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存与死亡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也是人生的两极，非生即死。生因死的必然而显得更加珍贵，死也因生的可贵而具有更加深刻、更加神秘的意义。因此，对死亡的思索，实际上也是对人生存意义、生命价值的探求。
佛云：“世界是虚幻的，人生是苦难的。”余华善于运用跌宕甚至离奇的脱离于现实生活的叙述情节和形态、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将生活中的暴力和死亡淋漓尽致地加以展示，但他不是一味的执着于暴力和死亡，而是尽可能地融入了朴素的，不易被察觉的人文主义关怀。
细读作品，余华的不介入的第三者叙述方式是对在传统的创作中渗透和表现作家的审美理想的这一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颠覆，余华对血腥和暴力的叙述是冷漠的，但他并不是一个无深度的叙述者，不是在进行所谓的零度情感写作，而是隐含着深挚的人文关怀意识。
《活着》中福贵的一生都充斥着死亡，从年幼到中年，再到后面的老年时代。在他的一生中，先后送走了四代七个亲人。这七个亲人中，有父母，有儿女，有妻子，有孙子，如果换一种表述方式，福贵面对了自己所有直系血亲的死亡，一个人再惨痛也不过如此。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家”是人出生和死亡的起始点和归属点，人活一世，无论贫富贵贱，美丑善恶，构建家庭的权利和义务永远不会被磨灭，“家”是人生理和心理的最深层次和最切实的依靠。
福贵失去了所有亲人，最后，他就只好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地生活。死亡宿命笼罩着福贵，贯穿他生活的始终。戏剧化的人生经历给他带来过悲苦、灾难、喜悦和家庭的温馨，但终究逃脱不了死亡。
余华并不是单纯地叙述一件极端悲惨的人生，而是通过这注定悲哀的生命的反衬，更加凸显出生命的可贵与生存的勇气，活着的意义才得以昭示。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失去所有亲人意味着了然一身，无依无靠，关键之处在于失去了对生活的潜在希望和目标。福贵从亲人的相继离去中，体会到了生存的宝贵，生存是人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权利，与其死亡，福贵宁愿以任何形式，面对任何结局地活着。
生存大于一切死亡的集合，孤苦伶仃的福贵依然生活在大地上，举步维艰却又坚挺执着，余华在福贵身上凝聚了温情的人文关怀和死亡宿命的最终归宿。
余华笔下的所有人物，《兄弟》中的宋刚集中体现了人文关怀和死亡宿命的统一性。宋刚和李光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从小开始，宋刚就遵守母亲李兰教导，担当起哥哥的责任。父母死后，宋刚更是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兄弟李光头是他生命的唯一，是生活的唯一追诉。举手动足间流露出浓烈的兄弟情谊。结婚之后，宋刚无微不至的照顾妻子林红，挑起家庭的重担。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厂破产，宋刚作为这个镇上最诚实的人去卖假药，做整容手术，努力赚钱给予妻子宽裕的生活。
这期间，他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地情绪。到了最后，他知道林红和李光头发生关系，但他并没有责怪二人，只回归了当年和李光头的兄弟情谊，“李光头，你以前对我说过：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们还是兄弟；现在我想对你说：就是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
宋刚的生活轨迹是悲剧的，扭曲的，一生都为了兄弟李光头和妻子林红着想，到头来却在二人的“合力”压迫下选择了淡漠的死亡。他身上所展现的品质是值得社会肯定和学习的，但终究逃脱不了死亡的宿命。对于李光头，宋刚抱以了纯净的兄弟之情和厚重的父子之情，前者是从本质上来讲，后者是他自父母死后独立承担的一部分。异父异母的两个家庭走到了一起，经历了若干的风雨摇荡，展现出了非一般家庭可比拟的团结和凝聚力，宋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他对亲人的关怀和照顾是一种典型的人文主义关怀。
对于林红，宋刚承担了作为一个男人该承担的一切，对女性的尊重和爱护，在那个时代显得十分突兀，而宋刚却诠释的很好，体现了人文主义对女性的关怀。在两个最亲的亲人和合力欺辱下，宋刚选择了友好的死亡，这是宋刚的宿命，从一开始他选择了照顾李光头和林红时就注定了这个结果。这时，人文关怀和死亡宿命无形地统一到了一起，宋刚在自己源源不断的人文关怀中遭到了关怀所带来的对立面的“报复”，最终以死亡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二）
死亡与生存是二元对立的，从生理角度上讲，二者没有任何交集和边缘接触。死亡是一种宿命。宿命论认为万事万物，比如一个人的死亡时间、地点都已经被事先决定好了。在整个历史、宗教和文学中，都可以看到宿命论的存在。
人的生存过程充满着各种诱惑、坎坷和无奈，在某些时间和空间的特定组织下，人文关怀在死亡宿命考验下显得无足轻重。这主要是人对生、死这个概念的明晰化评价，以及自身对生存的极端渴望和对死亡的极端畏惧共同作用的结果。余华小说中，人文关怀和死亡宿命也存在着明显的对立性，他刻意去放大了单一人物所体现的单一特质，运用鲜明的人物形象对比，烘托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在这种性格条件下人物可能遇到的遭际命运。
余华小说中死亡宿命和人文关怀的对立有一部分是在人物性格和行为的不断变化发展中演进展开，这在《兄弟》中宋刚之妻林红身上体现最为丰富。林红在小说一开始，纯净，害羞，美丽，是若干男子梦寐以求的意淫对象，在和周围的人对肉体的渴望的对比中，更加体现了林红身上的品质。
对宋刚，林红一开始也是细致体贴的，一心和宋刚过着平淡如水却又甜蜜无比的幸福生活，成为了宋刚的贤惠妻子。这都体现着女性在生理与心理的美好统一，渗透着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而后宋刚的生病，工厂破产，她的精神依靠和感情寄托开始动摇，最终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空虚下抛弃了人性的尊严和伦理道德，成为了以交易肉体为职业的老鸨。
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交错必然会造成性格的多面性。从前期的纯净执着，一心沉浸于和宋刚的爱情之中，憧憬并营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到后期的自甘堕落，贪得无厌，林红这一人物形象出现明显蜕变，从人道主义的人性关怀到物欲横流之下的行尸走肉，人文关怀和死亡宿命明显对立，使人物出现悲剧式的性格转折，导致了各利害关系人物的畸形命运。
从表面上看，林红似乎造就了“红颜祸水”陈旧社会观。李光头和宋钢两兄弟因为她分道扬镳，反目成仇。而她自身的命运也极为悲惨，从一个青春玉女变成了一个放荡不羁的风流少妇，最后过着“出卖肉体，出卖灵魂”的生活，可是这样的林红，生活在这样一个浮躁、极端功利的时代，在遭遇了贫困、诱惑、背叛、丧夫等事件以后，最后沦落成一个发廊的老鸨，实在是不足为奇，甚至是顺理成章的。出卖肉体、背弃灵魂之后，在精神层次她已经死亡了，那个狂躁不羁、人性扭曲时代下的产物。
余华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呐喊》作者以“死亡叙述”为作品主题，弥漫了厚重的死亡气息。小说一开头写一个孩子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听到的一个女人“无依无靠的呼喊”，透出彻骨的漠然与悲凉。第二天，他见证一个陌生的黑衣男人的死亡。接下来，在这个被成人世界所冷落的孩子孙光林的成长过程中，他不但经历了弟弟、母亲、父亲、祖父、朋友苏宇、养父王立强的死亡，而且通过别的途径感知了曾祖父、外祖父等人的死亡。这些死去的人都曾在生活的“细雨”中呼喊和挣扎，但这种“呼喊”都是无力的，稍纵即逝，最终的结局都是死亡，隐喻了一个关于人类存在的寓言。
“‘细雨’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呼喊’是一种存在的方式，那么在真实的存在中人们选择不同的存在方式会有怎样的结局呢？小说中的‘死亡’意象对此做出了回答。‘细雨’与‘呼喊’统一于‘死亡’的终极指归，象征着存在的虚无。”在小说中，孙光林一开始是以善良的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他眼中饱含着对贫苦人民的同情与关爱。体现着浓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展现了他对生命的无比崇敬和留恋。
而孙光林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冷峻残酷的，一次又一次死亡宿命的真实体验让他感觉到了世事无情，生命廉价，在死亡面前，只能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死亡是最终的宿命。他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对生存的渴望。人文关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社会的漠然冷淡，变态的生存环境让他不得挣扎，人文关怀和死亡宿命再一次对立左右，在对立中，流露了现实世界的残酷和悲苦，以及人文关怀的稀缺和无助。