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琴兒
配圖為李鴻章，而非梁啟超。
個人的意見是：對這句話不必過度解讀。
首先，梁啟超為何對國民寄予過高期望
梁啟超曾參與戊戌變法，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變革，以失敗而告終。雖然維新派自稱是慈禧太后從中作梗，但事實上，許多反對戊戌變法的人並非“後黨”。
戊戌變法缺乏細緻的規劃，也沒有遇到困難時的預案。維新黨領袖康有為官場經驗甚少，對高層政治運作只有想象，沒有實際接觸過，所以常常失去現實感，以為有好的想法，就必然會產生好的結果。
戊戌變法以模仿為主，維新黨聽說西方首都前有廣場，可壯聲威，因此要求前門大柵欄的商人統統停業，準備強制拓寬道路，導致民怨沸騰；聽說西方國家精兵簡政，便要搞機構改革，想當然地裁員，致大批中小官僚乾脆拒絕上班，在家待變。
可以說，戊戌變法雖然時間很短，但物議沸騰，給“後黨”反擊提供了口實。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黨在海外堅持“黑白敘事”，將光緒塗抹成明君聖主，將慈禧太后描繪成無惡不作，其實光緒不太信任康有為，而慈禧與光緒本有協商餘地。
作為戊戌變法的重要參與者，梁啟超誠實地意識到：變法未能得到百姓的關注，絕大多數人採取了旁觀態度，導致維新黨缺乏政治資源，無法與後黨對抗。
康有為傾向於坐等慈禧太后死去，繼續走“自上而下”去改的道路，但梁啟超意識到，當時反對專制已成國際趨勢，康式道路給籌款帶來很大不便，加上樑與孫中山交流後，漸漸認同了革命思想，因此也開始主張自下而上。所以，他轉而對國民（而非精英）寄予更多期望。
其次，梁啟超清楚地意識到國民與民的區別
到海外後，梁啟超視野漸廣，所以清晰地提出了國民與傳統民的區別。他發現，西方列強的國民意識非常強，人民願意為國效勞，這是其競爭力的重要來源，而傳統制度下，民除了交稅之外，與皇帝再無聯繫，皇帝不負擔基本的保障，也不承諾任何權力，結果皇權就成了一個掠奪機制，成為零義務絕對權力的存在。
梁啟超的這些觀點與孫中山非常接近，引發康有為不滿，經康“痛毆”後，梁啟超不得不又暫時回到維新黨的團隊中，而孫中山為拉攏梁，將自己的哥哥孫眉介紹給梁，孫眉在檀香山頗有人脈，幫助梁爭取了大量海外贊助，梁迴歸康，從此得罪了革命黨，以致梁晚年不得不由政入學。
梁啟超行文極快，語言富號召力，到日本後，他成為維新黨對外宣傳的核心，遂有康梁之說。
梁啟超對國民的辨析在當時影響非常大，並進一步提出新民說，被稱為“新民之父”。
第三，新民的意義與短板
對國民寄予過高期望，希望從下往上變革國家，對民提出更高要求，讓他們去做新民，這確實有時代意義，畢竟現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現代化，如果人沒有現代化，只有器物的現代化，依然是無法成功的。
可問題在於，新民建立在對人的否定上，言外之意，只有成為新民，才有存在的價值，這樣就滑向了用時代需要和理性來反對人的深淵。
那麼，怎樣的民才算新民呢？顯然，這個標準依然要精英來制定，只有梁啟超批准你是新民，你才擁有了更高一等的人的資格，可梁啟超對現代化的瞭解又有多少呢？
梁啟超之所以要新民，目的是“強國強種”，這就非常功利化，畢竟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強必須服從普遍道義，不能為了國家強，就去掠奪別人、屠殺別人，那和西方列強又有什麼區別呢？這些問題，梁啟超當時沒有做深入思考。
第四，梁啟超後來又回到東方文化中
一戰結束後，梁啟超去歐洲旅遊，此時他所屬的“研究系”基本被拆除在北洋政府外，所以他別尋出路。
到歐洲後，看到一戰的慘烈結果，梁啟超對自己原有的說法開始產生懷疑，但以他的思想能力和學養，不足以進行更深的檢討，因此再度發生急轉，開始走向東方文化，因為他所見的思想資源就那麼多，這個不行就去選擇另一個。
不否認梁啟超的真誠，但近代以降，這樣真誠的誤國者實在太多，他們眼界狹窄，又沒時間思考，閱讀亦不充分，很少與專家討論，只憑個人簡單經驗和直覺，便妄下判斷，以為作為外行，自己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也都能耍得開，結果常常因其不專業的想法和行為，給國家利益造成損失。
第五，世界競爭真的不在國而在民嗎
不否認，強調國民的自覺，提高國民的素質，這肯定能提高國家的競爭力，但國家競爭力是多種因素組成的，不能只談一點。
做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用牛拉車，如果讓它們相反去拉，則每頭牛都很賣力，它們的能力也很強，可車依然是不會往前走的。所以，管理技術的精進，正確的安排，包括社會的強壯、市場的健康、良好的大環境等，可能都更重要，而這些方面的知識，梁啟超涉獵太少，所以他看到的世界過分簡單，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所以他有一種幻覺，總以為有一勞永逸、一蹴而就的解決方案。
應該尊重前人的努力和奮鬥，批評梁啟超的想法與行為，不等於否定他這個人，而是要說明，我們今天不能只停留在他的思考層面上，畢竟在他之後這幾十年（梁啟超世於1929年），是人類思想、文化、學術空前進步的時代，在今天，有更豐富的思想工具、學術成果出現，我們應該充分學習這些新知識。給前人以溫情，但要比他們想的更多、學的更多，少犯他們曾犯的錯誤，這可能更有益。
老虎他爹
這是梁啟超先生在《李鴻章傳》中的話語，在梁啟超先生看來，今日世界之改變，關鍵在於國民思想的改變，由下而上的變革，才能徹底。
理解先生的話，我們需要對其著書的背景做一個瞭解，十九世紀中期，工業革命已經在英國完成，並且擴散到歐洲很多國家，在這場大變革中，大清王朝落後了，還一直處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然而，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得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一步一步的陷入深淵，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了沉痛的災難。
雖然腐朽的清王朝也進行了變革，但是結果並不盡人意，尤其是戊戌變法的失敗，面對著嚴重的民族危急和腐朽無能的清政府，梁啟超先生等一眾新青年帶來了新的思想，他們這群時代的先行者們思考著、探尋著這個古老國家的新出路。而且也由此開始意思到，國民思想的改變，才能夠由下而上，徹底的改變這個國家的命運。
由著先生所處的時代，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能夠感到先生愛國之心切，民族之大義。回過頭來在品味先生的話語：“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殊不知泰西諸國，所以能化畛域、除故習、布新憲、致富強者，其機恆發自下，而非發自上。而求其此機之何以能發，則必有一二先覺。”
您，感受到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