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期，今天我们继续说说成都的大米故事（民国时期）。
想当年（1910年）湖南长沙的米荒事件中，一农户辛辛苦苦挑水一整天，所得的80文钱全数交予妻子，并嘱咐其到就近的米店买一升米。但当妻子到达米店时，伙计告知米价已涨到每升85文，饿了几天肚子的她竟然绝望地选择了跳河自杀。悲不自胜，农户晚上回家，抱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也投水自尽了。
故事让人唏嘘，而1940年的成都更甚，米价从最开始的11元一石，仅半年左右的时间，就飙升到了118元每石，十倍之巨，真真是让老百姓们痛不堪言！因为没有更为详细的史料作为佐证，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成都市民是怎样挺过去的。
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前方节节失利，后方受到威胁，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米源失调，不少权势阀门、大户奸商囤积粮食，操纵市场，严重妨碍军需（军队路上载运粮食时有发生），影响民食，造成人为粮荒。国民党大手笔着手米价管制，甚至还杀了“囤粮的市长”（上期有作介绍），米价仍就暴涨不已。但这些手段，只不过是当局用来缓和矛盾而已。由于利益的驱使，一定是以不触及统治阶级和他的上层集团的利益为前提的。
那么当时的政府，用了哪些具体的补救措施呢？
一种是：“打击囤积居奇的奸商”，限令米店开门营业。省市政府对囤积居奇者，尽管三令五申要严加惩处，亦不过查封提成，平价出售而已，且所查户数虽有数十至数百，但均为小户。对于囤积上千石、万石的大户，就望而不见、不敢过问。而限令米店开门，则是让中、小米店有限地装装门面，卖个把钟头的米就翻牌告毕了。
一种是卖“冲销米”，意思是政府出面卖官价米来“冲销”私商的高价米。其实这都是些数量有限的陈仓烂米。与此相应的还勒令私商卖“平价米”。所谓“平价米”有个特征，就是在米里混杂有特意染了红、绿、蓝色的米粒，以防米商作假、扣量。一些后台不硬而又没有给当局者“塞包袱”（行贿）的中小米店往往是替罪羊：一伙公事人带着颜色米闯进店，打着官腔将颜色米往米堆里一混，这堆米便被罚作“平价米”勒令出售了。中小米店老板对此喷嚏都不敢打一个，尽管愤愤不平，也只好自认倒霉。
还有一种是“赈荒济贫”。某些政府要员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拔其九牛一毛而大肆鼓吹“赈灾善举”来缓解矛盾。赈济的方式常有两种：一为由当时的“善堂”这些机构来发“米飞子”——一种领赈济米的单据，对象是常住城市的贫民；另一种是“施稀饭”——多为赈济外来灾民，灾民们排着长队，先领“稀饭牌子”，再鱼贯而前，从“施饭人”那里得到一两瓢清汤汤稀饭以充饥。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1940年5月16日成都市政府设立了平价米代销处，由市内各区推出领米代表转发各米店代售，以抑制米价，但这些代表领多发少，从中渔利。后经调查统计发现，各区仅在几天时间之内，共领米2644石，而实际发出388石，舞弊严重。当时的粮食，就是由于这些囤积、舞弊、阻运、抢购的恶性循环，才致使全市的粮荒日趋严重。
至此，关于成都米市（民国）的故事暂且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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