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縱即逝的磷光
——思鬱《帶一本書遠離人群》序
●曹亞瑟
誰人年少時沒點輕狂。這就是西方典籍對我的影響，思鬱估計比我理智多了。後來，我轉而沉湎於中國古籍，深陷不能自拔，尤喜文人別集和歷代筆記。那天與思鬱聊起，陳寅恪、錢鍾書都是遊歷西方的飽學碩儒，中年之後紛紛轉向中國古籍，從此不離不棄，這似乎已成為中國文人學者的通例。思鬱深以為然。他說這方面正是自己的短板，所以讓我推薦幾本好看易讀的古籍。我記得為他找了《袁中郎尺牘》《肉蒲團》幾本書（哈，從推薦書目看我也是誤人子弟），讓他先培養興趣。只是此後思鬱發表的文章仍以西學評介為主，我想或許他正在行“打通”之術吧。
我知道作為職業讀書人和寫作者既是幸運的，也是極為辛苦的。一個例子是，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一書誕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裡，他在帆布包裡裝個筆記本，在槍聲的間隙裡不斷寫作。他的美國學生諾爾曼·馬克康姆回憶，維特根斯坦戰後在劍橋大學擔任哲學教授時，因為不喜歡學院式生活，也不擅長講課，所以對當職業哲學家非常厭倦，他不僅幾次勸說馬克康姆不要把哲學當作職業，自己後來也索性辭去了劍橋大學的教職。他曾對別人嘲弄地說：“羅素現在還在搞哲學，這不會毀掉他自己吧？”離開劍橋後，維特根斯坦離群索居，晚年一直生活在愛爾蘭鄉下的農莊和一處海邊漁村裡。我很理解維特根斯坦的心態，當支撐愛好的是一份興趣而不是一份職業時，會在裡面投入更大精力。
看到這些，我想我似乎過慮了。思鬱依然快活地遊弋在西方學人理論與八卦之中。在他的筆下，我們不時能看到王爾德因為“男-男”關係“有傷風化”而被判入獄兩年，有戀母情結的羅蘭·巴特和有戀子情結的蘇珊·桑塔格被他拎出對比，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來自雷蒙·阿隆的啟發，腰封起源於《追憶似水年華》獲龔古爾獎，昆德拉是不是個“告密者”姑且存疑，薩繆爾·貝克特老早就是個毒舌，薇拉為了納博科夫竟放棄自己的天賦，成為作家遺孀在俄羅斯已繁衍為一種職業，等等等等。這些文化史的片羽碎金，本來散落在眾多典籍之中，被思鬱一一撿拾，彙集在一起，使那個時代稍縱即逝的磷光，能對現世折射出一點靈光。
按照本雅明的說法，文人雅士應該成為波德萊爾筆下的“波希米亞人”和“閒逛者”，他通過這種方式來尋找靈感和編織自己的關係網絡。當然那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期，報刊稿酬空前高漲，大仲馬每年能獲得十萬多法郎的報酬，拉馬丁靠寫作更是能拿到高達四十萬法郎的回報。他無法逆料現今的報刊體系會逐漸崩塌，失去這一支撐，原來的“閒逛者”生涯已難以為繼了。
我知道這項工作的不易。思鬱平素讀的很多書非常小眾，以至於在圖書館裡它們也會處於長期休眠當中。他的新居很快就被書籍填滿了。藏書家只是他作為書評人的一個副產品而已。好奇的訪客見到這許多書一般都會問起這個問題：“這些書你都讀完了嗎？”我們都曾被這個無聊的疑問折磨得啼笑皆非，這我想起翁貝託·艾柯在《別想擺脫書》裡與讓-克洛德·卡里埃爾的對話，他是這樣回答的，可供思鬱借鑑。第一種：“不。這些只不過是我下週要讀的書。我讀過的書都在大學裡。”第二種則是：“我一本都沒讀過。不然我留著它們幹嗎？”用艾柯的話說，我們每個人家裡都會有十幾本、幾百本乃至上千本沒讀過的書，只是總有那麼一天，我們拿起這些書，發現自己瞭解其中的內容。怎麼會有這種情況？他解釋說：“第一種解釋屬於神秘學範疇，我本人無法接受：書的波會傳到我們身上。第二種解釋：這些年來，我們不是真的沒有翻開過這本書，我們好幾回把它移來移去，也許還翻閱過，只是自己記不得罷了。第三種解釋：這些年我們讀了一堆援引這部著作的書，這使得我們最終也熟悉了著作本身。因此，有很多方法可以讓我們瞭解沒讀過的書。”
其實，按照烏拉圭作家卡洛斯·M.多明蓋茲在《紙房子》中的說法，持續購置某些主題的書籍，正是我們據此認識世界、詮釋世界的過程。“我們藉由這個過程讓書目逐步完備；我們從尚未擁有的某部書籍的相關數據入手，然後當我們購得那部書，它又將我們帶往另一部書籍。一旦閱讀，我非得查閱那部著作的所有相關批註，完全搞通書中全部含義不可，所以當我有空拿起一本書，有時候只是為了徹底讀懂其中某一章節，甚至還得同時翻閱其他二十本書才行。”
也許，就在那個瓜瓞綿綿的讀書過程中，又一個博學鴻儒煉成了。世界只有在這時才會收起它猙獰的一面，顯露出它迷人的另一面。我們則用書築起一個圍城，在裡面稍稍吐納一口空氣，迷醉一下自己。如此而已。
本文系《帶一本書遠離人群》的序言，思鬱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第一版，定價：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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