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上期，今天我們繼續說說成都的大米故事（民國時期）。
想當年（1910年）湖南長沙的米荒事件中，一農戶辛辛苦苦挑水一整天，所得的80文錢全數交予妻子，並囑咐其到就近的米店買一升米。但當妻子到達米店時，夥計告知米價已漲到每升85文，餓了幾天肚子的她竟然絕望地選擇了跳河自殺。悲不自勝，農戶晚上回家，抱著兩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也投水自盡了。
故事讓人唏噓，而1940年的成都更甚，米價從最開始的11元一石，僅半年左右的時間，就飆升到了118元每石，十倍之巨，真真是讓老百姓們痛不堪言！因為沒有更為詳細的史料作為佐證，我們無法想象當時的成都市民是怎樣挺過去的。
1940年，正值抗日戰爭的緊急關頭，前方節節失利，後方受到威脅，物價飛漲，法幣貶值，米源失調，不少權勢閥門、大戶奸商囤積糧食，操縱市場，嚴重妨礙軍需（軍隊路上載運糧食時有發生），影響民食，造成人為糧荒。國民黨大手筆著手米價管制，甚至還殺了“囤糧的市長”（上期有作介紹），米價仍就暴漲不已。但這些手段，只不過是當局用來緩和矛盾而已。由於利益的驅使，一定是以不觸及統治階級和他的上層集團的利益為前提的。
那麼當時的政府，用了哪些具體的補救措施呢？
一種是：“打擊囤積居奇的奸商”，限令米店開門營業。省市政府對囤積居奇者，儘管三令五申要嚴加懲處，亦不過查封提成，平價出售而已，且所查戶數雖有數十至數百，但均為小戶。對於囤積上千石、萬石的大戶，就望而不見、不敢過問。而限令米店開門，則是讓中、小米店有限地裝裝門面，賣個把鐘頭的米就翻牌告畢了。
一種是賣“沖銷米”，意思是政府出面賣官價米來“沖銷”私商的高價米。其實這都是些數量有限的陳倉爛米。與此相應的還勒令私商賣“平價米”。所謂“平價米”有個特徵，就是在米里混雜有特意染了紅、綠、藍色的米粒，以防米商作假、扣量。一些後臺不硬而又沒有給當局者“塞包袱”（行賄）的中小米店往往是替罪羊：一夥公事人帶著顏色米闖進店，打著官腔將顏色米往米堆裡一混，這堆米便被罰作“平價米”勒令出售了。中小米店老闆對此噴嚏都不敢打一個，儘管憤憤不平，也只好自認倒黴。
還有一種是“賑荒濟貧”。某些政府要員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現，拔其九牛一毛而大肆鼓吹“賑災善舉”來緩解矛盾。賑濟的方式常有兩種：一為由當時的“善堂”這些機構來發“米飛子”——一種領賑濟米的單據，對象是常住城市的貧民；另一種是“施稀飯”——多為賑濟外來災民，災民們排著長隊，先領“稀飯牌子”，再魚貫而前，從“施飯人”那裡得到一兩瓢清湯湯稀飯以充飢。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雖然1940年5月16日成都市政府設立了平價米代銷處，由市內各區推出領米代表轉發各米店代售，以抑制米價，但這些代表領多發少，從中漁利。後經調查統計發現，各區僅在幾天時間之內，共領米2644石，而實際發出388石，舞弊嚴重。當時的糧食，就是由於這些囤積、舞弊、阻運、搶購的惡性循環，才致使全市的糧荒日趨嚴重。
至此，關於成都米市（民國）的故事暫且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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