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尷尬的盛名

鄭孝胥:尷尬的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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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尴尬的盛名

上圖:1932年9月15日,偽滿洲“總理”鄭孝胥與日本“駐滿全權大使”武藤信義在長春簽訂《日滿議定書》,為自己的漢奸行徑再添一筆

鄭孝胥之“留名”,在於他做了漢奸。假設他保住晚節,不去天寒地凍的東北當什麼偽滿朝廷的“總理大臣”,人們想起他的時候,更加會佩服其書法成就和滿腹學問。然而歷史不能假設,鄭孝胥終究是貨真價實地做了偽總理大臣,於是,他的“名聲”連不怎麼鍾愛書法的人也知道中國近代有他這麼一號。

郑孝胥:尴尬的盛名

有人把民國時期書法劃分為五個流派,鄭孝胥是其中一個流派的創始者,其書法地位可想而知。這五個流派:吳昌碩的“吳派”、康有為的“康派”、于右任的“於派”、鄭孝胥的“鄭派”和李瑞清的“李派”。其中,康有為是保皇黨死硬分子,于右任則是國民黨元老,但誰也不像鄭孝胥那樣令人唾棄。康有為後半生自然是走上倒退道路,他以後即使也保皇,終竟不能掩其煌煌盛名,並且,他沒有跑到東北去進入溥儀偽政權。于右任的政治作為一直有點像溫吞水,但不妨礙他始終受著人們的普遍尊重。鄭孝胥就不一樣了,他是處心積慮地投靠日本人扶持的溥儀偽政權,不惜出賣民族利益。

郑孝胥:尴尬的盛名

投靠日寇,加入偽政權,是鄭孝胥一生的轉折點,自那以後,他與日本關東軍上層人物廣泛接觸,溥儀小朝廷在東三省的影響,都成為鄭孝胥書法聲名鵲起的強力藉助。一時,東三省的機關、學校、社會團體甚至商店的字號到處可見鄭的手筆。通過“外交”途徑,他的字還漂洋過海,傳至日本和韓國,在異域引出不少追慕者。

這裡,我們怎麼也繞不開由字及人的評說,這也是中國藝術的一種傳統,自有其道理在。“字如其人”的老話是不應該作簡單理解的,字不見得如其人的外在形象,但與其人的心理狀態、性情密碼總是有相當緊密的關聯性。鄭氏的字裡字外,透著一番得意,其單字無不呈上肥下瘦、上密下疏、左舒右展、長袖善舞之態,此亦其人乎? 作為清朝最後的臣子,鄭孝胥與別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他總是以依賴外國勢力為基本思路。他也是改革派,但他是往賣國上改。有人問他何以強國,他以二字相答,曰“借款”。他的“道理”是外國人借款給我,他窮了,我富了。其實天下哪有這麼簡單的事情,錢給你,你不付出點代價,行嗎?

這代價,就是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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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後,鄭氏以遺老蟄居於滬上。那陣子他以鬻書為生,與唐涉江等組成“麗澤文社”,以文會友,書名日增。後又開創“有恆心字社”,以課諸舊家子弟,不再四出宦遊,他的書法倒是得以更加純熟。這一時期,大多數前清遺臣已看清天下大勢,即便思想守舊,而對重回舊日已不抱希望,但鄭氏不然,他絕不甘於寂寞,不會就守在書齋裡度日,所以,他後來奉溥儀命在天津一住七年,與日本人反覆接觸,為清廷復辟做種種準備。

1931年,滿洲事變發生,鄭孝胥所等待的機會終於來了,他勸說溥儀前往滿洲,他則出面與日方達成建立滿洲國的協議,並負責起草滿洲國“國歌”與“建國宣言”。偽滿洲國成立後,鄭孝胥出任總理兼陸軍大臣、文教部長,並與日本關東軍代表武藤信義簽訂日滿議定書,承認日本在滿洲國的特殊地位與駐軍權。至此,鄭孝胥的賣國之策進入實質性的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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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儀後來在《我的前半生》中說鄭與自己的關係,猶如當年的榮祿與慈禧,足見當年的溥儀對他的倚重。

鄭孝胥曾有個著名的“三共論”:“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當然,他所說的“共產”是指國民革命。用溥儀的話來說:“他認為中國老百姓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他比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發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術,西洋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家的禁衛軍也要由客卿訓練、統領。”

當然,後來日本人又把他一腳踢開,正是因為他不單單依靠日本,而且還期望與歐美勾結,而那樣,就會干擾日本獨吞中國的計劃。正因為他手中還握著投靠歐美的底牌,所以有時對日本人顯得不那麼服帖,終於使自己於1935年5月失勢。三年之後,1938年,他在長春走到生命盡頭。他的死,有兩種說法,一說為“暴病”,一說為日本人毒殺。他被葬於瀋陽市東陵區高坎鎮七間房村。生於東南,宦遊湘粵,賣身東北,漢奸之名永遠地凝凍在他身上了。

郑孝胥:尴尬的盛名

單以一人之得失而論,鄭孝胥實在是得不償失,一入泥淖,人們對他個人才華的評價不能不受牽累。清末民初的文士中,他在書法方面是立門創派的,追隨者很多。鄭孝胥的弟子極多,為人所熟知的徐志摩、林語堂、曹聚仁等文化名人,都曾列其門下。此外,他絕不是隻會吟詩作書的書呆子,他極有經濟頭腦,又有實際幹才,曾任京漢鐵路南段總辦,後又任上海江南製造局總辦。任廣西龍州邊防督辦時,曾創立邊防武建軍,對固邊起了相當作用。他又是個會把自己的財產盤活的人,在上海入股商務印書館,在天津投資啟新洋灰公司和天津中原公司,還入股辦過《世界誠報》,是好幾家大公司的董事。

你不能說他缺少才幹、不能說他天賦不足、不能說他沒有主見、不能說他一味守舊,也不能說他一事無成,甚至不能說他生不逢時——實際上,清末民初的中國,正是各種人才競相展示的大舞臺,他什麼都具備了,只是在一點上,然而正是最重要的一點上,他的人生走進一個拐點,這個“點”卻是一個原則,是秦檜和岳飛的分水嶺。順帶說一下,秦檜也是很有才的,所謂“宋體”字,據說就是他創出來的,後來的人們用其字而不以“秦體”稱之,也算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吧。

郑孝胥:尴尬的盛名

人品壞了,再高的技藝也徒勞。鄭孝胥的尷尬也在於此。清亡後他寄居上海十三年,雖由“帝師”而變為布衣,但崇拜他的造訪者、求字者絡繹不絕,甚至像康有為、吳昌碩那樣的前輩宿儒都親登其門。但當他委身日寇豢養的偽政權後,詩壇、書壇都恥於與之為伍,甚至舊時的鐵桿好友陳衍、昌廣生等都與他斷然絕交。

鄭孝胥有一部日記,起自光緒八年,止於民國二十七年,計56年。這部書,算是鄭氏留在人間的特殊的有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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