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先生楷書七言聯
說來慚愧，這幅對聯是我向徐俊先生討要而來者。這些年來，相識的朋友中有不少都是書法大家和名家，雖然我很希望得到他們的法書，但還是能忍住這個貪念，從未主動張口向朋友索要。這種作派倒不是因為虛偽，在我的概念裡，要把字寫得漂亮，除了天份，還需要長期練習，故而漂亮的書法乃是書寫者辛苦勞動的結果，張口就要，顯然沒有尊重勞動者的心血。
為什麼這次卻“初試雲雨情”的張了口呢？我當然能找出恰當的理由。此前不久，我看到徐俊先生在朋友圈中曬出了他寫的一副對聯，對聯的內容十分貼合我心，我自作多情的認為這副對聯肯定就是寫給我的，於是以願者上鉤的心態，直接問他，何時能賜下這副墨寶？沒成想，徐總告訴我，這幅對聯已經寄給了某位朋友。
這個結果難免令我失望，但我也為自己如此的多情而大感羞愧。可能徐總察覺到了我心態的變化，馬上安慰我說，會為我再寫一副對聯，但他同時申明，那副對聯是他刻意寫給某位朋友者，故而會另撰其他的內容來書寫。這讓我聽來也算是一女不能二嫁的操守，不管怎麼說，能夠得到這樣安慰獎，也算一種幸運，於是我再三道謝，而後靜候佳音。
有這麼一場誤會在，使得我收到這副對聯時，有了別樣的情感。該副對聯是用專門的紅格對聯紙書寫，並且以傳統的手工裱形式已經裝軸。贈人法書，還附帶手工裱，這份情誼讓我大為感動，正是徐總如此之大度，反令我今後更不敢跟朋友輕易張口。
徐總這副對聯的內容乃是鄭午昌先生聯語，上聯為“平原乞米唐摹帖”，下聯為“蘇沈良方宋版書”。上聯談的是法書，下聯談的是善本，這真是巧妙的結合。雖然此聯是鄭午昌所撰，但我覺得將此聯掛在我的書房中則更為恰當。
南陽漢畫像石刻拓片《狩獵射鹿圖》
此圖乃是南陽市建築設計院院長劉宛偉先生所贈。去年在滄州舉辦的閱讀高峰論壇會上，我得以結識劉院長，在聊天時，讓我得知其亦有藏書之好，尤其對古書的收藏頗為內行，他聊到拙作，均能點到其中的細節，而我下一步的出書計劃，他也同樣猜出幾分，看來這真應了李鐵梅的那句話：“都有一顆紅亮的心。”
關於南陽漢畫像，我是從魯迅的日記中知道這個名稱。我年幼時有集郵之好，50年代所出的郵票中，就有該畫像，一組四枚，當時並不明白為什麼要將這種黑乎乎的圖案印在郵票中，多年之後，方知魯迅對此曾做過系統的收藏。
由這段話可知，魯迅對古代的漢畫像看得何等之重，但這段話並不針對南陽的漢畫。2015年第8期的《魯迅研究月刊》上載有孫保瑞所撰《魯迅藏南陽漢畫之傳拓技藝考察》一文，此文首先統計出了魯迅藏漢畫像拓片的具體狀況：“魯迅一生，共收藏漢畫像拓片七百餘幅，其中山東三百四十餘幅，河南三百二十餘幅，四川、重慶、江蘇、甘肅等地四十餘幅。河南三百二十餘幅中，南陽二百三十五幅，重複三十幅。”
由此可見，魯迅所藏漢畫像拓片中，南陽一地所產者佔了不小的比例，而當年魯迅為了得到這些漢畫像，也費了不少的周折。1935年秋，在南陽當地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第一座漢畫像館得以成立，因為此館的建成，使得當地發現了更多的漢畫像石，而楊廷賓、王正朔所拓的十張漢畫像拓片由楊廷賓寄給了時在山西運城的王冶秋，王冶秋又將此轉寄給了魯迅，魯迅收到後十分高興，立即給王冶秋寫了回信，在感謝的同時又稱：
“又匯票一紙三十元，希向商務印書分館一取，後面要簽名蓋印，倘問寄款人，則寫在信面者是也。此款乞代拓南陽石刻，且須由拓工拓，因為外行人總不及拓工的。至於用紙，只須用中國連史就好（萬不要用洋紙），寄來的十幅中，只有一幅是洋紙，另外都就是中國連史紙，今附上標本。（但不看慣，恐也難辨）”
魯迅十分強調這樣的拓片要用中國手工紙來製作，他在1936年11月29日給王冶秋的信中又說到了這件事：“看楊君寄來的拓片，都是我之所謂的連史紙，並非洋紙，那麼，大約是河南人稱連史為‘磅紙’的了，‘磅’ 字有洋氣，不知道何以用這一個字。”而劉宛偉院長贈給我的這張拓片，恰恰是用一種厚實的手工紙所拓，這種紙頗具韌性，我卻未能搞清楚這種紙的名稱，但肯定不是魯迅所說的連史紙。
中國的古書，尤其是清代的刻本大多是用連史紙來刷印，但此紙很簿，刷書沒問題，而南陽畫像磚乃是頗為粗礪的石質，若用連史紙來拓，很容易出現破洞，故我懷疑魯迅所說的連史紙，與古書中慣用的連史紙，可能不是同一種紙。他所說的連史紙究竟是什麼紙性，以往我在魯博的展覽中卻未曾留意過，而今讀到了魯迅的這段所言，反而提醒我下次到魯博時，應當仔細看一看他得所到的南陽畫像石拓片究竟用的是什麼紙。
魯迅對於漢畫像石拓片的重視，並不單純是從美學角度著眼。他甚至認為這是考察秦漢時期生活狀態的直接證物，1934年2月11日他在給姚克的信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關於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茫無所知，耳目所及，也未知有專門的學者，倘查書，則夏曾佑之《中國古代史》最簡明。生活狀態，則我以為不如看漢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畫像’，此像《金石粹編》及《金石索》中皆有復刻，較看拓本為便，漢時習俗，實與秦無大異，循覽之後，頗能得其彷彿也。”
由此可以得知，魯迅為什麼如此看重漢畫像的本質原因。
為什麼在南陽地區會出現這麼多的漢畫像石呢？曾憲波在《魯迅收集南陽漢畫拓片始末》一文中，先對該物品給出瞭如此定義：“漢代畫像石刻是漢代墓葬中出土的一種雕刻與繪畫相結合的藝術珍品。”
接下來，曾先生又解釋了南陽出土眾多漢畫像的歷史原因，南陽出了這麼多的皇親貴戚，當時又實行厚葬，難怪當地有如此眾多的這類物品。對於該類物品的出土，絕不是上世紀30年代才發生的事情，曾憲波在文中寫到：
南陽漢代畫像石被髮掘的歷史很早，早在三國時，就有曹魏人將漢代畫像石從墓中拆出並移作它用。但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既不知其出處，亦不知其用途。許多已出土的南陽漢代畫像石散落郊野，任憑風剝雨蝕，有的則被用作飯桌、石凳、捶板石、腳踏石、上馬石、橋基等，這些珍貴的民族傳統文化遺產處境悽慘。
幸虧民國年間，出現了這樣一批有識之士，經過他們的努力，才使得漢畫像得以保存，而經過魯迅大力揄揚，才使得這類藝術史上的珍品廣人為知。經過劉宛偉院長的贈送，其中之一走入了寒齋，而這也成為了我所收藏的第一幅南陽漢畫像石拓片。
趙元禮手札
本月月初，我去參觀孔夫子網所辦的古舊書交流中心，此中心面積較大，分為三層樓，第一層是特裝本營業場所，二樓為古書與舊書，三樓主要是手札，每一層的面積都在300平米以上，如此大的陣仗，如此豐富的商品，以我所見，乃是私人所辦規模最大的古舊書交流場所。
聽工作人員聊天，這些商品既在店堂出售，也會掛在網上拍賣，從近兩年的情況看，近代名家手札的交易狀況最為火熱，這真可謂風水輪流轉，不知道這樣的勢頭能夠延續多長時間，但有更多的人喜愛傳統的手札，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是一件好事情。
我沿著手札區一一瀏覽，看到了太多的大名頭，其中之一乃是趙元禮給張次溪所寫的一段題辭，細讀這段內容，頗具史料價值：
次溪賢弟命名記題詞：
可道非常道，多師是我師，桐城通沆瀣，沽上蹔棲遲。立雪應無悶，凌雲會有期。辛動綿絕學，須記命名時。戊寅三月，弟梅趙元禮。
南野為次溪命名頗有深意，幼梅此作屬望尤殷，持此以記師友淵緣，洵雅事也。戊寅暮春。子通吳壽賢。
由此可知，這是趙元禮所寫的一首詩，內容則是關於張次溪起名之事，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文人小聚。趙元禮比張次溪大四十歲，卻稱他為賢弟，看來趙元禮對這位年輕人頗為屬意，此信落款“戊寅三月”，乃是1938年，這一年張次溪29歲，趙元禮已經70歲，第二年他就故去了。此紙尾端還有吳壽賢的題字，談到為張次溪命名之人為“南野”，關於南野為何人，我卻未曾瞭解。查陳玉堂編著的《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號“南野”者有張維和沈宗畸，兩人的卒年都夠不上戊寅，而王端履堂號為南野草堂，王的卒年早於這個時段，潘諮雖然號南野翁，亦與張次溪非同時代人。既然得不到相應的結果，只能以此求教方家，盼有知情者教誨於我。
這頁手札書寫在了商務印書館所制單色箋紙上，箋紙的圖案乃是出自楊祥所繪的《春江垂釣》，我也藏有不少的歷代手札，然而商務印書館所制箋紙卻是第一次看到。名家名箋，也許這是該頁墨跡定價4800元的原因吧。
而後我與和老師聊到了趙元禮，他說喜愛手札之人有不少人認為趙元禮的名氣有些小，然我卻對這種說法不首肯。也許是有天津生活的經驗，而天津的文化人提起“華孟嚴趙”，稱得上是如雷慣耳，而這裡的趙指的就是趙元禮，如何說他名氣太小的呢？
我的所言令和老師大感高興，立即讓工作人員打開玻璃櫃，以此持贈，我當然不好意思受如此貴重之禮，而和老師則稱送給賞識之人，也是件必然之事。再三推辭不過，只好笑納，我將其理解為“寶劍贈英雄”，當然，我知道，這種自誇之語有些臉皮厚，但能夠得到這幅墨跡，還是令我頗為開心。
《解碼臺灣史1550－1720》，翁佳音、黃驗合著
此書為遠流出版社董事長王榮文先生所贈。春節前的臺灣之行，其中一大收穫是參觀了遠流出版社，由此而令我對這家名社有了直觀的印象。在其公司展臺上，正好碼放著這本書，我順手拿起翻閱，裡面插圖之精美，排版之舒展，引得我忍不住讚歎了幾句，而王老闆順手拿起一冊，就題上了他的大名。
回來後翻看這部書，更加印證了我的“眼光不俗”，此書前印有早期荷蘭史研究專家江樹生所寫推介之文，接著是中研院研究員許雪姬對該書價值的簡介，而後是臺灣史著名學者吳密察的推介序言，此序的第一段話交待了本書作者的情況：
接下來吳密察講到了市面上流通的臺灣史書籍不能令人滿意之處，而後用如下一個段落講述到該書作者在研究手法上的特殊性：
翁佳音既可以利用外文文獻（主要是荷蘭文、英文與日文），又熟悉漢文史料和臺語（翁佳音一直認為這兩種材料更是重要），面對對於臺灣地理、民情、風俗等在地知識都鉅細靡遺地瞭然於胸。因此，他總是可以隨手拈來各種文獻 相互對證而見人所見。最近他在個人的FB上所連載的“地名的野生思考”，就是很多人每天期盼的“臺灣史地新知識”。
如此的學識，加上第一手材料，而後寫出這樣一本圖文並茂的通俗讀物，這也應該就是人們時常唸叨的“大家小書”吧。而有意思之處，在這篇推介序的後面，是兩位作者寫的“作者聯序”，翁佳音和黃驗以問答的形式寫了篇題為《假如歷史像一塊五花肉》的特殊序言，此序開頭的一段蓋帽兒文字就頗為吸引讀者眼球：
“葡萄牙船員航經臺灣海峽，遙望臺灣，樹木青籠而美麗，乃譽之為美麗之島（Ilha Formosa），於是臺灣之名，廣播於世！”許多教科書，大眾讀物如此描述西方世界第一次發現臺灣，發出這一聲驚歎，“福爾摩沙”一詞因此成為歐西人士對臺灣的定稱。但徵諸16－17世紀西方文獻，葡萄牙人講到Formosa，多半是指臺灣島北方的一個島嶼，並無“葡萄牙人驚歎美麗之島”的文獻依據，追根究柢，此說是後來的誤解、遐想與編造，逐漸訛傳成為定說、成為講述臺灣信史源流的一個標準化開場白。
原來臺灣島早期命名的說法是那樣的不靠譜。這段文字之後，翁黃二人以一問一答的方式闡述了相關有意思的話題，而我感興趣者，則是鄭成功究竟是因何病而亡？他們兩人的對談是：
老編：文獻上說，鄭成功左手臂長了幾顆腫瘤，因此延請駐在雲林貓兒乾的荷蘭醫生渡海去中國看病，何以另有“鄭成功罹患梅毒”之說？
學者：荷蘭文獻有的寫作morbum（病），有的寫成knobbellen（腫瘤），後者指病名，morbum是拉丁文，泛指生病。中國學者把morbum譯作“梅毒”，該書在臺灣出版前，我未能有機會訂正，殊為遺憾。翻譯失誤，會嚴重影響歷史圖像的重繪與論述的再建立，不能不慎。
翻看內文，專門有一個段落談到了鄭成功的死因：
鄭氏家族的際遇，堪稱“三代殘破”，1646年鄭母田川氏遭清軍蹂躪，自縊而死；1661年叛將黃梧向清朝獻策，挖掘鄭家祖墳；接著，鄭芝龍、鄭之豹兄弟及子孫共11人在北京被殺；1662年，鎮守廈門的繼承人鄭經，與乳母陳氏不倫生子的醜聞曝光，鄭成功認系元配重夫人治家不嚴，派人持令箭命鄭泰斬殺董夫人、鄭經與陳氏母子。黃廷、洪旭、鄭泰等駐廈部將，決定呈遞諸將公啟，“報恩有日，候闕無期”，表明抗命不從。6月中，鄭成功在臺灣城（熱蘭遮城）城堡上不時拿著千里鏡（望遠鏡）觀看海面，等待廈門來船覆命，但海面一片沉寂，音訊斷絕……6月23日，鄭成功憂憤而死。
餘外，這些對談中還談到了關帝與媽祖的排名問題，這也是很有意思的話題。原來，早期的臺灣有著那麼多有趣的故事。翻閱此書，讓原本很模糊的說法漸漸清晰了起來。
《古豔遇》，柳向春著。
前幾天收到一個包裹，除了一包別緻的茶葉，還有這本令人浮想聯翩的豔遇，然在豔遇前面加一個“古”字，這種結合多少令我無所適從，作者柳向春在扉頁上的題字更令我摸不著頭腦：“承袁女士命書贈韋力先生。”
在這裡我忍不住對國內的快遞單再暴發出第101次報怨：無論哪個公司的快件，其底單幾乎都是辨不出字跡，而每當我拆包裹之後，發現包中之物無法確認寄件人時，都會立即拿起原包裝，十分費力的辨識一番，而一半以上的努力都得不到結果，有時只能等一段時間對方問及是否收到時，方知道哪本書或哪件物品是哪位朋友所寄。
翻看這本大作，其中有一部分確實是我欲讀的內容，因為近期在撰寫《覓藝記》，這部分內容有一半以上涉及到了書法家和畫家，而《古豔遇》中，確實有多篇內容與之相關，雖然如此，我還是想從文字中解讀何為古豔遇。我讀到的篇章以《關於“美婢換書”與“美婢換馬”》與“豔遇”二字略約相近，本篇文章中引用了清代藏書家吳翌鳳在《遜志堂雜鈔》中講述的一則故事：
嘉靖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書，尤愛宋時鏤版，訪得吳門故家有宋槧袁宏《後漢紀》，系陸放翁、劉須溪、謝疊山三先生手評，飾以古錦玉籤，遂以一美婢易之，蓋非此不能得也。婢臨行，題詩於壁曰：“無端劉愛出深閨，猶勝前人換馬時。它日相逢莫惆悵，春風吹盡道旁枝。”吉士見詩惋惜，未幾捐館。
對於藏書家來說，得到無數的珍本之書，才是他們腦海中的江山，但有首歌名就叫《愛江山更愛美人》，非要做單向的二選一，顯然令人不能愜意。但歌中有這樣豪邁的詞句：“人生短短几個秋呀，不醉不罷休，東邊我的美人哪，西邊黃河流”，似乎人生還應當一碗水端平式的，愛江山，也愛美人，但骨灰級的藏書人顯然更願意將其解讀為“愛美人更愛江山”，否則的話，做不出這種大煞風景的“美婢換書”。
按說，故事講到這裡更有餘韻，但柳向春是謹嚴的學者，他必須做到“莫斯科不相信眼淚”，於是，他繼續尋根溯源，而後在明代彭大翼的《山堂肆考》中找到了東坡也曾幹過這等煞風景之事：
東坡謫黃州，臨行，有蔣運使餞公。公命春娘勸酒，蔣問春娘隨去否？公曰，欲還其母家。蔣曰，公去必須騎馬，我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春娘斂衽而前曰，妾聞景公斬廄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廄焚而不問馬，皆貴人踐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踐人矣。因佔一絕：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賤畜，胸中怨恨向誰伸。遂下階觸槐而死。
蘇東坡是文人完美形像的化身，他居然幹出這樣的事，人民絕不答應，而柳先生當然要順應民意，他在文中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但事實上，有關蘇軾的這個傳說多半不太可靠，而以婢女或美妾易馬的故事卻也並非僅僅這一起。
原來，在東坡之前，類似的故事有得是，為了以證所言不虛，柳向春在文中引用到多段歷史記載，以此來證明這種事安到東坡頭上，也不過是後世文人的編造，所以柳先生的結論是：蘇軾不曾有過換馬之事。讀到這裡，雖然並沒有什麼令人著迷的豔遇情節，但感情上的糾結終於得以歇息，東坡的完美形像得以修復，這怎令讀者不感念柳先生的美意。
除此之外，本書中還有多個篇章是我所感興趣者，比如《雷峰塔藏經若干問題芻議》，該文探討了雷峰塔經中關於磚孔藏經這種做法是否為錢俶首次使用的問題，那個時期，吳越國興盛法眼宗，而天台宗和律宗也有發展，但密宗與當時的情況卻少有提及，而柳向春由此經的發現為出發點，論述了錢俶製作此密宗陀羅尼經的內在心理。
因為雷峰塔所出《陀羅尼經》數量稀少，故流傳至今者，大多數是民國時期的翻刻本，如何能鑑定原刻和翻刻呢？前人整理出不少方法，而柳向春視角別樣：“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經著名詩人西湖陳莊主人陳曾壽鑑藏過的這些卷子，全為真品。”這句話真可謂道前人所未道。為什麼陳曾壽鑑藏過的雷峰塔經就都是真品呢？作者在文中作出了歸納推理，他是如何通過推理做出結論的呢？那就請有興趣的朋友買來此書拜讀吧。
《蘇州歷代人物大辭典》，李峰、湯鈺林編著
此書的快遞單依然看不清痕跡，既然是專門談蘇州人物的辭典，想來是蘇州朋友所贈者。如果以地區論，除北京之外的外地城市，我在蘇州相識的書友最多，我沉吟了一下，拔通了馬驥先生的電話，又是一發而中，果真是他寄贈者。他告訴我說，這部書是昨天下午讓順風快遞寄出來的，沒想到轉天上午就收到了。這樣的速度令我對快遞公司的詬病有所釋然。我問他為什麼贈這麼一部大書給我，馬兄告訴我，本書作者之一的湯鈺林原本是蘇州文化局局長，而沈燮元先生的兒子與湯局長是朋友，故得到了兩部，將其中之一轉贈給我。
翻看該書，湯鈺林在序言中介紹了本書的來由，原來這是“蘇州名人館”籌建過程中的副產品。2008年，蘇州市政府決定建蘇州美術館、文化館，同時籌建名人館，而那裡湯鈺林任蘇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蘇州市文物局局長，為此他組織了一些專家進行策劃論證，但限於當時的條件，這個名人館僅有2300平米的建築面積，顯然蘇州乃人文淵藪之地，這麼小的面積難以容得下那麼多的名人。在2001年底的一次論證會上，湯局長見到了蘇州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李峰教授，結果他們的商議應當編一本辭典，以此來作為該名人館的資料庫，而他們商議的最初方案是精選3000人，總計40萬字的體量，但是在編纂過程中，他們決定將蘇州歷代名人擴充為蘇州歷代人物，於是經過六年的辛勞，終於完成了這部大書，而該書收錄了與蘇州有關的歷代名人11820位，文字量也擴為了260多萬字。
作者之一的李峰在該書的前言中首先講述了蘇州地名的來由：
商末泰伯奔吳建國，春秋闔閭建都、夫差稱霸，孔學南傳，楚並吳越，華彩燦然。秦置吳縣，併為會稽郡治，東漢析置吳郡。南朝梁、陳一度改置吳州。隋初廢郡，改吳州為蘇州。以後幾改吳州、吳郡、蘇州，唐肅宗始定名蘇州。
接下來，他又講到了蘇州一地的地理範圍變遷，當然這樣的變遷文字之後還有幾個大的段落，我無法在此全部摘引，但前面部分的簡單論述，即可得知蘇州在歷史上有著何等重要的地位。
這樣的人名大辭典，乃是我長期以來的最愛，中國曆代名人浩瀚如海，搞文史研究經常會涉及到查不出的人物，而地方類人名大辭典往往能解決這類問題。然而隨著網絡的發達，很多人輕視這類大辭典的編纂，認為這些問題電腦全能解決，然我對這種看法不敢苟同。時至今日，機器已經能解決很多問題，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人類可能慢慢變成只會動腦的一團血肉，但即便如此，機器也並不能完全涵蓋人的思維。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我也承認網絡的發達，給材料搜索帶來了很多便利，但人們卻忘記了這種便利的基礎乃是人類對某些問題做出了定論，而機器也是重複這些定論而已，至少機器還不太可能主動從歷史中挖掘出一些不為經傳的人物，而後考證出他們在歷史上曾經做過哪些貢獻，因為下這樣的斷語，需要很多知識的綜合，比如我翻看這部1305頁之多的大辭典，當然我所找者乃是我感興趣的人物，不用說當然是歷代的藏書家。
就蘇州一地而言，名氣最大的藏書家非黃丕烈莫屬，本書中黃丕烈一條也就200餘字，我最感興趣者則是如下一句話：“黃壽鳳父，王嘉祿岳父，石韞玉中表弟，袁廷檮親家。”如此簡單的一句話，涵蓋出了黃丕烈跟當時一些名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因為大辭典體例的限定，每個人物不可能有大段的論述，如何用極其凝鍊的語言來概括某位名人的生平，這需要在大量的文獻中粹取出簡單的幾個字，我估計即便到了以後，機器也無法替代人來做這樣的萃取，而這也正是這類大辭典學術價值所在。
《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徐鵬緒等著
此書為徐鵬緒、趙連昌兩位先生所贈，因投遞到了我的舊地址，所以最近才收到。在該書的首頁看到撰稿人的名字，除了以上兩位，另有李廣、逄錦波、李強、邢啟龍四位。
該書前有五位專家所寫的鑑定意見，其中王富仁教授稱讚該書曰：
從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產生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從1949年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正式醞釀建立至今也已有60年。對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中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成果做文獻學上的系統完整地整理和總結的著作，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它的意義不僅在於對以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的總結和陳述，同時也是正式建構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開始。其意義是重大的。
劉躍進先生在評述本書之前，先講了這樣一段話：
事實上，自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就有一批學者致力於中國現代文學文獻的整理和發掘工作，並取得了卓越成就。進入21世紀之後，又有更多的學者潛心從事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研究，使這一領域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顯學，並引起了廣泛關注。但從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局部研究和個案研究最為活躍，而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作為一個分支學科，尚缺乏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和有效的操作規範。
正如劉先生所言，中國文獻學的研究以往主要是將古代典籍作為研究主體，而現代文學則主要是一些散篇的論述，並未形成系統化的專著，也正因為如此，徐鵬緒等先生的這部大作是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的。接下來，他又對本書的突出特色及主要建樹列出四點，以我的興趣，當然是認為第四點最為難得：
最為可貴的是，本書在討論各類文獻的研究方法時，始終以中國古代文獻和西方現代文獻學為參照，但又不拘泥於其中的理論教條，而是根據中國現代文學文獻的特徵，在融合傳播學、闡釋學、接受美學等多種理論資料基礎上，創造性地建構起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和構想。思路縝密，態度客觀，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和實用性。
劉躍進所指出的第四點特色，最重要之處乃是在中國古代文獻學和西方現代文獻學之間，經過綜合不同的理念，創造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學大框架。然而翻看本書，依然能夠看到其整體概念乃是對中國傳統文獻學的繼承和延續。關於文獻學，無論古今都應當以區分版本為第一著眼點，既然如此，何為版，何為本，乃是首先需要界定外延與內涵的重要概念，而本專著亦不例外。對於版的概念，該專著首先稱：
“版”的名稱源於簡牘，原指用竹木剖制刮削而成適於書寫的竹簡、木版。王充《論衡·量知》篇說：“斷木為槧，析之為板，刀加剖削，乃成奏牘。”《說文解字·片部》說：“牘，版也”、“版，片也。”說明版原指木片，即所謂牘，又引申為竹片，即所謂簡，也就是簡牘。
這段話主要是敘述了“版”的來由，而談到“本”的問題時，同樣延用了這樣的敘述方式：
發展到用縑帛書寫時，往往用木軸為心將寫好的縑帛捲起來，稱為“卷軸”。將卷軸陳列在書架、書櫥，為了取閱方便，軸頭露在外邊，稱為“書根”，在書根上系以書籤標明書名及卷次。《說文解字》釋“木下曰本”，因而，本也就是“根”。可見，“本”是從“書根”演化而來的。正如近代藏書家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所說：“今人稱書下邊曰書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計數之詞。”可知版本之“本”，乃源於縑帛。
接下來的段落則是將版、本合為一詞，而後講述歷代版本學家對該詞的解讀，之後再談到西方印刷術的傳入，使得中國目錄版本學的內涵變得更加豐富。隨著科技的發展，以新形式記載和傳遞的文獻也有了版本概念，這正如人們所常說的“電子版”一詞。
由以上的這些敘述即可看出，該專著的寫作體例乃是由古及今，由內及外，而後將這些概念綜合在一起，以此來總結出現代文學版本並不能超越古今中外版本目錄之學的總體範疇，其只是整修概念上的延續，正是基於這種思路，本書中所界定出的概念名詞也綜合了以上的因素，除了敘述傳統雕版產生之後的三大系統，也會講到近百年來印書館、書局、圖書館等新概念。其鑑定方式依然有著紙張與裝幀、字體與字號、版面與款式、豎排及插圖等等細部概念。雖然文中會涉及傳統的稿抄校本、木活字、銅活字等，也同樣會提到石印本、影印本，以及油印本，這種系統化的歸類，能夠讓使用者清晰明瞭的將現代語境下的當代文學作品，以傳統思路將其歸類，而這也正是該書的重要貢獻之一。
《鴻冥老人遊藝留珍》
此書為徐立先生所贈。徐立先生乃是現代書法家徐無聞先生的公子，我前往重慶徐立家採訪徐無聞先生事蹟時，他告訴我說，家中的藏書有一大半乃是祖父鴻冥老人所遺，而後他贈我三部著作，其中之一則為該書。
此書的裝訂方式，乃是簡裝式的線裝書，書前有鴻冥老人八十歲留影，可以看見這位老先生慈祥的讀書之態，接下來就是周虛白所撰《徐君益生墓誌銘》，此文的第一句為：“君徐姓，諱壽，字益生，號鴻冥。”以今天不恭敬的稱呼方式，鴻冥老人即為民國年間著名的書法家及藏書家徐壽先生。該書內收錄了他所刻的印蛻多方，從其篆刻風格來看，徐無聞先生傳承了其父的篆刻特色。後面則是徐壽先生真草隸篆的書法墨跡，他在書法上的多能，同樣被徐無聞先生所繼承。而我在徐府上，又看到了徐立先生多幅書法作品，可見他也傳承了家學。三代人都具有如此才能，真的令我感嘆不已。
《燭明室書課》，徐無聞著，徐立編
此書亦為徐立先生所贈，乃徐無聞先生的書法集。翻看該書，能讓我全面的瞭解到徐無聞先生在書法上的多才多能，這些作品中有他臨寫殷墟甲骨刻辭，而在以往，我僅留意到羅振玉先生在這方面的獨特才能。雖然也有很多人以甲骨體來做字形描繪，但少有人將其演化為一種容易辨識的書法藝術類型。本書內還有徐無聞以鐘鼎文為臨寫對象所創造出的字體，最具獨特面目者，乃是他將中山王鼎上的銘文演化成一種兼具符號性與抽象性的特殊字體。
當然，對秦漢碑的臨寫乃是中國書法家最下工夫之處，本書法集中收錄有徐無聞臨寫的《石鼓文》《嶧山刻石》《泰山刻石》《漢禮器碑》《張遷表頌》等等。以數量論，本書法集所收作品以臨唐碑數量最大，而其最後一篇收錄的乃是臨當代書法家潘伯鷹的墨跡。我從各種資料介紹中得知，徐無聞曾經拜潘伯鷹為師，這篇墨跡足以顯現出他的尊師之情。
本書的有價值之處，還在於這些書法作品乃是依年排列，這使得翻閱此書之人可以看出徐無聞在書法上不同時期的著眼點，以及他在不同時段所創造出的成就。
《二十世紀四川書法名家研究叢刊――徐無聞卷》，向黃主編
該書前有向黃先生撰寫的長文，題目為《立意不循俗，風規自可高――徐無聞學術、書法、篆刻評傳》。向黃在此文的小引中，對徐無聞先生的書法地位予以瞭如下綜述：
徐無聞是二十世紀四川書法的殿軍，是一位在眾多領域都取得很高成就的學者、詩人、書法家、篆刻家。他在書法、篆刻方面的研究與創作，展現了一個新的高度、新的境界。
向黃先生的這篇評傳基本上是徐無聞先生藝術經歷的簡介，這篇簡介先由家學談起，從中講述了徐無聞在鴻冥老人身邊得到的多方面教益以及相應的耳濡目染，接下來又論述了他成年之後的工作經歷，以及他向潘伯鷹等大家請教書法的過程：
一九六三年夏，學校推薦他去上海從郭紹虞學習古代文論。“因襟兄黃清華之介，兩次謁見沈（尹默）老請教書法。”又經吳密（雨僧）先生的介紹向潘伯鷹請教文學藝術，潘伯鷹送他一冊《長征印譜》。這次上海之行對於徐無聞來講影響是極大的。他說：“三十九年來，我請教過的前輩中，沈尹默先生給我的印象最深，請教的時間不長，收益很大，久久不忘。”沈老對筆法的研究與實踐，給徐無聞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在這些論述中，當然會提到徐無聞對篆刻的研究，徐無聞在《篆刻的關鍵在於篆》中講述到了如何能刻出好作品的基本要領：
篆刻要取得成功，我認為關鍵在於篆。印不論大小、繁簡，都要經過深思熟慮，反覆寫稿，一經寫定，刻起來就比較順利了。這與書法有一些區別，特別是行草，可以因為一時的興會，收到很好的效果。但篆刻一般不會出現這種現象，那種不寫而刻，或寫得很隨便的，只能在字較少，又不很難，技法很熟練的情形下，可能出現好作品。
徐無聞在篆刻上有如此的功力在，在書法方面又有那麼高的成就，那麼他是如何看待書法與篆刻之間的關係呢？該評論中收錄了他在《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中的所言：
篆刻這種藝術，需要有一定的書法藝術的基礎，但擅長書法的人，卻不一定都善篆刻。就某種意義上講，篆刻較之書法的侷限更大，因此難度也更高。在石上爭勝於分寸毫釐之間，往往比提筆揮寫尋丈巨幅費力得多。
除此之外，本序中還談到了徐無聞多方面的成就，由此可以看出徐無聞先生在各個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討研究，可惜天不假年，他沒能符合他的大名――永年。如果他真如曹操說的那樣“可得永年”，想來定然能夠創作出更多的成果。他自己曾經跟別人說過這樣的話：“別人一生打一口井，我打幾口井，現在我的井就要冒水了。”
文史之功需要長期的積累，他有著如此強大的藝術儲備，可惜在62歲就離世而去了，這真是令人感嘆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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