年公佈的中期業績顯示，截至2014年9月，其貼牌加工業務收入達10.11億，大幅上升54.8%，佔該集團收入的35.5%。
好消息是，據海關總署近日發佈的一季度出口數據顯示，中國紡織品、服裝等七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同比增長6.1%，佔中國外貿出口總值的20%。智造引領轉型、變革商業模式、開拓國際市場，加快服裝業回暖已成為與會服裝業人士共識。
戴自毅說，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未來還會不斷有服裝加工廠關門、數量也會萎縮，但會留下那些已經轉型成功的工廠，它們的規模會越來越大。
2018年青島國際服裝服飾展覽會
時間：2018.6.28-30
地點：青島國際博覽中心（即墨溫泉二路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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