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果仁們怎麼看待在各國發生的校園性騷擾？
日本東京某一流大學的女研究生和子想起三年前被老師性騷擾的場景，仍然感到“非常噁心”。
與她有著同類遭遇的日本大學生，並不少見。據《朝日新聞》報道，去年，東京學藝大學的一名副教授存在每天和學生髮信息等騷擾行為，金澤大學的一名老師與學生進行了身體接觸，有時還會擁抱。
關於性騷擾，東京大學《防止騷擾的倫理與體制綱領》的定義是：“讓他人不愉快的跟性有關的言行。包括身體接觸、跟性有關內容的發言等。其中‘跟性有關的言行’不僅包括性的關心與起因於欲求的言行，還包括涉及性別差異的言行。對方對‘跟性有關的言行’覺得不快，基本上都是性騷擾，是對人格權的侵害。”
日本大學設有專門機構處理校園性騷擾，日本文部省2014年發佈的數據顯示，99.1%的大學設置了“性騷擾預防委員會”或“騷擾相談（諮詢）室”（以下簡稱相談室），58.8%的大學常設調查機關。
有的高校很早就開始預防校園性騷擾。岡山大學三十九年前制定了《防止性騷擾規定》。2005年，早稻田大學合併“性騷擾防止委員會”“性騷擾信息委員會”等機構，成立“騷擾防止委員會”。一些大學在學院、研究所也設立了相談室。
相談室的組成人員，有的學校全是老師，有的也包括校外法律學及心理學、精神醫學等專家。
今年從東京大學畢業的櫻依告訴《後窗》，讀研期間，相談室會在學院或研究室開學的說明會上介紹相關工作，“研究生都知道相談室的存在。”
（日本法政大學市ヶ谷校園騷擾相談室。圖片來自法政大學官方網站。）
早稻田大學在回覆《後窗》的郵件中寫到，學校一年約有180個學生來相談室諮詢，半數以上的學生選擇電話方式，其次是郵件，“工作人員不會問學生的性別。”取得聯繫之後，多數學生會再來一次相談室，現場諮詢，除了性騷擾，還會諮詢學術騷擾、權力騷擾，“學術騷擾（類似中國大學裡老師支配、壓榨學生的行為）稍微多一點。”
一旦經過相談室調查確認性騷擾屬實，以東京大學為例，調查委員會會對雙方進行“通知”“調停”，對教師予以“防止再犯”的措施勸告，並公開這一處理結果。被投訴人和投訴人的隱私都會被保護。
如果性騷擾嚴重到不能調解的地步，涉案教師可能會面臨懲戒處分。
據《朝日新聞》報道，今年4月早稻田大學一名教師被停職三個月，起因是學生向騷擾防止委員會投訴他性騷擾，委員會調查確認後，對他給予懲戒處分。為了避免學生可能遭到的報復，學校沒有公佈教師的年齡和職業等信息。
2017年，東京學藝大學相談室確認了一起學生被副教授性騷擾的案例，涉案教師被停職三個月。同樣的情況發生在金澤大學，涉案教師被停職14天。校長當時對媒體說：“非常遺憾，對學生、監護人、以及相關人員衷心道歉”。
在這種約束下，日本有些老師與學生交流時會很小心。當了5年講師的男老師K告訴《後窗》，由於專業的關係，他的課上有很多女生。跟學生吃飯時，不論男女，他不會只帶一個學生，一定會喊好幾個人一起去。在辦公室裡指導學生時，一定會開著門，保持別人能看到的狀態。
K也不會談論女學生的外表。要是對一個女生說“你剪髮了”，女生可能會誤會他喜歡上了她，會覺得受到了性騷擾。
近日，我國高校性騷擾事件引起廣泛關注，人們討論如何建立一套機制來懲戒施害者，防止類似事件重演。
很多人想到借鑑日本的相談室機制。人們好奇，在一個有投訴和受理性騷擾問題機構的校園，當日本女大學生遭遇了性騷擾，她們會怎麼做？相談室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我們聯繫了三位日本女大學生——和子、美里、友裡惠，她們講述了自己的遭遇，結果和我們預想中的不太一樣。
以下是和子、美里、友裡惠的口述：
和子，東京某大學女研究生
我三年前被一位男教師性騷擾。
由於他和我處在同一個研究領域，所以我沒有和任何人說過這事，我現在也不想說當時他是怎麼對我性騷擾的，我感到非常噁心。
當時，我跟教師表達了強烈不滿，沒有覺得害怕，太噁心了！我責難他，是希望讓他意識到自己做錯事，傷害了我。
這位教師的反應，卻像“我沒做錯事”的樣子。
我覺得，當學生敬仰老師的學術能力時，有些老師會誤認為學生愛上了他。
責難老師後，很難再受他的指導了。我心裡想，“為什麼會這樣？”
我沒去大學的相談室。我看到網上一些人評價說，一般大學裡的相談室是用來清除學生被性騷擾問題的，或者是保護老師而拋棄學生的地方。我也不相信相談室能保證匿名，不太清楚諮詢之後，自己能對學校要求什麼。
我也沒有去法院投訴，因為不知道在別人眼裡這是否可以判斷為性騷擾，也不想通過公開信息受到負面影響。
我怕在這個不大的圈子裡，如果投訴比自己有權力的人，可能不是他，而是自己會被踢出去。
如果沒被性騷擾，我和他的師生關係可能會非常好，這真令人遺憾。但我後來一想，之所以我和他的關係很好，也可能是因為他有所圖謀。想到這裡我很傷心。
我認為，在被性騷擾的現場，女生立即做出激烈的反抗很難。很多人是後來才慢慢理解這些事情，慢慢感到受傷。
所以，即使學生沒有做出很激烈的反應，也希望老師們認識到自己的重大權力。尤其那些自以為和學生差不多年紀的年輕老師，不要有超越師生關係之外的東西。
對於中國那些受到性騷擾的女生，我的建議是，一旦你覺得“這可能是性騷擾”，就應該去找朋友或瞭解性騷擾問題的人聊天。通過第三者確認這是性騷擾，可以更客觀地看自己面臨的問題。這樣，在問題還不大的時候就能處理好問題，一旦傷害變大了就很難跟別人說了，自己也可能不會去想當時的行為，會開始害怕受到負面影響而不去投訴。
（日本東京大學校園。圖片來自網絡。）
美里，日本某大學文科女研究生
我去過學校研究所裡的相談室諮詢教師T性騷擾我的事情。
當我把情況告訴了相談員，他跟我說：“我最近忙著比你的案例更深刻的案例。”
這個案例對我已經很深刻了，而且還是讓我傷心很久的經歷，但相談室的委員長沒有理解我。
一些相談員還在T可能在場的地方跟我提這個事，我覺得他缺乏保密的態度。按照規定，相談室可以成立調查委員會來調查案件，但必須是學生自己申請，因為相談員的態度，我越來越懷疑學校的諮詢體制。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排除性騷擾加害者的系統，而像是清除性騷擾受害者的。
所以，我沒有繼續在相談室諮詢了，而是通過其他方式摸索解決問題的方法，找到了願意幫我的老師和同學。
最初，我跟一位教授諮詢這件事該怎麼處理的時候，他說教師之間由於職責或身份的緣故，也會發生騷擾，但對未發生或沒有證據的事情，他不方便去警告。如果以沒有被確認的根據而責備助手，這也可能被認為是一種騷擾（權力騷擾）。
學術行業裡常常會發生職場裡不會發生的情況。由於學校的專業不能隨便改，所以學生不會太頻繁地轉學或是轉崗，研究者會長期待在一個專業裡，性騷擾問題容易被隱藏，被暗中了結。
可能跟我一樣苦惱的人也很多吧。大家在同一個業界競爭，那些對性騷擾不敏感的人會長期留下，其他人要麼意識到了性騷擾繼續忍耐、繼續研究，要麼離開這裡，不做研究。
我不希望其他人也這樣苦惱，如果解決了這個問題，拿到學位，我想在以後通過合適的方式來分享自己的體驗，當然，分享的時候，我會考慮這次幫助我的老師和朋友是否會受到負面影響。
相談室如果要發揮作用，最好不要只是讓研究所的老師參與，還要有那些研究性騷擾問題的專家（諮詢師等）共同參與。通過與外部人的合作，來保證相談室的應對質量。
之所以沒去法庭起訴，因為我覺得我的案例能在研究所範圍內解決好。我沒有明確的證據，訴訟負擔太大，現在只要避免跟T接觸，就可以容忍損失，雖然這樣會降低研究效率。
友裡恵，東京某大學醫學女研究生
對我性騷擾的老師，是一位50多歲的副教授，他有妻子有孩子。
他是一門必修課的老師，由於課程很難，我經常課後找他問問題，也會發郵件向他請教。
課程結束時，全班同學都要做結業展示。我們展示完畢，副教授跟我說：“下次一起去吃飯吧”，我以為其他同學也會一起去，就答應了他。我到了現場後，沒想到，只有我和他兩個人。
那是東京的一家意大利餐廳，我們喝了一點酒。副教授嘴裡含著飯，對我說：“我沒有很多戀愛經驗，就這樣跟你一起聊天是個很新鮮的事情，我很幸福”。
我覺得有點奇怪。
當時我前天吃了海蠣子，吃飯的時候肚子不舒服，就沒吃多少，早點回家了。
那天，副教授說他不懂LINE的用法，要我教他怎麼用，我加了他的LINE號碼。後來，副教授每天向我發五六條LINE。
我沒回復。但他持續在發，內容大多是“今天的月亮叫〜〜，有這樣的由來”“今天我去看了向日葵，給你發個照片”。
考慮到這些不是什麼黃色內容，就沒怎麼在意，只是，他幾個月每天給我發這些，我覺得奇怪。
某一天，副教授叫我過來他和其他老師一起到辦公室拿書。在辦公室，他借給我幾本書，說：“你應該喜歡這些。”
我回家一翻，發現有本書是黃色小說，第一頁就有了肉體描述。其他幾本書也跟性有關。
我突然感覺到了噁心。他不在辦公室的時候，我把書偷偷放在他桌子上，那天他發LINE問我，“那本書看得怎麼樣？”我無語，只是說：“不是我喜歡的。”
我忍不下去了，直接跟副教授說：“其實你做的事情很打攪我，我希望跟你保持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如果你希望戀愛，我要拒絕”。
副教授就說：“不好意思，讓你誤會了”。
“啊？誤會？”我覺得他說的誤會是個藉口。當時他沒有對我發火，也沒有跟其他人說我壞話，所以我覺得還好。那之後，他就停發了LINE等一系列行為。如果他繼續對我騷擾，那就太可怕了。
我沒去學校的相談室。我覺得，相談室不是保護學生的地方，而是為了消除學生跟老師之間的衝突的，像“防波堤”那樣的地方。
我也不希望被別人看到自己去相談室，也不想跟老師們說自己的姓名和年級。
我現在想想，當時副教授也許是出於寂寞才來找我，但還是不要找學生吧。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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